釀專訪|一頭酒醉的大象,在荒野尋找鄉愁──與克里斯多福.魯賓談《不過就是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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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劇照/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劇照/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採訪、撰文/黃曦
專訪攝影/國家兩廳院(攝影 ©:Elyse Chia 賈斯云)
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黃曦

有一頭將死的成年公象,沿著記憶的古老甬道,河流,鹽沼,濕地,回到生命的荒野,百年彷彿不變的初生之地。

有一個飢餓的藝術家,搭上一輛昂貴的計程車,來到青年時期的居所,記憶明明如月,卻散亂得只剩骨架。

飲酒的女人未與酒神狂歡,孤獨的男人卻與幽靈共舞,訃告還在摩耶紗幔下,紅月燃燒一座生命的舞台。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男主角向著臺下的陌生人說道:「後來,那年輪到我走向死亡。現在的我,已經要三十四歲了,我就要死在這個年紀。(⋯⋯)後來,那年我決定回去看看他們,踩著原初的遷徙之路,循著當時離開的足跡,才能夠說出口──緩慢地,誠摯地,悉心並且精準地──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導演克里斯多福.魯賓專訪照。/(攝影 ©:Elyse Chia 賈斯云)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導演克里斯多福.魯賓專訪照。/(攝影 ©:Elyse Chia 賈斯云)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劇照/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劇照/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某種意義上,寫就於 1990 年的舞台劇劇本《不過就是世界末日》(Juste la fin du monde),是一齣本質上難以向前推進的劇目──我的意思是,劇作家尚-呂克.拉高斯(Jean-Luc Lagarce,1957-1995)在得知自己身患絕症後,寫下在生命最後一年的男人,決定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探訪多年未見的家人──故事伊始便是赴死的遷徙,期間更無一絲救贖的可能,無論劇本內外、角色或演員、甚至劇作家本人,一切遭逢彷彿都是徒勞。

數十年過去,2016 年的冬天,十年來氣溫最高的 12 月,臺灣觀眾終於看見《不過就是世界末日》,驚鴻於導演札維耶・多藍(Xavier Dolan)的改編電影版本。後來,又過去十個年頭,一直到今年春末,我們才將看見導演克里斯多福・魯賓(Christopher Rüping)的當代劇場版本。

距離克里斯多福・魯賓上一次來臺灣,已經是 2019 年初春。一個世紀的世界已非往昔,百年劇目《夜半鼓聲》(Trommeln in der Nacht,1922)當初的結局,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選擇只唱情歌,睜眼不見坦克。後來,新世紀的克里斯多福・魯賓交出第二個結局,是不自由、毋寧死。

2019 年演出了兩個版本,德國觀眾更喜歡布萊希特的結局,眾人返家、迴避政治;不過臺灣觀眾似乎更在意克里斯多福・魯賓的結局,眾人趕赴街頭、參與一場遲來的革命。從這裡開始,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故事:在一個世紀之後,革命青年的後代,從小鎮來到城市,追逐著新世紀的愛情革命,直到成為一名成功的藝術家,他用最後一年的生命,沿著當年離開的血跡,回到藝術、創傷、藝術的伊始。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劇照/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劇照/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在世界末日燃燒一座柴房

於是,我們或許得再次從布萊希特說起。克里斯多福・魯賓版本的布萊希特。

如同「人生如舞台」一言,劇場亦如人生的攬鏡自照,布萊希特以「疏離效果」(Verfremdungseffekt)的手法重新處理戲劇之於舞台、觀眾、社會之間的審美距離(Aesthetic Distance),使觀眾得以在入戲/出戲之間來回游移,藉此意識到劇場幻覺的第四面牆(Fourth wall),而能更為冷靜、客觀地觀看戲劇,並從中照見自我。

在《夜半鼓聲》裡,魯賓展示出劇場敘事的框架,隨著演員陸續登台、著裝成為角色,接著是佈景組裝定位、演員唸起台詞,最終跟隨越發破碎的意識流敘事,直到劇場舞台卸除、人生舞台落幕,那是魯賓再次遙想布萊希特當年的理想──破除「亞里斯多德」式(Aristotelian)的寫實主義(Realism)劇場,透過理性的批判精神,重新錨定劇場的觀看方式,以表藝術與社會同在的精神。

到了《不過就是世界末日》,魯賓仍然依循著布萊希特的精神,卻也如當年決定改寫《夜半鼓聲》結局那般,偶爾想要一把火燒掉個什麼。

不過,在世界末日燃燒一座柴房,為的絕對不是毀滅。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導演克里斯多福.魯賓專訪照。/(攝影 ©:Elyse Chia 賈斯云)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導演克里斯多福.魯賓專訪照。/(攝影 ©:Elyse Chia 賈斯云)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劇照/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劇照/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魯賓說,這一個世紀的劇場觀眾,需要更溫暖、更具情感的版本。在布萊希特精神還未介入《不過就是世界末日》之前,劇本的外部敘事是:男人終於回家,家人評論起他;男人想要反抗,又再次受到創傷。

疏離效果的介入,讓戲劇結構產生質變,進而為劇本拉伸出另一種內部敘事。《不過就是世界末日》依然藉由「角色直接與觀眾對話」、「似是娛樂的歌舞場面」,時而破除第四面牆的存在,提醒觀眾這是表演所締造的劇場世界;同時也在傳統舞台的三面牆上架設銀幕,透過角色手持攝影機記錄下的舞台道具、對手角色之神情,並將其投影在三面銀幕上。不同的視覺媒介形式能令觀眾產生「離開劇場」的感受,更讓觀眾能夠「成為」持攝影機者的目光,而有機會帶領觀眾進到另一種「牆」的內部。

然而,魯賓透過這一種悖離於布萊希特的方式,看似使觀眾再次致幻,實際上卻是讓觀眾更分離於觀看的沉浸感,能夠更投身於角色與自我之間的辯證。

從另一層面的意義來看,《不過就是世界末日》不啻體現出克里斯多福・魯賓的戲劇觀,也能夠作為他的人生觀。他再次解釋布萊希特的目標,接近萬里的漢堡與台北,投影銀幕又一次連接牆的兩端,他從內裡穿了過來,終於向我問起:「如果需要談論更深邃的東西,我可以從最裡面的存在主義談起。」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導演克里斯多福.魯賓專訪照。/(攝影 ©:Elyse Chia 賈斯云)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導演克里斯多福.魯賓專訪照。/(攝影 ©:Elyse Chia 賈斯云)

一個意志的世界,作為生命的舞台

相較於布萊希特著重戲劇與社會(觀眾)之間的對話,克里斯多福・魯賓更側重於「人」的那一部分。

先談談觀眾,觀眾透過各異的審美距離,看見所有角色如何被詮釋,由此關照自身的困頓;接著是角色,角色經由攝影機的敘事權力,照見自身詮釋權的被剝奪,遂試圖反抗其他角色的想像;最後是演員,演員藉由表演的自我意識,覺察自己與角色之間的關係,於是開始觀審表演視角的調度。

「台上的演員都知道自己正在被觀看,觀眾也能很快地發現自己的觀點,實際上是透過角色才能『成為』的觀點。」魯賓說,觀眾其實是屬於角色的,就連其他角色也是屬於主角的。當演員成為角色,觀眾也意識到他們是角色,且演員也意識到台下有觀眾時,作品的內部敘事便會因為眾人的在場,而被推展至同一的敘事動機:所有人的課題,其實都是反抗被詮釋。

無論是劇本內外、角色或演員,甚至是劇作家與導演。

「尤其是演員,為了要成為角色,他們需要為『自己的』角色進行辯護,才能讓角色的靈魂住進身體裡面。」比如,《不過就是世界末日》第一個接受主角回家的角色,在最後幾場戲察覺到主角沉默的輕蔑,為了抵抗來自他方的詮釋,也為了錨定自身選擇的非命定性,演員便將不斷地自我辯證,進而拉伸出不被他者所定義的,自身與角色之間既獨立卻又密切的關係。

克里斯多福・魯賓以演員表演為軸心的劇場形式,也明顯受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1925-2022)的影響。出版於 1968 年的《空的空間》(The Empty Space),為現代劇場劃開全新的定義:「我可以選擇任何一個空的空間(Empty Space),將其稱之為空曠的舞台。一個人在他人的注視下,走過這個空的空間,便足以構成一個劇場形式。」

比如,四百年前的公眾劇場,多為半露天的圓形劇場,缺少繁複背景的舞台,卻能形成中性的自由空間,允許外部狀態、內部敘事能夠相互嵌合。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導演克里斯多福.魯賓專訪照。/(攝影 ©:Elyse Chia 賈斯云)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導演克里斯多福.魯賓專訪照。/(攝影 ©:Elyse Chia 賈斯云)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劇照/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劇照/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魯賓在《夜半鼓聲》演示劇場舞台的生與滅,《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則選擇呈現化繁為簡的過程。

幕啟由主角穿梭於多層次的空間,手持攝影機記錄碎銀般的往事物件,一大一小的大象擺設、依序擺放的貝殼與礦,信件相簿塗鴉⋯⋯,搭配三道投影銀幕作為延伸舞台,觀眾可從台前看見主角如長途遷徙般行經空間,或自銀幕見得細瑣的佈景物件。

在開場結束之後,舞台恢復空的空間。精簡的舞台空間,魯賓利用後舞台的一面木作牆,和兩側開放式的區域作為延伸,舞台中心只以演員調度上台的椅子作為道具。此外,舞台中心的角色更數次將攝影機對準兩側區域的角色,以此模糊舞台的邊界,揭示出角色在彼此創傷中的在場。

同時,角色亦不時透過攝影機的拍攝,作為彼此相互凝視、取得控制的工具,攝影機的力量便勾勒出家庭關係的張弛;而家庭關係的張力,也因為建基於流動空間的創造,才得以在敘事時間的不斷推進之下,撼動傳統家庭難以轉換的權力結構,甚至為角色的敘事動機劃出新的創傷。

亦即,幕啟便預告主角將死,當敘事明確向著「死亡」前行,一切看似無機的過程,指向的即是發生在物理時間裡的,屬於歷史式的死亡。但是,真正招致創傷和苦難的「死亡」,根本上是一種持續的存在狀態,一個永遠將被向前擴延的未完成條件。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劇照/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劇照/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在悲劇中,與酒神狂喜

從主角回到小鎮,開始記錄,開始抵抗,開始辯證,開始蒙受新傷,一切的生便是在活著的過程,慢慢地滅頂,但永遠不會死亡,而是死去。

然而,故事也因此生發一種力量。它記錄下一個人死去的過程,藉此構成藝術的空間。於是,當創作者浸淫其中,便將成為一縷幽靈,被主角召喚登台共舞,卻不如《哈姆雷特》(Hamlet,1623)自報家門:「我是你父親的鬼魂。」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裡出場的幽魂,究竟是誰?文首寫道「訃告之上的摩耶紗幔」,「摩耶」音譯自梵語「māyā」,意指「幻」。德國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於《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1818)將其指稱為「表象」(Representation),認為眾生經驗的事物/現象即為夢幻泡影,而世界之本真為「意志」(Will)。

尼采(Nietzsche,1844-1900)論《悲劇的誕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1872)時,便是延伸叔本華所指涉的意志和表象,借喻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與日神阿波羅(Apollo),由此延展其對希臘悲劇之濫觴《哈姆雷特》的論述。

「每一個人類在創造夢的世界時,都完全地是一位藝術家。而夢的美麗外觀(Semblance)是所有形象藝術──包括詩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前提。」尼采指稱,日神的追隨者,身披摩耶紗幔,迷離於阿波羅的美麗幻夢,金光閃爍的白日作為恆常世界的表徵,更體現於形象/形式的藝術之上。

相對於歡愉夢囈般的日神精神,酒神的追隨者顯然更接近世界的本質。他們跨越夢的界線,迎來一種激情的狂喜,「他感到自己成了神;他如他在夢中所看見的神一般狂喜而且崇高地行動。人不再是藝術家,而已經成為了藝術品。」於是在對酒當歌的忘我境界,個體與世間眾生、乃至萬物的邊界已然抹消,此前未曾體驗的酒神之醉,便是生命與世界的真正謳歌。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劇照/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劇照/劇照提供:國家兩廳院(攝影 ©:Thomas Aurin)

世界就是從這裡劃出差異的,日神的肅穆即是叔本華所道破,生在注定徒勞的世界之底,孤獨的人只能安坐如晝日、美麗託於扁舟,將個體寄情於表象世界的靜美。然而,世界根本是痛苦的意志世界,當個體遭遇表象的例外,便將感受巨大的驚懼,為了要擺脫永恆的痛苦,個體最終必須自我棄守,從而升起靈魂意志的狂喜。

《哈姆雷特》的悲劇意識,便是立基於存在主義的辯證,一如《不過就是世界末日》的悲劇核心,一再地藉由語言(演員台詞)的越界,劃出語言自身所不能抵達的差異,經歷不斷向內的凹摺,才能在語言(演員)的去返之間,向死亡和悲劇本身提問:究竟何為死亡?究竟何為悲劇?

回到關於幽魂的提問,叔本華認為音樂相異於其他藝術形式,而能展現事物的內在本質,尼采則視酒神精神為醒醉於露電般,實則是超越清醒、更為「實在」的覺知狀態。

Dream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being aware that the dream is a dream.

那麼,主角作為一名酷兒藝術家,生命裡遭逢家庭的控制與拒斥,藝術裡欣逢蒼白如明月的情人幽魂,那些攸關表象與意志、悲劇與幽魂的提問,其實早已指出了生命縫隙的內面。那一位遺世獨立於生命內面的神,戴奧尼索斯同時也被稱作劇場之神,當創作者穿越生命的法門,便會望見悲劇的跫音。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導演克里斯多福.魯賓專訪照。/(攝影 ©:Elyse Chia 賈斯云)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導演克里斯多福.魯賓專訪照。/(攝影 ©:Elyse Chia 賈斯云)

一頭大象的鄉愁

除此之外,創作者並不一定還有其他的追求。尤其是信任存在主義的創作者。在成為一名劇場導演之前,克里斯多福・魯賓原本也想拍電影。

不過,他一直對電影的「決定性的瞬間」(Decisive Instant)感到存疑,然而劇場沒有「完美」,只有「接近完美」的可能。他說,劇場和生命有些相似,總會在短暫的一霎趨向完美,但它永遠不會完美。

某種程度上,電影總在開演的瞬間,機械式地緩步邁向死亡,但是劇場卻會在表演的當下,不可能重複地赴死而向生。「我想要選擇生命,劇場是不斷地貼近生活、靠近生命的。」這或許是魯賓所看見的死亡與悲劇:對於宇宙而言微不足道的我(他),對我(他)個人而言,已經是一切。

於是,生命的悲劇便來自對永恆的渴望。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導演克里斯多福.魯賓專訪照。/(攝影 ©:Elyse Chia 賈斯云)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導演克里斯多福.魯賓專訪照。/(攝影 ©:Elyse Chia 賈斯云)

最後,那是創造者永遠的鄉愁,我問他是不是從死亡裡面,看見了生命內面既是瘋癲、卻又慈悲的,一個可以稱之為家的地方,一個末日之前想要去的地方。

他說,千百年來的人類,流離於離散與尋返之間,可能他也曾追尋著薩伊德(Edward W. Said,1935-2003)所寫的:「在哪裡都不要有家的感覺。」

不希望自己有家,也不覺得自己有家。

但是,現在的魯賓已經有了另外一種存在主義的詮釋。隨劇團巡演而居得遷徙裡,他們一起離開與抵達,去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搭建一座熟悉的舞台,而這一群人與他燃燒著柴房,他們便是第一個精神上的家。

不過,他的鄉愁是另一個家。後來,他才向我說起,如今有了一個一歲半的孩子,孩子將漢堡的公寓視為家,而這是他第一次那麼強烈地,也想將一處居所視為自己的家。

更後來,我想起主角班傑明回家看見的那一對大象。或許他們已經遠走了,遠離所有生命的沉痾,抵達迷霧背後的巨大海島。

最後的最後,「摩耶」梵語為「幻」字,尼泊爾語則為「愛」字。


2026TIFA 柏林德意志劇院 ✕ 克里斯多福.魯賓《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圖像提供:國家兩廳院

2026TIFA 柏林德意志劇院 ✕ 克里斯多福.魯賓《不過就是世界末日》。/圖像提供:國家兩廳院

2026TIFA 柏林德意志劇院 ✕ 克里斯多福.魯賓《不過就是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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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地點:國家戲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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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來臨前,家是湮滅一切的盡頭,還是包容所有的宇宙?

一位年輕人闊別十二年後衣錦還鄉,功成名就、一身都市氣息,卻也染上蝕骨病痛、深埋一生秘密未揭。在末日來臨前,他回到世界的起點,帶著絕症與同志身份,試探家終將是湮滅一切的盡頭,還是包容所有的宇宙?

這段時間,他杳無音信,在大城市裡成功成為藝術家,卻與小鎮上的家人漸行漸遠。現在呢?還能見面嗎?多年的失聯,會讓彼此的判斷變得軟弱還是堅定?共同度過的歲月,是否足以彌補分離的歲月?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為知名法國劇作家尚-呂克.拉高斯(Jean-Luc Lagarce)的現代經典作品。這部劇作誕生於九〇年代初期,蘊含著劇作家晚年富含私密色彩的生命經驗。其後由電影導演札維耶.多藍(Xavier Dolan)改編登上大銀幕,如今由克里斯多福.魯賓重新詮釋,氣勢登臺。

魯賓延續其擅長的手法,強調互動性、營造集體能量場,將繁複的舞台佈景直接拆解重組,往復辯證階級、恐同情節以及家庭結構與意義。起伏跌宕的縫隙則以攝影機與即時投影,創造含有特寫鏡頭的劇場表達,開拓直面心靈內核的多重敘事。魯賓和他的劇團找到了一種充滿趣味、細膩的戲劇形式,以敏銳的智慧和深刻的真誠,探討階級歧視、城鄉差距、恐同,以及我們究竟欠家人什麼等緊迫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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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電影,啜一口電影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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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專訪文章,在第十屆新北市學生影像新星獎頒獎典禮現場進行,針對今年度的最佳劇情片得主《囤》、最佳紀錄片得主《飛機飛過的時候》、最佳動畫片得主《我朋友的故事》、最佳實驗片得主《昏飛》之四部作品劇組進行簡要訪談,也如打開一扇小窗,一窺學生影像作品在音影之外,顯現出的獨特創作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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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寫東西的人,我不教書、不拍廣告,每天的生活就是這麼簡單,看電影、讀書、寫劇本、剪片,再來就是約砲。」什麼是三十而立的「人生風景」?處身香港又該如何「保持真誠」?不談感情的自在「性生活」,讓李駿碩看見生活圈之外的人,他喜歡這些不談感情的性,喜歡性之後的談話,記憶力很好的他,把這些都記錄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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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寫東西的人,我不教書、不拍廣告,每天的生活就是這麼簡單,看電影、讀書、寫劇本、剪片,再來就是約砲。」什麼是三十而立的「人生風景」?處身香港又該如何「保持真誠」?不談感情的自在「性生活」,讓李駿碩看見生活圈之外的人,他喜歡這些不談感情的性,喜歡性之後的談話,記憶力很好的他,把這些都記錄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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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導演巴里・柯斯基(Barrie Kosky)如何運用極簡的舞臺配置,將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疏離效果」轉化為視覺奇觀與黑色幽默,探討《三便士歌劇》在當代劇場中的新詮釋,並藉由舞臺、燈光、服裝、音樂等多方面,分析該作如何在保留批判核心的同時,觸及觀眾的觀看位置與人性幽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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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導演巴里・柯斯基(Barrie Kosky)如何運用極簡的舞臺配置,將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疏離效果」轉化為視覺奇觀與黑色幽默,探討《三便士歌劇》在當代劇場中的新詮釋,並藉由舞臺、燈光、服裝、音樂等多方面,分析該作如何在保留批判核心的同時,觸及觀眾的觀看位置與人性幽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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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暫停的季節》源於導演阿薩亞斯自身的反芻,如果疫情持續下去,或是諸如此類的事情不斷發生,電影製作會是什麼樣子?例如,在阿薩亞洲開始嘗試以最小的規模製作電影,那麼作者或多或少地可以控制電影的走向——至少你還可以將「現實的本質」作為電影主題。而這對阿薩亞斯來說,就像一場印象派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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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暫停的季節》源於導演阿薩亞斯自身的反芻,如果疫情持續下去,或是諸如此類的事情不斷發生,電影製作會是什麼樣子?例如,在阿薩亞洲開始嘗試以最小的規模製作電影,那麼作者或多或少地可以控制電影的走向——至少你還可以將「現實的本質」作為電影主題。而這對阿薩亞斯來說,就像一場印象派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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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原爆)會變得很像是一種虛構的故事,那實在距離我們太遙遠了。在當下的這個時刻,我還能夠將這些故事處理成『記憶』,因為我們正好處在『時間的過渡期』。但是未來就很難說了,在數年以後,對新一代的觀眾或導演來說,關於戰爭、歷史相關的故事,可能就完全像『虛構』的。」面對《群山淡景》的歷史,石川慶如此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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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原爆)會變得很像是一種虛構的故事,那實在距離我們太遙遠了。在當下的這個時刻,我還能夠將這些故事處理成『記憶』,因為我們正好處在『時間的過渡期』。但是未來就很難說了,在數年以後,對新一代的觀眾或導演來說,關於戰爭、歷史相關的故事,可能就完全像『虛構』的。」面對《群山淡景》的歷史,石川慶如此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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