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與過去生活繼續接軌？重新安置難民的難題

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在9月份的一場演說中，直指美國目前的敘利亞難民安置計畫將成為恐怖分子滲透美國境內的管道。他一貫語驚四座地發言表示：「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他們是從哪裡來的。」川普的發言很快被衛報打臉。大眾未必會記得那些重要但繁瑣的細節，但總是記得對陌生人的恐懼。

 

重新抵達國境的人

 

事實上，自2011年敘利亞戰爭開打之後，美國一共只收容了10,000~12,000名難民，在歐美各國當中，比起難民接納程度最多的瑞典、丹麥、挪威、德國等國家，敘利亞難民在其總體難民安置計畫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

 

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的難民安置計畫，引渡了數萬名來自歐洲飽受納粹威脅的政治與學術精英。在1970年代之後，陸續開啟大規模的越南船民、以及受到古巴、波士尼亞、索馬利亞、盧安達等地內戰影響，而有失去生命之虞的平民百姓與政治人物，最初逃離中國轉徙於南亞與東南亞的圖博難民、中國苗族（Hmong）難民亦在其中。

 

敘利亞難民在匈牙利Keleti車站休息。Photo source : wikipedia CC BY SA 4.0

 

難民家庭通常被安置在缺乏人力資源、經濟發展緩慢的農工小鎮，這種以地方發展為主要概念的安置計畫，相對能夠說服當地原有的居民接納這些「外來客」。難民進入安置計畫之後進入移民程序，雖然具備工作權，但一開始學習語言、適應不同文化的過程十分艱辛，從購買食物、尋求醫療協助到子女就學都是關卡。對於當地居民來說，異文化群體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現身，在不理解其行為的文化邏輯，又缺乏有效溝通工具的情況下，信任建立的基礎依靠對人性的善意解釋。

 

川普當選後，美國的非白人居民、穆斯林與性少數群體成為放任歧視的受害者，也激起移民的恐慌。Asmaa Albukaie，一名來自敘利亞的年輕母親在TEDxUIDAHO上演講，說出自己對美國的感情，並對於難民篩選與安檢制度釋疑。除了濃厚的輸誠與愛國主義之外，她的演說表現出她在Boise小鎮重拾日常生活的喜樂；同時以一個平凡女性的視角，講述從親身經歷逃亡、歧視到安檢盤查，整整兩年多的等待，直到抵達一個提供保護的國家並重新接續生命的故事。她簡單的言語中飽含著熱情，談話中殘酷的事實則讓人動容。

 

Asmaa Albukaie在TED演講的影片。

 

過去這半年，在歐洲連續的恐攻事件與德國多起難民強暴婦女事件使難民議題延燒，不僅各國政府對於移民管控的措施緊縮、減緩接納難民的速度、遣返未通過難民資格身份認定的庇護申請者；針對政府缺乏人性的舉措，例如關閉未成年難民棲身之所、收容所困頓的生活條件長期未改善等等，也引發了公民團體的強烈抗議，各式各樣支援難民生活與聲援敘利亞難民的政治活動如雨後春筍。年末由各個教會發起的慈善行動，也將難民群體列為目標援助對象之一。

 

難民、尋求庇護者，這些難以定義資格與內容的身份群體，面貌卻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暴力（不論是施加於其身或者他們所帶來的）而異常清晰，在媒體再現（media representation，註1）與人們的印象中逐漸定型。

 

因政策被迫分離的難民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發生的猶太大屠殺，已成為現代教育中各國社會科目的經典教材。為了逃避種族歧視與其所帶來的殺身之禍，將近600萬猶太人於193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中期逃離德國，前往英國、其他歐洲國家或者輾轉至美國等地得到庇護。然而大批猶太人的遷徙始於19世紀晚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約有20,000名猶太難民因其國家與英國發生戰爭，因此被視為敵異（enemy alien），而被集中至曼島（the Island of Man）囚禁，導致1920~1930年間許多自曼島釋放的猶太人改名異姓。

 

1933~1934年，倫敦是德語移民者轉徙的最佳選擇，大約有百分之七十的德語移民者。當中絕大多數出生在德國的猶太人於1938~1939年間抵達英國並集中在北倫敦，他們的移入仍被北倫敦的工人階級社區視為入侵。在將近8萬名的難民當中，絕大多數是醫師、律師、藝術家和商人。為了生活，這些中產階級改從事小型零售業如開設雜貨店、家庭幫傭等轉取生活所需。許多女性的幫傭收入成為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早期來到英國的猶太人亦成立各種猶太組織與協會，以支持仍困在納粹控制區域境內的政治犯取得贊助人的保證函，協助他們成功偷渡出境，並取得合法簽證前往英國。

 

達豪集中營。Photo source : wikipedia  CC BY Public Domain

 

Gustav Rothschild（1879-1957）原是一名樂器製造商，和他的妻子Martha與兩名女兒Trude和Edith住在法蘭克福。1938年他因猶太中產階級身份被捕進入達豪集中營（Dachau），但因為他具備移民資格而獲釋放。無奈的是，前往美國的簽證最後並未成功，他的兩名女兒因獲選英國的Kindertransport計畫進入英國寄養家庭，他本人於1939年獲得簽證前往英國，但旋即被送至曼島上的Onchan拘留營（internment camp）。當1940年正式關閉拘留營時，Gustav的妻子Martha已於1934年被遣送回波蘭集中營時喪生。Rothschild家庭被種族歧視的屠殺行動粉碎。

 

許多家庭受難民移入國多變的政策影響，家庭成員身繫各處，如透過Kindertransport制度前往英國的孩童，終其一生未能再見到其父母，並且在成長過程中飽受貧窮、虐待或者勞力剝削等折磨。

 

難民的生命亦在延續

 

在倫敦的羅素公園旁，2011年於英國重新向大眾開放的維那圖書館（Wiener Library），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多關於大屠殺與種族滅絕相關出版及未出版的資料手稿的私人慈善機構。為了回應近期發生的「歐洲難民危機」，維那圖書館在2016年10月底推出了「A Bitter Road : Britain and the Refugee Crisis of the 1930s and 1940s」展覽，期望在輿論、媒體塑造、政客製造恐慌、社會案件頻傳的氣氛下，重新回顧歷史上的難民安置計畫，理解當時英國政府的政策、國際與地方人道團體的介入，造就了這些戰爭難民的生命發生何種改變。

 

展覽中透過歷史文獻、當時的出版品與來往公文、電報重現了英國政府的監察與拘留手段，照片以及私人信件帶領參觀者注視戰時與戰後難民所經歷的極度貧窮、生命財產的剝奪與孤立，同時也表現堅韌的求生意志與他們在飽受考驗的過程中為生命製造的小小歡樂。

 

維那圖書館推出難民危機的展覽。Photo source : 截圖自wienerlibrary

 

Kindertransport計畫與近期英國拒絕發給加萊叢林（Calais Jungle）的兒童與青少年依親簽證互為對比。英國政府在2016年初決定，放寬未滿18歲庇護申請人的政府保護與補貼，庇護申請人年滿18歲但未取得難民身份資格認定後將其遣送出境。

 

Kindertransport計畫為英國帶來數千名女性家務工，她們的孩童在雇主的同意下可以一併成為受撫養人，並且在數年後歸化成為英國公民，在二次大戰後投入勞動市場。孩童在難民安置作業中，被視為外交操作上的低風險客體（孩童脆弱的本質可彰顯移入國的慈善性質，同時也被視為不具威脅性）；然而當孩童成年，卻被視為經濟衰退風潮下的負債與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

 

意即，當社會與政府在考量能夠與願意為難民做什麼時，難民的生命已在等待與重新安置中延續。孩童會成長，成人會衰老，過去受虐與受迫的經驗將隨著日常生活的重新接軌而反射於其心理狀態，不論是傷痛或陰影，或者是因為長期與親屬分離而造成的孤立與暴躁。

 

當輿論將重點放在難民身上的潛質，亦即他們的高教育程度、專業能力和求生意志，卻也不能忽略在經歷過屠殺與逃亡後的生命，需要醫療協助與社會資源來重新檢視與連結過去與現在的經驗，以及或許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詮釋出繼續生活的動力。

 

 

回到國家的架構下思考

 

若難民安置的計畫是將難民歸化為公民，而非運用慈善支援讓他們能夠存活，我們必須重新探問「歸化」的意義。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架構下的全球化時代，移民大多被視為投資自己的手段。當不情願離開故鄉的難民開始認同新生的土地，他作為這國家的一份子，是否挑戰了邊界的解放與再構築？而是否這樣默默發生的改變，撩動了不曾游移者的不安全感？

 

在戰爭不再顯而易見的戰場上，誰是敵人？

 

庇護的力量是來自國家或者社會？

 

我們內在的文化邏輯，又是依據何種準則決定誰有資格成為受庇護者？

 

註1：媒體在生產訊息時，傳播工作者或其背後的生產機制可能無意識或有意識地，將不同符號以有意義的方式組合起來描繪現實，此稱為媒體再現（media representation）。

 

參考資料：

Second Change: Two Centuries of German-Speaking Jews in the United Kingdom, edited by Werner E. Mosse, Julius Carlebach, Gerhard Hirschfeld, Aubrey Newman, Arnold Paucker, Peter Pulzer, J.C.B. Mohr, Londo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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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來源：wikipedia CC BY SA 4.0

編輯：葉菀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