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橄欖樹到葵花籽

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合作過好幾首傳唱甚廣的歌，起碼有兩首被新聞局禁播。當年歌曲送新聞局審查，出版處和廣電處各司其職，前者尺度略寬，後者往往從嚴，常有「歌曲許可出版、卻不准在媒體播出」的怪狀況。遇到這種結果，唱片公司只好為媒體「打歌」另錄一種「安全版本」，以利宣傳。「橄欖樹」（1979）便是一例：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流浪......

在那「漢賊不兩立」的時代，審查委員或許發揮想像，把這段歌詞解讀成「海外密會匪諜」，硬是封殺了這首歌。沒奈何，唱片公司只好請齊豫回錄音間重新唱過，把「流浪遠方」唱成「流浪流浪」──至於為什麼「流浪遠方」變成「流浪流浪」就可以通過審查？實在也很費疑猜。

「橄欖樹」是電影《歡顏》（1979）的開場曲。胡慧中飾演的民歌手一開場就「對嘴」齊豫的歌聲唱了一大段。但放映版的聲軌可以改成送審後的新錄版，畫面卻沒法改。於是胡慧中的嘴型仍是「流浪遠方」，觀眾聽到的卻是「流浪流浪」。

另一首被「斃掉」的歌是「一條日光大道」：這首歌1973年便已問世，但大家最記得的還是1982年齊豫、李泰祥合唱的版本。據說它被禁播，是因為歌名會聯想到對岸「文化大革命」時代的樣板小說《金光大道》（1972），有「與匪唱和」之嫌──《金光大道》是文革期間八齣「樣板戲」之外，極少數由江青親自力捧、紅遍全中國的文藝作品。況且那年頭，毛澤東在對岸是「人民群眾心中的紅太陽」，於是在台灣，「太陽」變成了「敏感詞」，「紅」變成了「敏感色」，「一條日光大道」唱的「陽光灑遍你的全身 / 我只要在大道上奔走」於是竟顯得十分可疑了──天知道當年除了那幾位聯想力無比豐富的審查委員，究竟有幾個台灣人知道《金光大道》是什麼碗糕？

（浩然《金光大道》原著小說） （1975年長春製片廠攝製的電影海報） 講到「紅太陽」，不免想起小時候聽說的兩則軼事：一是老蔣總統痛恨「毛匪赤禍」，所以走遍中正紀念堂，絕對找不到一朵紅花──紀念堂剛落成那幾年，年幼的我曾經實地勘查過這則傳說，確實沒找到紅花，整個園區的配色和殯儀館差不多。後來蓋了金瓦紅柱的兩廳院，纔稍微把色調平衡過來。 另一則軼事是這麼說的：在對岸，毛主席是「紅太陽」，所以「國花」就是赤膽忠心的「向日葵」。向日葵於是在台灣成了「匪花」，要是出現在藝術作品裡，便有「為匪張目」的風險。有那麼一段時間，向日葵是台灣的「敏感花」。 近來以此相詢對岸的朋友，纔知道「向日葵」其實不是他們的「國花」。我輩人從小都會踏正步唱劉家昌的「梅花梅花滿天下」（此曲原是抒情的慢板，蔣緯國硬要把它改成殺氣騰騰的進行曲），殊不知「國花」在對岸，並非如此重要的符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迄今，從未正式宣布「國花」誰屬──這麼說來，向日葵豈非蒙受不白之冤，枉被「敏感」了那麼些年？ 前陣子在網上看到文革前夕攝製的巨型史詩歌舞劇紀錄片《東方紅》（1965），總算找到答案：電影開場便是名曲「東方紅」，這首曲調源自西北農村民謠的頌歌，曾在文革時代取代「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對岸的準「國歌」： 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 陣容龐巨的合唱團熱血高唱，穿民族服飾的群舞女子舉著黃澄澄的扇面，變著花樣排出一叢叢花朵。最後在反覆拖長疊高的合唱大高潮中，眾人團團圍出一朵巨大無朋、閃閃發光的向日葵──這段序曲的標題，就叫「葵花向太陽」。

瞭解這段掌故，對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去年在倫敦泰特美術館（Tate Modern）的那件作品，當有更深的體會：他與江西景德鎮1600位燒瓷匠人合作，花兩年時間燒製了足足一億顆、總重十五噸的陶瓷葵花籽，鋪滿美術館1500平方米的展覽廳。每顆葵花籽都是手繪手燒，歷經三十道工序，沒有任何兩顆相同。 （艾未未和他的葵花籽，2010年攝於倫敦泰特美術館） 2011年11月，素來不憚以行動介入公共事務、屢屢得罪當道的艾未未，先是被無故軟禁了兩個多月，復遭當局以莫須有的「逃稅」罪名，課了1500餘萬人民幣的鉅額罰款，限期兩週繳清。對岸網友立刻發起「當艾未未的債主」活動，大家轉帳到藝術家的帳戶，言明「是借不是捐」，免授當局以柄。消息野火燎原，短短四天，艾未未已經收到了超過兩萬人「借」他的608萬餘元人民幣，甚至有人把鈔票摺成許多紙飛機，扔到他在北京的工作室院子裡。艾未未一下子成為全中國擁有最多「債主」的人，這恐怕是史上最酷、最多人參與的「行為藝術」了。 艾未未對廣大粉絲也是懂得湧泉以報的：他纔獲釋不久，便開始免費贈送自己的作品：任何人只要支付快遞到府的費用，寫信給他，都會收到兩粒永遠不會長成向日葵的葵花籽。

（2011年11月寫給《財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