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說國家、族群，或是任何想像出來的共同體，其實也意謂著我們在認識論上，有能力想像一個不需要臉孔對臉孔，卻認定彼此具有同一性的他人—不論這個共同性是族群、國家或是階級。擁有想像能力意謂著，我們得以創造出某些共同性，但相對的也獲得創造出某些差異性的能力。
網路時代放大了這件事，我們預設了那些見不到的臉孔，他們的情緒、語氣、表情和背景知識，甚至是意圖。那些在臉孔對臉孔時，不需要猜測而可以感受到的事物，全部都成為可怕的臆想。 臉孔對臉孔，在過往是地方政治的基礎，領主與平民、宗族大老與親人、酋長與部落成員，當臉孔對臉孔的時候，人們可以基於對對方生存狀態的理解，討論真實的共同利益，活在真正的群體性之中。但當我們不再將臉孔對象彼此，只在腦海中想像他人的臉孔，共同性和政治的虛幻，成為我們的現實和日常。
抽象的法律、國家與族群利益、主體性，變成我們的共同性。我們失去臉孔對臉孔的能力，失去關係的能力，我們遊走在法律之上，失去道德；我們站在國家和族群利益上，失去對真實的關懷；我們站在想像出的主體性上，失去真實。還擁有理性分析的能力，是因為未曾受苦。當你仍然記得身邊的人被拖入警察堆中毆打，你記得他們的臉孔—警察們的和朋友的，你沒有辦法遺忘。你可以接受和羨慕他們能夠理性的分析，就像你曾經的那樣，但你的傷痕會告訴你你無法用這些東西從事商業操作，你無法成為那種類型的意見領袖。你一直關照自己的傷痕和受苦的經驗，然後看著未曾注視你們臉龐的他們，攫取你們受苦的果實。
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那是一種臉孔對臉孔的存在樣態，區域性和地方性的，都逐漸被全球化和現代性一點一滴地吞噬。今天教授問：「如果今天蔡英文『召見』你，你去不去？」只有我搖頭，他問我「為什麼？」我說我徹底的不相信，他願意聽我說話，因為他聽了太多人說話，他已經失去面對他人臉孔的能力了，我徹底不相信他會因為聽了我說什麼，而做什麼改變，而這也是我對當代政治體制的認知。我們怎麼可以要求一個「人」對這麼多人負責？這畢竟在理性上已經超越所有「人」能夠負擔的了。
我的教授聽完後，相信我說「我不去！」是真實的。身為一個做事習慣倚靠大量溝通來運作和達成所有事物的人，在新的環境我也只是在做一樣的事，不過突然覺得身邊多了更多願意談話，並且聽得懂你在講的事物的人，也多了願意承認他們不了解的人，以及承認你是專業的人。
臉孔對臉孔這件事。是我來到這裡的理論課，以及生活經驗，使我重新回想到的，這也讓我開始意識到，他對我來說，竟然有這麼重要。
也許這是為什麼，在我的告別式，選了那張荒謬的照片的原因吧。
無論如何的、即使是暴力的，嘗試把我的臉孔，刻在你們的回憶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