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說國家、族群,或是任何想像出來的共同體,其實也意謂著我們在認識論上,有能力想像一個不需要臉孔對臉孔,卻認定彼此具有同一性的他人—不論這個共同性是族群、國家或是階級。擁有想像能力意謂著,我們得以創造出某些共同性,但相對的也獲得創造出某些差異性的能力。
網路時代放大了這件事,我們預設了那些見不到的臉孔,他們的情緒、語氣、表情和背景知識,甚至是意圖。那些在臉孔對臉孔時,不需要猜測而可以感受到的事物,全部都成為可怕的臆想。
臉孔對臉孔,在過往是地方政治的基礎,領主與平民、宗族大老與親人、酋長與部落成員,當臉孔對臉孔的時候,人們可以基於對對方生存狀態的理解,討論真實的共同利益,活在真正的群體性之中。但當我們不再將臉孔對象彼此,只在腦海中想像他人的臉孔,共同性和政治的虛幻,成為我們的現實和日常。
抽象的法律、國家與族群利益、主體性,變成我們的共同性。我們失去臉孔對臉孔的能力,失去關係的能力,我們遊走在法律之上,失去道德;我們站在國家和族群利益上,失去對真實的關懷;我們站在想像出的主體性上,失去真實。
還擁有理性分析的能力,是因為未曾受苦。當你仍然記得身邊的人被拖入警察堆中毆打,你記得他們的臉孔—警察們的和朋友的,你沒有辦法遺忘。你可以接受和羨慕他們能夠理性的分析,就像你曾經的那樣,但你的傷痕會告訴你你無法用這些東西從事商業操作,你無法成為那種類型的意見領袖。你一直關照自己的傷痕和受苦的經驗,然後看著未曾注視你們臉龐的他們,攫取你們受苦的果實。
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那是一種臉孔對臉孔的存在樣態,區域性和地方性的,都逐漸被全球化和現代性一點一滴地吞噬。今天教授問:「如果今天蔡英文『召見』你,你去不去?」只有我搖頭,他問我「為什麼?」我說我徹底的不相信,他願意聽我說話,因為他聽了太多人說話,他已經失去面對他人臉孔的能力了,我徹底不相信他會因為聽了我說什麼,而做什麼改變,而這也是我對當代政治體制的認知。我們怎麼可以要求一個「人」對這麼多人負責?這畢竟在理性上已經超越所有「人」能夠負擔的了。
我的教授聽完後,相信我說「我不去!」是真實的。身為一個做事習慣倚靠大量溝通來運作和達成所有事物的人,在新的環境我也只是在做一樣的事,不過突然覺得身邊多了更多願意談話,並且聽得懂你在講的事物的人,也多了願意承認他們不了解的人,以及承認你是專業的人。
臉孔對臉孔這件事。是我來到這裡的理論課,以及生活經驗,使我重新回想到的,這也讓我開始意識到,他對我來說,竟然有這麼重要。
也許這是為什麼,在我的告別式,選了那張荒謬的照片的原因吧。
無論如何的、即使是暴力的,嘗試把我的臉孔,刻在你們的回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