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在博物館商店購買各種作為文創商品的館藏「複製品」,例如購買圖錄與導覽手冊、明信片、各種印製館藏品形象的實用周邊商品。複製美術品在當代除了作為文化商品,轉化為大家都能享受的收藏樂趣,歷史上的「複製」其實是很多元複雜的議題。有的是當時的商業化現象,有的是政治操作的產物,有的則是教育需求,或者新的攝影或印刷技術追求歷史新定位的表現手段。
佐藤道信在東京國立博物館2005年出版的《模寫‧模造與日本美術》展覽圖錄裡寫了一篇很好的專文,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向觀眾說明怎麼透過這個展覽,思考乍看只是下真跡一等的模寫(繪畫)與模造(雕刻工藝)品的製作與存在意義。行文間好幾次提到震驚全世界的巴米揚大佛受人為壞毀作為對比例子(2001年巴米揚大佛被塔利班炸毀),流露了以美術史展覽回應人類共有文化衝擊的任重道遠的姿態。
「模寫‧模造與日本美術」展覽的主要展品,其實多來自19世紀後期由日本政府以國家力量所推動產生的複製品。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滅佛毀釋造成古社寺文物傷害,一直到明治二十年左右,國家才真正意識到需要彌補傷害,並且以古文物建構歷史的重要性。這一波「複製」,既有為了準備參與萬國博覽會而整理自我形象,欲與歐洲列強相庭抗禮之意圖,也帶有反省歷史的精神。經年累月後,當初的複製品,到了「現在」,也成為了回看歷史的一個「歷史環節」。佐藤道信不斷提起巴米揚慘劇,應該也很希望這個展覽除了帶觀眾回顧國家對於美術品複製的歷史,理解複製品再現與保護古文物的精神,在國家博物館策畫一個古物仿品為主軸的展覽,應該要更能成為當代觀眾思考未來的機會。我很喜歡其中一段,大意如下,應可作為古文物與當代觀眾發生共感關聯的重要關懷核心:
「過去複製(copy)美術品的狀況,目的不管是學習還是保存,都是以尊重歷史為前提。複製的歷史遺物現存至今的意義,是一種作為「殘存」(也是傳承)的意志且不斷連續的結果。巴米揚的爆破象徵了破壞的瞬間性。堅硬強韌的材料傳世許久後也許還能殘存,但脆弱的材質就不可能了。無法自己發言也無法保護自己的歷史遺物,不管有多貴重,掌握存廢的決定權都是『當下(現在)』(的我們)。所謂『當下』所行的複製,就是表明了我們要繼續往未來前行的意志。」(佐藤道信,〈近代日本の模写・模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