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26|閱讀時間 ‧ 約 6 分鐘

疑似有罪，該放還是該罰？｜《死刑台前的告別：我替百位死刑犯辯護的日子》

作者為一個無辜的疑犯辯護、奔走的故事，佔了書一半。奎格，原本很大機會被判無罪的人，因為原辯護律師無作為(辯護律師由政府委派)，讓奎格被判有罪，就算作者接手後找出疑點，也因法序程序無法讓奎格再次受到公正的審判，作者只能眼睜睜看著奎格上受刑台……

相信大多人都不會反對法律的兩大原則：保護無辜的人 & 懲罰作惡的人。

有罪者判罰，無罪者釋放，那疑似有罪呢？如何知道一個人在某件事情上是無辜還是有罪，關鍵在於證據。無法判斷疑犯有沒有犯案皆因「證據不足」。周星馳的經典電影《九品芝麻官》李公公相信常威無辜，對包龍星說：「你要是再拿不出證據來控告常威，你就得退堂，常威他呀就無罪釋放。」就算包大人有好大的官威，沒證據就是沒辦法。

沒證據就找。從接到或發現案件，警察就要開始初步調查，包括現場搜證，尋找嫌疑犯，跟不同人問訊等等。然後把報告交給地檢，地檢進一步調查。找證據說起來很容易，執行起來很困難，如果在案發現場找到血液，就要做血液檢驗，找出血液是誰的。如果涉及人命傷亡，就要法醫負責檢驗，當中涉及到不少科學知識，須由法醫或相關專業人士告知。一連串搜證完成後，如果決定起訴，案件就會轉到法院，由檢辯雙方辯論，再由法官決定嫌疑犯是否有罪。當中直接相關人士就有：受害者、疑犯、執法者(警察)、偵查者(地檢、法醫)、檢控者(檢察人員)、判決者(法官)。

理想的狀況是執法與司法人員都依證據說話，有幾分證據就說幾分話。推理小說裡常出現的對白：「再精密的推理若缺乏證據，就是空言。」精密的推理當且如此，遑論懷疑。查案與判案都應該基於科學與證據，純粹的對事不對人。就像日劇《冤罪律師》的對白：「不是為了辯護人，也不是為了正義，而是為了真相。」再說一次，這是理想的狀況，理想與現實之總是有落差。

落差在於執法者是人，只要是人，難免會犯錯，難免會有情緒，難免會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在美國，如果嫌疑人是黑人，遇上對黑人有偏見的警察，他的遭遇可想而知。作者在書裡就有提到黑人嫌疑犯很容易被懷疑是作案者。換到亞洲，如果嫌疑人讀書成績不好，常常跟家吵架，這個人在一般民眾心裡的評價不會好到哪去。但如果執法者也是抱著同樣的前設，或許會被誤導，在問訊過程中有意無意誘導嫌疑犯。像是「你是不是一直想要發財？」「為了發財可以不擇手段」……甚至嚴刑逼供。更扯的嫌疑犯在威逼誘導之下會寫出根本不存在的事情。有的警察將自己的懷疑強加於嫌疑犯，有的檢察官也會，甚至法官也會這樣。蘇建和一案，法官們召開記者會，為判決辯護，有法官講出「我考試第一名的人，絕對不會判錯」*，令人震驚。書的結尾，有律師表示法官會依「根據第一印象」來判決……

這裡推介兩套日本電影，講述執法者的黑暗面：《檢察方的罪人》：為求令犯人入罪做假證《即使這樣也不是我做的》：法官傾向認為被告有罪

當證據證明了部分執法者是錯的時候，他們會改變立場嗎？很抱歉，有的會死不認錯。一個人或一群人認定自己沒有錯，就算事實擺在眼前，也改變不了人的想法，在關於「道德」一事上更是如此，如果我認錯了，不就說明我就是壞人嗎？堅持是死不認錯，就算有錯，也錯不在我。引述作者講的：「人憑著非常少的訊息，就確立了頑固的想法，卻還自以為心胸開放。他們選擇『事實』的方法，就好像在自助餐檯上選食物一樣。」

當執法者不是依證據，而是「個人判斷」時，冤案就有機會出現。有機會是冤案的情況下，嫌疑犯又被判了死刑，如果刑罰被執行，又發現誤判之時，要回轉已無可能。冤案代表被無辜的人被懲罰，作惡的人逍遙。而又因為執行法律的程序由多人擔當，眾人責任亦被分散。江國慶一案就是如此。執法與判決過程中應該完全理性，以科學為依歸，對事不對人，這是很高的要求，要求高就代表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做不到就有機會讓無辜的人蒙冤。如果法律懲罰了無辜的人，變相保護了作惡的人。

寧枉勿縱，還是寧縱勿枉？根據無罪推論原則，要達到定罪證據即證據要毫無疑點(beyond reasonable doubt)，若未能釋除疑慮(benefit of doubt)，被告應獲判無罪。唉……說來容易做到難啊。

*我考試第一名的人,絕對不會判錯 https://historyslice.com/keywords/我考試%20第%20一%20名的人,絕對%20不%20會%20判%20錯

封面圖源：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cities/delhi/freedom-from-cage-a-delhi-judge-gives-bail-in-verse-7003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