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疫情升級的一些想法#7：中央與地方的分工／程天縱
中央與地方從策略到執行、從指導方針、執行細則、一直到個案，應該各有執掌、分工合作，避免疊床架屋，增加衝突與矛盾。如果分工沒有做好，那麼有限的資源和能量，就會浪費在沒有意義的內耗、內鬥上。 
去年初全球疫情伊始時，政府確實管控得宜，拒病毒於國境之外，因此贏得「防疫模範生」的讚譽。當時看到世界各國疫情蔓延的報導，我也因為台灣人民日常生活未受影響而引以爲傲。
誰知道，雖然病毒不似細菌，沒有生命，卻彷彿比人類更聰明；隨著疫情擴散至不同國家而出現各種變異，使得各國防不勝防。
台灣這波疫情的爆發，其實也很難避免；只要不完全封閉國境，病毒還是會自己找到各種破口，進入台灣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情況演變至今，這場戰「疫」儼然已經是一場持久戰。很多專家預言，新冠病毒將會長時間存在，改變人類的生活模式。
社會各界追究這次疫情爆發的責任，意義並不大，徒然成為藍綠互相攻擊的題目，而忘記了共同敵人應該是病毒。
我們相信，政府也不願意看到疫情失控、人民寶貴的生命喪失。由陳時中部長領導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團隊，已經盡到他們「能力」的最大努力，各界實在不必再窮追猛打。
但是，既然新冠病毒不會像SARS 一樣，來得快、去得也快，會長期伴隨著我們，我們就不得不檢討過去的戰略與戰術，從失敗經驗中學到教訓，從而改變我們的策略與行動。
從方針到細則 我的職業生涯一直是在電子科技業。過去台灣經濟成長的部分原因，在於搭上了全球電子科技的浪潮，因此累積了許多寶貴的管理經驗與技術模式。
加上我是個「終身學習」與「跨界創新」的信仰者，因此寫了這個系列的文章；從短中長期策略、改過與饒恕、同溫層、供應鏈管理、一直到代工生產，將想法分享給讀者們。如果有幸讓政府官員看到，希望能夠給予他們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作為參考。
上篇文章的重點，在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應該是跨部會橫向整合的組織；而這篇文章的重點，則在於中央與地方組織架構縱向的分工合作。
中央與地方從策略到執行、從指導方針（guideline）、執行細則（SOP）、一直到個案，應該各有執掌、分工合作，避免疊床架屋，增加衝突與矛盾。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是台灣抗疫的最高權力機構，應該專注在短中長期的策略與相關的行動計劃；只有在取得策略成果、或是有重大政策發佈時，才舉行記者會。
指揮中心不必每天舉辦記者會，只要透過新聞稿，發佈由地方政府和醫療衛生體系呈報上來、經過匯整的數字即可。
更不必在記者會中回答記者各種提問，然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更糟糕的是，對於指揮中心不可能知道的細則或個案，還要承諾在未來的會議裡面討論。
這種每天舉行的記者會，雖然會給人「親民」、「接地氣」、「透明溝通」的印象，但是會增加和地方政府記者會的矛盾與衝突，而且造成媒體分派任務給指揮中心，宛如「媒體治國」的怪現象。
從模糊到彈性 就如同企業的運作，一年一度的股東大會有固定的議題、至少每季一次的董事會也有其議題；企業經營層則負責日常的、更頻繁的經營管理會議；各有所司、各負其責。
收錄在《程天縱的經營學》這本書中的〈權力的空間：真假與是非之間的模糊〉這篇文章裡面，我介紹了「模糊」（ambiguity）的概念。我的重點是在於，在企業裡職位越高的人，在對人的評價和判斷方面，用字遣詞要越模糊越好。
同樣的概念也應該用組織架構上，在金字塔組織越高層的決策，影響範圍會更加寬廣。因此，決策的內容最好以「指導方針」（guideline）的方式下達，不要糾結在個案和細節裡。
這種模糊的「指導方針」的最大好處，就是「彈性」。
大型或跨國企業的組織都非常複雜；每個產品線、功能別、地區別所面臨的競爭環境與市場通路都有差異。所以總部下達的決策和命令，應該容許下屬單位有各自「客製化」的空間。
英文字「guideline」原本的意思，就是上層提供大原則，作為下層執行細節的參考；但有許多金字塔高層認為，這樣做的話就無法彰顯「中央指揮地方」的權力。所以凡事都要「細節管理」（micromanagement），也就是對所有細節都要插手；但這樣一來，反而容易造成混亂與衝突。
分層而治 這種強調中央權力的做法，也與我一貫的思維並不一致。我認為，「最適合解決問題的人，應該是最靠近問題的人」；講白一點，就是我反對「官大學問大」的說法和做法。
政府機構也不例外。中央和地方之間，應該有容許彈性的空間；上層下達「指導方針」，下層負責制定執行細則。
我經常以「台灣是華人民主政治的典範」為榮。許多民主國家都是以聯邦的形式建立，美國、印度、加拿大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民主政體的形式，則表現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權分治上面。
雖然以人口、土地來衡量，台灣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而且在體制和法律上仍然有很多改進空間；但在這場抗疫的戰爭中，沒有容許失敗的空間。大家都知道，我們戰勝病毒的關鍵在於內部的「團結」。
如果中央和地方的分工沒有做好，那麼我們有限的資源和能量，就會浪費在沒有意義的內耗、內鬥上。
結語 老子在《道德經》六十章中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就是：
治理大國不可輕易擾民，要像煎魚一般，煎到夠熟了才能翻面再煎；否則很容易煎到魚肉破碎而不成魚形。但也不能完全不去翻動，否則魚就燒焦了。
我認為應該修正為：治國者在越高層應該越模糊，不要太細節管理，否則就會變成中央獨裁的體制；在這一點上，有老子「無為而治」的影子。
但是2,500年後的時空環境完全不一樣了。科技進步的速度、或是病毒變異的速度，都與老子所處的時代全不相同；而現代國家的治理，也絕對不會像煎魚一樣簡單。
如果國家是個大社會的話，那麼企業就是一個小社會；即使是今天的企業經營，也遠比老子當年的治國要複雜千百倍。
我不敢托大的說「禮失求諸野」，但是「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台灣的企業界在全球單打獨鬥中，也取得不容小覷的成果。如果可以跨國合作，對於外交處境困難的政府，或許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認為目前的「足下」第一步，就應該從中央和地方，在疫情指揮系統的分工合作開始。
我的職業生涯一直是在電子科技業。過去台灣經濟成長的部分原因，在於搭上了全球電子科技的浪潮，因此累積了許多寶貴的管理經驗與技術模式。
加上我是個「終身學習」與「跨界創新」的信仰者，因此寫了這個系列的文章；從短中長期策略、改過與饒恕、同溫層、供應鏈管理、一直到代工生產，將想法分享給讀者們。如果有幸讓政府官員看到，希望能夠給予他們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作為參考。
上篇文章的重點，在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應該是跨部會橫向整合的組織；而這篇文章的重點，則在於中央與地方組織架構縱向的分工合作。
中央與地方從策略到執行、從指導方針（guideline）、執行細則（SOP）、一直到個案，應該各有執掌、分工合作，避免疊床架屋，增加衝突與矛盾。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是台灣抗疫的最高權力機構，應該專注在短中長期的策略與相關的行動計劃；只有在取得策略成果、或是有重大政策發佈時，才舉行記者會。
指揮中心不必每天舉辦記者會，只要透過新聞稿，發佈由地方政府和醫療衛生體系呈報上來、經過匯整的數字即可。
更不必在記者會中回答記者各種提問，然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更糟糕的是，對於指揮中心不可能知道的細則或個案，還要承諾在未來的會議裡面討論。
這種每天舉行的記者會，雖然會給人「親民」、「接地氣」、「透明溝通」的印象，但是會增加和地方政府記者會的矛盾與衝突，而且造成媒體分派任務給指揮中心，宛如「媒體治國」的怪現象。
從模糊到彈性 就如同企業的運作，一年一度的股東大會有固定的議題、至少每季一次的董事會也有其議題；企業經營層則負責日常的、更頻繁的經營管理會議；各有所司、各負其責。
收錄在《程天縱的經營學》這本書中的〈權力的空間：真假與是非之間的模糊〉這篇文章裡面，我介紹了「模糊」（ambiguity）的概念。我的重點是在於，在企業裡職位越高的人，在對人的評價和判斷方面，用字遣詞要越模糊越好。
同樣的概念也應該用組織架構上，在金字塔組織越高層的決策，影響範圍會更加寬廣。因此，決策的內容最好以「指導方針」（guideline）的方式下達，不要糾結在個案和細節裡。
這種模糊的「指導方針」的最大好處，就是「彈性」。
大型或跨國企業的組織都非常複雜；每個產品線、功能別、地區別所面臨的競爭環境與市場通路都有差異。所以總部下達的決策和命令，應該容許下屬單位有各自「客製化」的空間。
英文字「guideline」原本的意思，就是上層提供大原則，作為下層執行細節的參考；但有許多金字塔高層認為，這樣做的話就無法彰顯「中央指揮地方」的權力。所以凡事都要「細節管理」（micromanagement），也就是對所有細節都要插手；但這樣一來，反而容易造成混亂與衝突。
分層而治 這種強調中央權力的做法，也與我一貫的思維並不一致。我認為，「最適合解決問題的人，應該是最靠近問題的人」；講白一點，就是我反對「官大學問大」的說法和做法。
政府機構也不例外。中央和地方之間，應該有容許彈性的空間；上層下達「指導方針」，下層負責制定執行細則。
我經常以「台灣是華人民主政治的典範」為榮。許多民主國家都是以聯邦的形式建立，美國、印度、加拿大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民主政體的形式，則表現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權分治上面。
雖然以人口、土地來衡量，台灣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而且在體制和法律上仍然有很多改進空間；但在這場抗疫的戰爭中，沒有容許失敗的空間。大家都知道，我們戰勝病毒的關鍵在於內部的「團結」。
如果中央和地方的分工沒有做好，那麼我們有限的資源和能量，就會浪費在沒有意義的內耗、內鬥上。
結語 老子在《道德經》六十章中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就是：
治理大國不可輕易擾民，要像煎魚一般，煎到夠熟了才能翻面再煎；否則很容易煎到魚肉破碎而不成魚形。但也不能完全不去翻動，否則魚就燒焦了。
我認為應該修正為：治國者在越高層應該越模糊，不要太細節管理，否則就會變成中央獨裁的體制；在這一點上，有老子「無為而治」的影子。
但是2,500年後的時空環境完全不一樣了。科技進步的速度、或是病毒變異的速度，都與老子所處的時代全不相同；而現代國家的治理，也絕對不會像煎魚一樣簡單。
如果國家是個大社會的話，那麼企業就是一個小社會；即使是今天的企業經營，也遠比老子當年的治國要複雜千百倍。
我不敢托大的說「禮失求諸野」，但是「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台灣的企業界在全球單打獨鬥中，也取得不容小覷的成果。如果可以跨國合作，對於外交處境困難的政府，或許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認為目前的「足下」第一步，就應該從中央和地方，在疫情指揮系統的分工合作開始。
這種強調中央權力的做法，也與我一貫的思維並不一致。我認為，「最適合解決問題的人，應該是最靠近問題的人」；講白一點，就是我反對「官大學問大」的說法和做法。
政府機構也不例外。中央和地方之間，應該有容許彈性的空間；上層下達「指導方針」，下層負責制定執行細則。
我經常以「台灣是華人民主政治的典範」為榮。許多民主國家都是以聯邦的形式建立，美國、印度、加拿大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民主政體的形式，則表現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權分治上面。
雖然以人口、土地來衡量，台灣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而且在體制和法律上仍然有很多改進空間；但在這場抗疫的戰爭中，沒有容許失敗的空間。大家都知道，我們戰勝病毒的關鍵在於內部的「團結」。
如果中央和地方的分工沒有做好，那麼我們有限的資源和能量，就會浪費在沒有意義的內耗、內鬥上。
結語 老子在《道德經》六十章中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就是：
治理大國不可輕易擾民，要像煎魚一般，煎到夠熟了才能翻面再煎；否則很容易煎到魚肉破碎而不成魚形。但也不能完全不去翻動，否則魚就燒焦了。
我認為應該修正為：治國者在越高層應該越模糊，不要太細節管理，否則就會變成中央獨裁的體制；在這一點上，有老子「無為而治」的影子。
但是2,500年後的時空環境完全不一樣了。科技進步的速度、或是病毒變異的速度，都與老子所處的時代全不相同；而現代國家的治理，也絕對不會像煎魚一樣簡單。
如果國家是個大社會的話，那麼企業就是一個小社會；即使是今天的企業經營，也遠比老子當年的治國要複雜千百倍。
我不敢托大的說「禮失求諸野」，但是「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台灣的企業界在全球單打獨鬥中，也取得不容小覷的成果。如果可以跨國合作，對於外交處境困難的政府，或許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認為目前的「足下」第一步，就應該從中央和地方，在疫情指揮系統的分工合作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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