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距工作，我們有超前部署嗎？

文/編輯部 攝影/ShotPot 圖片來源/Pexels 自今年五月台灣爆發大規模本土社區感染以來，五月十五日雙北進入三級警戒、五月十九日全國進入三級警戒，來勢洶洶的疫情引起全國的恐懼憂心，當時也開始有人討論是否要提高到四級警戒。在四級警戒下，民眾非必要不得外出，停止所有聚會、全面停班停課並實施區域封鎖，且家戶內也得保持社交距離或戴口罩。 不過指揮中心後來並沒有將警戒升到四級。儘管出現連續十四天以上平均每天超過百人確診，但在「萬華地區活動史」這樣的範疇定義下，狀況從未達到「一半以上找不到傳播鏈」的形式標準。如今在三級警戒超過一月後，在這波疫情似乎正在趨緩的情況下，媒體與各界也開始討論是否可以降到二級警戒，或是「微型解封」選擇性開放部分營業場所的議題。在面臨何時與如何降級的選擇之時，或許也是時候回頭思考升級與降級的拉扯現象。

當初在討論是否要升至四級警戒時，有些人擔心這會對人民生活與生計造成太大的衝擊。另一方面，萬華疫情爆發之初，也有專家認為應該及早實施嚴格管制與廣泛篩檢，透過迅速而強力的措施來及早控制疫情。後面這種做法最近的範例是澳洲，就在台灣爆發社區感染後不久，墨爾本出現每日新增十二名確診病患後，維多利亞州政府五月二十七日斷然宣布進行七天嚴格的封城，全面關閉公司、餐廳與商店，並要求人民除非絕對必要都必須待在家裡。公告還提當局不願因行動遲疑緩慢而重蹈台灣覆轍。確實，相對於台灣持續一個多月的三級管制，墨爾本在嚴格管制並配合大量篩檢的積極作為下，成功以兩個星期的時間控制住疫情而解封。

澳洲維多利亞州政府稱其在墨爾本採取的是「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s），這是由英國防疫專家與政府所提出的作法，其原則是透過迅速、強力的管制措施，在兩到三周的時間內壓低疫情，防止醫療量能遭到壓垮，但也避免長期封城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代價。相較於台灣較為寬鬆但歷時較長的三級警戒，兩種做法在減少死亡與罹病人數以及降低經濟損失與社會傷害等的利弊得失，日後值得進行詳細的比較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三級警戒雖然要求學校停課，但並未強制公司行號必須遠距上班；雖然限制室內聚會人數，但並未禁止不同家戶的往來。Covid-19主要是人與人近距離接觸，透過飛沫與氣膠（Aerosols）傳染，防疫管制就是要減少人與人的接觸。減少個人與不同對象接觸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人群移動的減少，學者曾透過google資料分析台灣在實施三級警戒之後人流的改變狀況，結果發現雖然大眾運輸與零售休閒相關移動減少幅度較大，但工作場所的移動則減幅有限，雜貨與藥局的相關移動則幾乎無減少。雜貨、市場、超商等場所人流無法下降，除了宣布三級警戒與種種封城說法引發的搶購之外，也顯示台灣生鮮食品的外送仍不是那麼普及。其中市場與超商的社交距離問題尤其受到媒體注意，隨後也透過身分證尾數分流的做法來處理。然而，工作場所的人流問題卻較少受到討論。

雖然家戶感染占確診人數相當比例，但是最初必是有人在外染疫，再將感染帶入家中，而工作場所就是家戶外感染的可能地點之一。如倪誠志（Chase W. Nelson）與戴維（Wei Tai）的投書所指出，「非必要地進公司辦公，會增加原可避免的傳染機會。特別是工作上的接觸通常是（應雇主要求）而非自願地從四面八方聚集大量人群」，因此「辦公場所是病毒傳播的一大破口」。台灣三級警戒下工作場所人流只減少百分之二十五，遠不及紐西蘭的百分之七十和澳洲的百分之五十八。尤其台灣天氣開始炎熱，密閉空調的辦公室聚集人群更是一大風險。

台灣之所以無法讓更多人遠距辦公來保護自己與家人並幫助全體防疫，一方面是因為部分企業沒能及早部署遠距辦公的軟硬體設備，如筆電、VPN帳號、電子簽章系統等。即便政府呼籲居家辦公，但包括大學在內，其實許多公家機構必須簽屬文書與親簽報帳的規則，也讓遠距辦公變得不可行。此外，這也和台灣部分企業強調出勤的職場文化有關，有些主管就是認為員工必須出勤才能加以監督，出勤（以及長工時）也是企業向心力與工作熱忱的表現。《衛報》的報導就指出，對於員工居家工作的缺乏信任，是台灣不易推動遠距工作防疫的原因之一。

台灣政府對於防疫升級至四級的謹慎戒懼，不可諱言地和經濟的考量有關。遠距上班是防疫的重要一環。國外有研究認為遠距工作並不會減少生產力，造成不利遠距工作的因素來自職場的一些作法與工作方式，而這些工作方式則源自1950年代的辦公方式，甚至是亨利·福特時代的工廠系統，在現今的環境下早已過時。要讓企業改變出勤文化，花費經費建置遠距上班所需要的設施，政府沒有約束力的「呼籲」其實效果不大，而是需要推力乃至強制力。自願的方式看似提供國民選擇的自由，但對許多受雇者而言這其實意味著他們失去了遠距上班的選擇，因為沒有公權力的管制，還是會有一些雇主與主管不會讓員工有選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