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精神痛苦與照護

上個月底，雲林出現有精神障礙的確診者，因為可能處於發病時意識混亂狀態而有數日無法交代足跡，遂被縣府列為「非常危險個案」。姑且不論疫情中有多少人曾在疫調時刻意隱瞞足跡，甚至提供虛假行蹤，卻從未被冠上「非常危險」標籤，這個案例也突顯出疫情下對精神病人的照護問題。

一、中斷的社區照護

本身是精神病人同時兼具倡議者身分的李昀，在稍早的文章中指出，精神失序的複雜、混亂，難以自我理解更遑論被理解，對自身與家屬來說都是沈重負擔。畢竟「沒有人知道怎麼過一個精神病的人生，也沒有人教導要怎麼做家屬。」如果說在承平時期（並且相對幸運的條件下），這些壓力尚可能因為社區復健機構，以及居家護理師和社區關懷員的入家服務而多少被分攤，三級警戒之下社區照護的中斷，等於將障礙者推回家庭的壓力鍋中，對家屬、障礙者來說都是「非常痛苦」。

由於精障者原本就高度仰賴生活穩定，才可能勉力維持病情穩定，疫情以及相關的管制措施，一體要求所有人改變生活習慣與遵守新的社會規範，更容易造成他們的自我混亂。在陳佳楓的報導〈社關員案量大增、無法面訪-----看疫情之下社區精障照護的困境與挑戰〉中就可以看到，精障者或因不願配合戴口罩而可能更不見容於社區、習慣出外遊走卻被強制居家、原本穩定就診用藥的規律因延遲就醫而打破，甚至當與家人發生激烈衝突時也失去直接住院的空間。

對許多真切關懷案主，努力付出照護的社區工作者來說，規律面訪與提供即時協助是建立關係的重要手段－－畢竟只有建立好的關係，才能提供好的照護。當社關員的面訪被禁止，居家護理師全副武裝入家又容易造成案家壓力，許多障礙者甚至沒有電話能聯繫的情況，最令工作者遺憾的往往是好不容易與病人（及病家）長期累積起來的信任一夕中斷，更讓原本就高風險的病人及其家庭陷入極度脆弱狀態。

二、接續不上的醫療服務

除了社區端的照護停止，醫療端也被迫降載或是改變看診方式，但與此同時病人的需求卻可能因為疫情帶來的壓力而增加。精神科醫師林博就觀察到，許多原本已有憂鬱或精神官能症的病人，受到疫情影響，情緒更容易激動，恐懼感增加，導致症狀加劇，「焦慮情況提高2至3倍」。在這種情況下，就算病人想要維持固定看診，也可能因為醫院減診、停診、轉為遠距視訊看診，而打亂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就醫習慣；或甚至只因為信任的醫師改為戴口罩、面罩與穿防護衣問診，就讓病人適應困難。李昀指出，對精障者而言：

此外，另一群病況未必那麼嚴重，但需要長期求助心理諮商的病人，也可能失去專業人員的承接。特別是較不具經濟能力的年輕學子，過去可能只能仰賴學校輔導中心提供免費的諮商服務，卻由於學校倉促關閉而求助無門。

雖然近兩年來政府逐步開放過去對通訊心理諮商的限制，但根據獨立媒體報導者的詳細分析，仍有許多心理諮商所，困於網路資安規定以及必須與醫療機構簽約的強硬要求，而無法順利取得提供通訊服務的資格。從心理師的立場，很難不質疑「為何線下可以接的個案，到線上就不能做」？甚至「申請通訊諮商，比成立一個心理治療所還難」。

即便申請通過，通訊諮商亦有重重限制，包括心理師只能身在機構遠距服務、不能接初診個案，甚至不能提供給「腦部病變、精神病、精神官能症者」。易言之，等於只有「沒有精神疾病、狀況穩定」的「非病人」（但又有治療記錄），才有獲取通訊諮商服務。

為此，許多有心的心理師，甚至只能以「志工」身分，發起不收錢的心理「諮詢」平台「心宅配」，在線上輪班承接民眾的低潮與焦慮。但做為疫情下的應急策略，也只能提供到六月底。

三、疫情下的心理風險急需修補

大疫之下，許多國家的研究都顯示出民眾心理健康快速惡化。即使整體來說並未觀察到自殺率的明顯上升，但在2021年初的統計仍顯示，美國有四成的成年民眾報告了焦慮或憂鬱症狀（相較於疫情前只有一成）；英國則有五分之一成年民眾經歷了憂鬱（是大流行之前的兩倍多），這個數據與南韓的比例相當；但後者卻是比自身在2018年時的調查高出五倍。

台灣進入社區感染與三級警戒不到兩個月，就有基層診所的精神科醫師感受到各種心理衛生問題在民眾心中悶燒醞釀。對於疫情帶來看似必然加劇的情緒與心理風險，我們需要更多的保護措施，以避免進一步惡化的結果。這需要在制度上更及時的法規鬆綁與服務創新，才能為任何陷於孤獨或患有疾病、處於動盪或經濟困難的人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