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劍橋下午茶事件後，統計開始進入自然與社會科學各領域，很多數字人開始生出「萬事萬物皆可測」的豪情。（相關文章：值得觀察下去）
不過，某些概念如重量、長度或時間都是經歷過漫長修正過程，才有比較具體的測量程序，某些抽象的概念如聰明、智慧、美麗、善良要如何測量呢？
既然這些概念似乎是與心理學比較有關係，「心理測量學」就慢慢從蓋爾頓對於測量的堅持中慢慢發展出來了。（相關文章：蓋爾頓的測量分析）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有大量士兵入伍，為了分派這些士兵不同的工作，西方最早期的「智力測驗」開始發展，心理學家也有機會參與各種不同測驗的編製。各種官方、教育機構與娛樂用的心理測驗開始流行起來。只是，消遣娛樂用的心理測驗，到底要測些什麼，答案又代表什麼，就跟玩塔羅牌算命一樣，不必太認真，倒是應該對官方或教育機構要考些什麼關心一下！（畢竟，民主政治就是需要眾人的參與。）
於是，有些很會寫文章的人，想出了「效度」（ validity）的概念，告訴想管閒事的人：我們有在評估我們這個測驗到底在測什麼喔。意思大概是說，我們很在意智商測驗有沒有測到智力，美麗測驗有沒有測到美、道德測驗有沒有測到道德。
至於效度最基本的評估方法，大多就是找個外部指標做對照。假如選了智力的參考指標是學業成績，而且智力測驗的成績高的人最後在學校的成績都不錯的話，就說這個新編制的智力測驗確實有效度。
不過，若要認真追究學業成績好就代表智力高的話，就得先回答「智力」是什麼。如果我們定義「學業成績高」的人就是「智力」高的人，雖然會形成「循環論證」，但只要別把「智力測驗高」跟 「天才」畫上等號，就不會引致太大誤會。因為，很明顯地，學校重視的科目就那幾科，而智力測驗測的能力也就是應付學校功課的能力。
總之，只要不擴大解釋，就不會覺得 IQ 高有多麽了不起。（當然，在現代升學主義風行的國家中， IQ 高通常代表很會考試，自然會有家長誤以為 IQ 高就是代表將來可以在學術圈出頭的聰明人了。）
相對於智力，道德似乎是一個更難掌握的概念。如果良好的道德是社會得以運行的重要指標，那麼我們該如何測量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的道德水平呢？
雖然我們的學校系統設計了一些公共服務的項目，但是這種「有分數」的項目，不免讓很多學生覺得自己只是為了達到上面（學校）的要求而做，這種服務難免流於形式主義。
當然，願意去申請公共服務的，基本上都算是聽話的學生，所以，如果我們可以記得這樣的德育分數代表的其實只是願意服從學校師長命令的程度，不要擴大解釋，應該也不會造成太大誤解。
總之，像這樣的品德教育，都算是「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道德，和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論」中所說的道德概念是不一樣的。
對亞當史密斯來說，道德並不是教出來的，而是一種社會互惠的概念。
史密斯後來在發展經濟理論時所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觀念，其實也是一種互利的概念。史密斯相信，學校或教會所創造的道德系統並不可靠，真正的「道德」只是很自發地從「互利」的想法下慢慢產生。
那麼，有沒有「數據」支持這樣的「道德」存在呢？
英國出身的哈佛大學教授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的書「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指出，引用犯罪歷史學家艾斯納 （Manual Eisner）整理的數據，主張從中世紀到現在西方暴力犯罪率的減少有兩個基本因素：經濟革命以及中央集權。
這樣的解釋其實是很粗略的，不過，因為他將「他殺率」以及「經濟發展」連在一起，所以讓他的論點聽起來有一部分像「亞當史密斯」。平克認為，商業發展讓人們重視在交易中獲得陌生人信任的機會，因此道德開始發展起來。另一方面，他也認為，隨著政府權力逐漸落入國王的手裡，地方勢力不能像從前一樣爭兇鬥狠，所以暴力犯罪率就下降。
這種論調其實有點像管子所主張的「衣食足而知榮辱 倉廩實而知禮節」，但在今日自由主義的思潮中，如果參照前述平克的想法，「自由交易程度」或許就是可以用來評估這種「自主發展出的道德」的指標。
從這脈絡出發，我們也許就可以比較「放心」地看台灣從六月疫情爆發以來的「搶打」或 「偷打」疫苗事件。像這類疫苗事件的源頭，基本上是因為政府採買疫苗不力所產生的，因為疫苗不夠，而想打疫苗的人又很多，所以才會發生有關係的人要想法「偷」打疫苗、沒關係的人要想法「搶」打疫苗。
考慮到接種疫苗基本是現代防疫的（類）公共責任，我們可以說這些人並非出於「惡」而做這些事，政府不當干涉了疫苗的進口才是主因。
另一方面，像中央政府單位發生食藥署超打風波，其實更值得擔心。畢竟，按照平克的邏輯，當地方政府不再相信中央政府時，地方間也會開始互相爭奪，這其實就是社會上暴力事件開始抬頭的時候。
當然，以蔡政府美化數字的習性，台灣人也許也不用太期待或太在意相關單位提供的數字，而是要對社會人與人缺乏互惠互信的趨勢早做心理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