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電影有被顛覆的必要 陳梓桓談如水創作

「我覺得還是可以繼續拍下去。」陳梓桓眼神堅定地說。

從「做影像紀錄的人」到 Filmmaker ( 電影工作者 ) 官方資助 大陸合拍非唯一出路

回想最初，陳梓桓拿起攝錄機到抗爭現場，是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當時的我，連對焦也不懂，只知道自己是一個在示威現場做影像紀錄的人。」後來完成了關於雨傘運動紀錄片《亂世備忘》後，「我開始清晰自己是一個Filmmaker（電影工作者）。」

除了很實在地拍香港的故事之外，陳梓桓的影像多了自己的創作意圖，不會侷限於一個電影形式，例如在紀實的影像上，加入劇情的元素，「我在完成了第一部片後，最大的疑問是在獨立的製作之下，是否不容許有一些『大想頭』的創作思念呢？所以《憂鬱之島》成為了我的電影試驗。」

除了在創作概念上的突破，製作形式上，《憂鬱之島》亦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在香港，很多導演會很習慣地用一些現有的方法去完成一部電影，例如：電影發展基金的資助、藝術發展局主辦的短片競賽等等，但製作電影還有其他可能性。」

以《憂鬱之島》為例，以「網上眾籌」作為籌集前期製作資金的方法，更放眼世界，與日本太秦株式会社作為聯合製作單位，積極參與亞洲、澳洲、北美及歐洲的提案大會，令到一部講述香港抗爭的本土電影能夠在外國得到關注，提高在外地戲院上映的機會，同時在避免依賴單一的資助下，導演亦可以忠實於自己的拍攝題材。

黃色電影圈 革新的不止「主流」 需要革新的還有「獨立」

自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開始，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增強，不止外出餐廳吃飯要選擇「黃店」，回到文化產業上，亦有人提倡建立「黃色電影圈」。

「我們好像說得很Indie（獨立）、很貼地，但是否代表我們不需要經過一個商業制度的洗禮呢？」

陳梓桓坦言，在這個圈子裏的觀眾很直接的，例如有很多支持《憂鬱之島》拍攝專案的香港人，均有一個很明顯的共同期望，就是一個宣傳香港抗爭運動的機會，導演不用轉彎抹角，直接把所有警暴的片段湊合起來，

「這樣就值得『課金』（贊助專案）了！」

「但到底有沒有觀眾是因為你是在做一個藝術作品，或者是一部電影而支持你呢？」

坐在旁邊的「平地映社」的節目策劃，亦為多部獨立電影監製何梓埼插話。

陳梓桓想了想，

「真的不知道呢。」

「如同梓桓所講，我們的思維上是要有轉變，不止主流的電影工業需要革新。獨立的電影圈更需要革新，不止是製作層面，而是整個脈絡，當中包括電影節的節目、評論、教育等等。」

何梓埼續說，

「獨立電影不是永遠與主流對立，一牽涉到錢，獨立電影人同樣要面對商業的考慮。」

「平地」全新節目 讓影像增加被看見的機會

正因如此，何梓埼認為獨立的電影圈需要溝通，

「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互相扶持，所以希望是次的新節目能夠促進交流，有助香港電影工作者開拓海外視野，與外地電影人建立合作關係。」

多年來專注電影行銷的蔡浩泉說，

「在iTunes、電視、戲院這些放映的渠道下，影片一般需要經過複雜的篩選。」

透過跨國的合作，有可能會令到香港本土的電影有更多被看見的機會。

電影有很多東西是可以被顛覆的

「電影一定要入戲院看；紀錄片、動畫不是電影；電影是娛樂，不要碰政治；短片不是電影⋯⋯」

陳梓桓張開手掌，用手指逐一數著。

「電影有很多框框，其實我們都可以拋掉，這些東西有時候甚至矮化了自己，侷限了創作。」

這個年頭，政府也喜歡把人民放進他們指定的規範中，強制這樣，立令那樣，在他們一錘定音後，社會的反抗聲音漸漸變弱。在權貴眼中，政權是很容易被顛覆的。

今天，有三位電影人提醒我們：

電影也是可以被顛覆，並且需要被顛覆。

電影是屬於自由的。

在去年的十二月，《誌》收到一份來至「平地映社」節目策劃何梓埼、蔡浩泉的新聞稿，當中最吸睛的是他們對獨立電影的看法，「獨立電影是進行式，形態隨時代演變，唯一不變的是自主的創作精神」。

香港電影風光不再？

但仍然有人認為「革新」是能夠尋求出路。

「如果十年後，有新一代的人出來要革新我的話，我會很高興，這正正代表著另一個新思潮的開始。」 何梓埼笑說。

（2021年2月，曾刊於香港媒體《誌 hk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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