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化的政經體制導致日本長期停滯

上週我們聊到泡沫經濟的破裂令日本經濟長期通縮停滯，但是同時期的台灣也經歷過相似的經濟過熱狀況，也於1990年發生股市暴跌，不過基本上並不影響台灣經濟發展，那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兩個不同的經濟體有這樣的差距呢？

眾所皆知，1990年代後台灣的經濟引擎可說是以半導體產業為重心的科技業，而台灣半導體產業為何可以成功？除了政府科技政策的大力支持，如研發投資抵減租稅、五年免稅等獎勵措施外，人才的培育與匯集也相當重要。在過去1960年那個通訊不發達的年代，要獲得國外較新的科技發展資訊相當不容易。為了讓台灣的工程師可以有系統地了解國外的新技術，1968年由「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員擔任講師的第一屆「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在台北舉行。透過密集的短期講習，即時解答疑惑，逐步提升台灣工程師的專業知識。這個討論會到現在每逢偶數年都會在台灣舉辦。

此外，為留住台灣的人才，1970年代末期，任教於交通大學的盧志遠教授協助李國鼎政務委員制定數項政策，包括國防役與雙語學校。透過國防役可以留下部分人才進行研發，發展國家產業。在新竹科學園區設立雙語學校，可讓海外返國服務的學人順利銜接子女在美國的教育課程，無後顧之憂。

基於台灣半導體產業結構趨於完備，1987年國科會鄧啟福副主委建議成立一個國家級實驗室，提供產學研半導體元件的研發平台與技術服務，並培育產業鏈所需的科技人才。1988年行政院核准建置「國家次微米元件實驗室」，並委由交通大學興建。後更名為「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NDL），並於2003年改隸「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1998年中央研究院施敏院士被聘為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的主任，當時NDL潔淨室大概只有一百多坪。為了前瞻半導體元件（主要是電晶體與記憶體）技術研發的未來10年到15年，並提升半導體科技人才的培育，以及對產學研的服務，施院士建議NDL必須擴大。在國科會的支持下，2004年2月奈米大樓竣工，還特別邀請了「半導體工業最重要的推手」孫運璿資政為這一萬一千坪的「奈米電子研究大樓」題字及剪綵。

反觀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在1980年代時其中記憶體事業市佔率一度超過 50%。但進入 90 年代後，開始一蹶不振，主要原因來自美國的對抗。

正是由於日本半導體過於強大，威脅到美國，美國祭出一系列抵制行動。1984 年通過《半導體晶片保護法》（Semiconductor Chip Protection Act），英特爾跟摩托羅拉便對日本電氣和日立提起侵權訴訟，隔年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也控告日本半導體產品，指出日本國內半導體市場被日本企業壟斷，屬不公平的市場競爭；時任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 Reagan）也指示商務部對日本半導體企業調查。

1986 年，日美簽訂《日美半導體貿易協定》，日本同意不在美國市場傾銷晶片，也同意美國半導體在日本市佔率提高到 20%。1987 年，美國認為日本半導體產業違反上述協定，對美國國內的日本相關商品（電腦、彩色電視等）課以 100 % 的報復性關稅。與此同時南韓和台灣的製造商加入全球半導體市場，南韓在 90 年代的金融危機後積極發展與投資半導體產業，在 DRAM 市場中快速崛起。日本半導體產業就在這樣的國際競爭環境下墜落。

從這樣的差異就可以看出來為何台灣與日本會有這樣的差異，畢竟經濟成長是根植於產業的茁壯，如同能量守恆定律，你不可能無中生有，一定要有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才得以讓經濟規模擴大。

事實上，真正掌控日本經濟命脈主要是從明治維新甚至江戶時代就已經存在的大型商社財閥，包括三菱、住友、三井、安田等財閥，雖然二戰後美國曾進行財閥分拆，但這些財閥在戰後仍以一種鬆散的企業聯盟型態再度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