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對日抗戰既是苦難,也是形塑民族認同的關鍵;於日本而言,這場戰爭更像急速狂飆的飛蛾撲火,既讓東亞諸國留下侵略夢魘,也親手為日本的國家不正常化寫下序章。
如今戰亂腳步已然遠去,但發動侵略的後遺症仍令日本持續擾攘,不僅媒體與政界屢就「歷史」、「靖國」、「整軍」、「修憲」等議題激烈交鋒,日本社會也深陷史觀博弈,至今難以停歇。
戰敗初期,日本曾是反省與反戰思想的天下;然而60年代始,右翼史觀漸次回潮,不僅衝擊日本的輿論版圖,也令蟄伏已久的政治勢力東山再起。《八佰》即便未在日本上映,由侵華戰爭引發的立場之爭,仍將在這個島國上持續博弈。
被戰爭割裂的反省史觀
幕末以降,在美國黑船叩關、各藩心懷鬼胎的內外交迫下,日本開始了以政變與擴張為支柱的改革進程。以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例,其本身就是薩摩與長州兩藩對德川政權的武力政變,日本也因此在「王政復古」的口號偽裝下,開始了以天皇為名的獨裁專政。
此後,接連的對外戰勝與併吞無礙,讓日本的民族情緒一路飆漲,從1872年併吞琉球、1874年「台灣出兵」引發牡丹社事件、1894年的甲午戰爭、1904年的日俄戰爭、1910年併吞朝鮮、1914年的青島戰役、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的七七事變,到1941年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戰線越拉越長,卻也越陷越深,終於在1945年宣布戰敗,並被戰後的《和平憲法》體制束縛至今。
不論由牡丹社事件、甲午戰爭或九一八事變始計,「侵華」都是日本近代的對外戰爭主線,並讓其迷走在稱霸與亡國的危險邊緣,成敗諸舉也在時間遞嬗下,煉成了自信與恥辱的雌雄同體。故而如何定調侵華戰爭,便成日本政界與知識界的共同難題。
自二戰結束以來,和平主義一度令日本社會風行草偃,原因一來是美國在日強推「非軍事化與民主化」改革,二來民間也受核爆、經濟崩潰、親族流離等苦難席捲,因此「一億總玉碎」能剎那化為「一億總懺悔」;反戰人士、知識分子帶領全國共省侵略時,幾乎沒有遭受強烈抵抗,自願放棄侵略能力也成了理所當然的國家路線。
然而上述反省氛圍看似彌散四方,實則仍有程度之分。對當年的多數日本人而言,十五年戰爭(九一八事變至戰敗投降)應當反省,但1904年的日俄戰爭則不在此限。在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坂上之雲》中,日俄戰爭被描述為「日本受俄迫害下,為求生存而竭力開展的防衛戰」,這般論述後因小說連載而遍行民間。故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2015年的戰後70周年談話中,說出「為反抗俄國殖民統治,日俄戰爭爆發了,這場戰爭的勝利也鼓舞了廣大的亞非國家人民」等字句時,民間多無強烈反感。
此外,1895年的甲午戰爭同樣處於反省的失語下。同樣與中交戰,日本知識界雖對十五年戰爭感到愧疚,卻普遍將甲午戰爭描述為「文明」與「落後」的對決,暗替明治維新的現代化之功加冕;儘管有學者提出「明治維新便是十五年戰爭之源」等批判,卻仍難撼「維新促成日本強大」的主旋律,日本政府還於2018年隆重紀念明治維新150週年。
而在上述有條件的反省氛圍下,右翼暗自蓄積能量,並於1960年代際,以一抹幽暗的身影竄出,化作熊熊焰火,在社會各角延燒。
當右翼逐漸回潮
早在1955年,日本民主黨(自民黨前身)中的部分右翼便力抗政治正確,發表《可憂慮的教科書》一文,主張把日本中、小學教科書中所載的日本「戰敗日」改為「休戰日」,雖遭社會抨擊,卻也悄然引發某些有志者的拍手叫好。1958年,日本文部省將教科書中涉及「侵略中國」的語句,改為「進入中國大陸」,正式為右翼史觀的捲土重來立下標竿。
1964年,日本作家林房雄出版《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書,重炮抨擊日本國內流行的三種「畸形」史觀:一是來自蘇聯與共產世界的「共產國際史觀」,其將二戰定調為英美帝國主義與日德帝國主義的衝突,並直指天皇為罪魁禍首;二是來自歐美列強的「東京審判史觀」,其認為戰爭源出日本的征服野心,但法西斯終究不敵民主;三是受中國、朝鮮、韓國控訴而成的「謝罪外交史觀」,日本必須無止境地對這三國感到慚愧。
在林房雄看來,上述三種史觀皆為戰勝國強加日本而成,乃是列強對日本的戰後復仇。故其首先以帶有軍國色彩的「大東亞戰爭」一詞,取代相對中性的「太平洋戰爭」、「十五年戰爭」,再而開展出諸多「驚世論述」,例如在詮釋大東亞戰爭上,其認為: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既成功阻止蘇聯南擴,也讓中國東北建立「民族自決政府」。而日本之所以在1937年出兵中國,為的實是保護受中國暴民攻擊的日本僑民,中國民眾也因此擺脱國共內戰之苦,汪偽政權更在日軍協助下由歐美列強之手收回租界。由最終結果觀之,「大東亞戰爭」實踐了孫中山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並幫助亞洲各民族擺脱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暴政。
上述論述或許曾是某些參戰者的理想,卻無法為現實中的殘暴屠戮開脱。但儘管書中說法不見容於日本主流論述,林房雄的觀點仍成一代日本右翼經典,並為後世所承繼。
1969年,日本文部省二度出手,刪除教科書中對戰爭責任的反省;1982年,其再度刪改教科書,將日本對亞洲鄰國的「侵略」全數改為「進出」,「南京大屠殺」則改成「佔領南京」。與此同時,帶有軍國色彩的「自由主義史觀」也在80年代漸次崛起,其以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為首,自林房雄的著作中引取思想火種,並以「多元化」之名,力爭右翼史觀的話語權,既否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強迫論,也痛批過往的反省思潮為「自虐史觀」。
曾被戰後和平體制重壓的右翼勢力,如今顯然已難再遏抑。而其回潮看似荒謬,卻可謂是日本經歷戰後政治格局變動的直接產物。
侵華反省何去何從
1950年代起,受惠於韓戰爆發,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大國意識也逐漸萌發,保守派政治人物對《和平憲法》的不滿漸生,加上日本在1990年參與海灣戰爭,不僅負擔20%以上的戰爭經費,也首次將自衛隊的掃雷艇開往波斯灣,成為日本參與國際社會的象徵。在此氛圍下,國內開始湧動修憲聲浪,甚至出現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呼聲,右翼市場自然拓展不少。
另一方面,曾為和平與反戰支柱的日本左翼,在經歷中國文革、蘇聯崩解等外部事件後,逐漸喪失社會話語權,無形中也向右翼讓位不少。宮崎駿、大江健三郎等左翼藝文界泰斗看似風光,卻皆已是白髮老者,正如反省侵華的思潮,論述雖在,卻已漸有時不我予的喟歎。
如今的日本青年多未經歷冷戰與安保鬥爭(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簽訂的運動),面對不時竄出的立場拷問,其選擇了退而不答,不願過度參與上一代的論述之爭。在「自虐反日」、「極右愛國」的兩頂大帽子間,其最終隱遁至「政治冷感」的遮蔽下,避免碰觸動輒得咎的敏感神經。
而在一片蒼白的麻木外,侵華戰爭仍被立場所圍繞。如今的日本既有參拜靖國神社的右翼政治人物,也有新冠疫情爆發後,以中文高唱《義勇軍進行曲》、並吶喊「武漢加油、中國加油」的松山芭蕾舞團。前者受戰後的反省氛圍壓抑多年,如今已非吳下阿蒙;後者則創立於日本的左翼興盛期,象徵與中國的全面友好,卻已漸成少數。
兩種精神底藴消長間,盡顯輿情流變。《八佰》的問世,既是對兩岸的一聲歎息,也是對日本侵華觀的再次聚焦。電影終有落幕時,但日本的精神焦慮,仍在持續。
原文發表:
2020.8.26 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