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暴力政治》：流氓、極道如何和日本政治緊密糾結？

編按： 這是第一本從暴力角度探討日本政治發展歷史全書。作者施奈華是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歷史教授，他主張暴力早自日本開始實驗民主之初，就融入了近代日本政治的實踐中。當議會自一八九○年代開啟，衝突、鬥毆、破壞、威脅與恐嚇，很快成為日本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往後的數十年間，由施奈華稱之為「暴力專家」所施展的肢體暴力，一直存在著──在街頭、在議事廳、在民眾抗議、在罷工行動中。這種系統性的暴力，最後與日本的民主政治達成妥協，導致一九三○年代軍國主義的興起。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施奈華論述金錢如何勝出暴力，成為政治工具的新選擇。對於想要理解暴力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中的角色，以及暴力在民主與法西斯運動中地位的人，這是一本必讀之書。

暴力一直是日本政治近代史中，一股持續的力量。近代（modern）日本國家的誕生過程，本身即是暴力的。一八五○年代，當不祥的外國槍砲船出現在外海，近世（early modern） 的德川幕府政權（1600–1868）因遭受威脅而動搖了起來；到了一八六○年代，該政權更被來自叛徒刺客和倒幕諸藩的軍隊擊潰。

隨著新上任的明治天皇於一八六八年一月宣布廢除舊秩序，最後一位德川征夷大將軍也在四月讓出了首都，德川幕府的滅亡，被許多歷史學者形容為一次和平的政權移轉。

相較於腥風血雨的法國大革命，雖然日本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相對不流血，但也不應該忘記，德川幕府的頑抗分子和明治天皇效忠者之間的內戰，一直持續到一八六九年六月底，期間亦造成成千上萬人死亡。從這個角度看來，明治新政府的建立，其實也是一劇烈斷裂的重要關頭。

近代日本的誕生，並未轉型為和平時代及紳士政治；反而極端助長了某種政治動盪，且在接下來的一百年，以各種不同形式延續下來。抗爭者在政治運動中轉向暴力，最早是發生於一八七○和八○年代的「自由民權運動」，當時的抗爭者向明治藩閥施壓，要求制憲、成立議會，並且擴大政治參與。之後，在一九○五年簽署《樸茨茅斯條約》 與一九一八年所謂「米騷動」的數年之間，上萬民眾身體力行，攻擊象徵國家的機關，並藉此表達他們對政府某些政策的不滿。

暴力在意識形態戰爭方面，也是不穩定的因素，尤其是在俄國革命後的數十年，當不同旗幟的左翼──從無政府主義者到工會分子──與一國家主義組織或不穩定的國家體制產生衝撞之際。自一八六○年代到一九二○年代期間，日本政治人物遭暗殺的事件時有所聞，但也許最著名的，是一九三○年代企圖政變中，當時軍方的年輕軍官雖然本身未能成功接管政府，卻實際打通了軍人晉升、獲得政治權力的管道。

穿插在這些暴力政治活動之間的，正是本書的中心人物──流氓、極道，以及他們的族類。簡言之，他們是那些使用武力（physical force，或「肢體暴力」）的人，且以其主要目的──施展暴力──而為人所知。這些暴力專家（violence specialists）──如我稱他們的──不只和日本史的學生所熟悉的民眾抗議、暗殺、政變緊密相關，較少為人所知的是，他們施展的暴力甚至跨越這些事件爆發的那一刻。他們的暴力行為（ruffianism）──經常伴隨破壞行為、威脅、恐嚇的鬥毆以及肉搏──與政治結合，顯示暴力並非是單一事件，而是一種系統性的，而且是近代日本政治風貌根深柢固的元素。

暴力專家如何、以及為什麼和政治如此緊密糾結？這個問題，促成本書對暴力政治圈的探索。而同樣備受爭議的，是從一八六○年代近世政權的最後幾年，一直到一九五○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主重生之間，日本政治中的暴力所產生的意義及其衍生影響。這也是暴力專家及其暴力行為如何被合法化的故事，以及一個政治暴力的文化是如何成形的，以致使用肢體暴力被許多政治人物視為一種可行的，至少是被默許的手段。這種政治暴力的文化，即便仍在變動、改變中，卻有助於這種持續而且經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暴力，長存於政治中。

藉由將暴力放在日本政治史的中心，本書試圖闡釋的是，「政治」往往比我們原先所理解的更危險、更暴力。日本政治暴力這個籠統的主題，多年來鮮少被研究；處理暴力這個主題時，通常將之置於社會或政治運動的脈絡中，且僅視之為其他政治現象的證據，不論是某種民主意識或右翼極端主義的展現。長期以來，單就一種暴力形式本身，極少被視為一種現象，並加以檢視。

在美國，「暴力」的主題最初為二次大戰後數十年的歷史學者所忽略。一九五○年代和六○年代的美國歷史學者，致力於反轉戰後數年徘徊不去的戰爭刻板印象，其中之一，便是「日本人」多為好鬥及野蠻的大眾形象。因此，歷史學者強調他們讚賞的，是如日本昔日的正向面（或者，以史學家馬里厄斯．詹森〔Marius Jansen〕的話來說，是「光明面」）。 而所謂的近代派（modernization school）學者，則試圖轉移注意力，從一個壓抑的、封建的日本政治體系概念，重新定位日本為一突出的成功故事，因而聚焦在明治時期（1868-1912），也就是他們認為日本快速進步的時期。 戰爭確實是錯誤的一步，但這個議題大多擱置一旁；日本被追捧為近代化國家的典範、抵抗共產主義的堡壘。

這並不是說，近代派學者完全迴避暴力的主題，而是他們很少能夠掌握暴力行動的內涵及意義。例如，詹森確實對不怯於使用武力的反抗者和冒險者，進行了創新的研究。但即使是詹森，偶爾也會落入一種迷思，將這些暴力類型描述為愛國者及改革者，不經意地合理化他們的自我認知，而相較於以他們之名所行使的暴力，詹森似乎對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國家主義、泛亞洲主義）更有興趣。

在一篇論文裡，詹森確實考慮到暴力與近代化的關係，聚焦在一八六二年的政治家勝海舟、一九三二年的首相犬養毅以及一九六○年社會主義政治家淺沼稻次郎等三次企圖暗殺行動（明確地說，後兩起案件屬實際暗殺）。詹森特別選擇這三起事件，闡述日本在這一百年當中，在政治上及社會上，如何變得更為複雜化。無疑地，這三起案件的社會政治背景不同，但是，以進步的角度來定位這種暴力，不只可議，也透露詹森對近代化論（modernization）的關心的程度，影響了他對暴力問題的處理。

比起近代化論學者，其他歷史學者則以更直接的方式，反駁日本人好鬥的刻板印象，暗指、甚至宣稱一種假定為愛好和諧的日本文化。關於日本人喜歡避免爭端的捕風捉影、籠統說法，儼然成為著作中的基本假設，形成誤導的論述，誆說近世日本鄉村有濃厚的社群意識、戰後的勞資關係少有爭端、日本人的法律意識薄弱等。

最後，這一代的政治史學者傾向不檢視暴力衝突，轉而關注在體制、思想以及精英人物身上。這是重要的工作，但這種角度傾向於將政治描繪成一個主要由顯赫的藩閥、充滿算計的政客、高尚的知識分子和備受敬重的官僚所組成的世界。

同樣在日本的這幾十年間，尤其在報紙和期刊裡，可見一些書寫文本講述戰後初期的恐慌這類剛發生不久的暴力事件。而一些歷史學者，如信夫清三郎，則開始面對、處理抗爭的歷史，包括一九一八年的「米騷動」。 此處的暴力行為主要被放在抗議活動的脈絡中，且定位為政治表達以及挑戰政府的一種形式。

在這個次領域之外，多數一九五○年代的日本歷史學者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主要關心經濟架構做為社會改變和變革的誘發因子等諸方面的研究。即使是撰寫日本晚近法西斯主義的作者，也甚少處理暴力問題；雖然有明顯的例外，但多數作者鑽研於一九三○和四○年代的事件中，所引發的意識形態或制度上的動機。

隨著如信夫清三郎等史學家感興趣的主題為一群開始將「民眾」置於研究前線的學者所擁抱，上述的情況在一九六○和七○年代逐漸有了改變。受到一九六○年抗議《美日安保條約》新約引發的大型示威活動所啟發，撰寫「民眾史」的學者開始和他們的馬克思傳統分道揚鑣，轉而討論近代主義者和近代理論，並且選擇草根的方法，聚焦非精英角色在歷史中的驅動力量。

鹿野政直與安丸良夫大刀闊斧的切入政治議題，出版關於「大正民主」和社會運動的書籍。特別是隨著色川大吉撰寫關於自由民權運動期間民眾起義的事件，「暴力」逐漸成為關注的重點。這部民眾史學者的作品──尤其是色川大吉和安丸良夫的作品──透過其在概念上跳脫對政治精英的單一關注，加上我蒐集到的豐富研究資料，將在這本書留下印記。

這些學術研究都很具突破性，但是對於將「衝突與社會運動的暴力」當作一種問題，幾乎是漠不關心。暴力主要還是被視為政治意識和群眾活力的重要證據，訴求一種民眾參與的政治，以及日本民主的草根元素。很少有研究是專門處理政治暴力可能衍生的影響，也鮮少討論民眾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政治之間可能的關聯。

（本文摘自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日本暴力政治》；為閱讀需要，部分擷取內容有些許調整。）

英子•丸子•施奈華（Eiko Maruko Sinawer）
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歷史教授，鑽研現代日本的歷史，講授日本歷史、現在日本調查、日本帝國史、美日關係、日韓歷史。另著有《Waste: Consuming Postwar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