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是個非典型的編劇與導演，他的思考是純然向內的，是用他做的事、也擅長的事自我探索，使他的作品充滿後設，不太理睬戲劇化的原則、不去滿足觀眾的期待，因此很難成為討喜、大眾化的題材。從<變腦>開始，他想找尋「『我』是誰」，到了<蘭花賊>他追問「我該『怎麼做』」，而<神經殺手>焦慮的是「自我的『（無法）超越』」，<王牌冤家>談的是「自我的存在」，<我想結束這一切>則表現出「對自我的『慈悲』；他用自虐的獨白、赤裸的卑微、誠實的哀愁騷擾著還有勇氣直面現實的觀眾，說著就算我們如此不同，卻也全都一樣的人生故事。
本片中，他將自己寫成了一個角色，角色查理·考夫曼究竟有幾成是真實生活中的編劇查理·考夫曼並不重要，當編劇寫下每個角色的時候就必然是那個角色本身，猶如角色查理也會是他筆下的蘇珊·奧爾林和約翰·拉羅什那般，因此從蘇珊的一篇報導成為一本書、從這本書到角色查理的劇本、再到我們看到的由編劇查理撰寫的這部電影，一層一層其實都是同一層，所有的轉譯、超譯成為了個人化原汁原味的理解。有一派說法認為角色自然而然會脫離腳本長成自己的樣子，從<蘭花賊>來看，查理·考夫曼顯然不信那套，他更認為創作者都會面臨這樣的苦惱：沒有誰能佔據造物主的高度，又如果手中的創作將透露出我是誰，如何著手才不會搞砸一切？於是創作陷入了啣尾蛇（Ouroboros）的僵局，再怎麼自我吞食，也沒有（劇情需要的）一個開始、一個結局。
於是更多時候，我們寧可選擇停滯，尤其是面對生活中那些不如人意的事物，不停假想如果如何就會更快樂，一再推遲那些自己認為應該去做的事，深怕若是即知即行卻仍舊到達不了想像的遠方，將無所適從於原來自己從來什麼也無法改變。角色查理羅列著各樣的計畫幻想著「更好的自己」，等同否定自己活在世上40年依然什麼也不了解，一如他膠著於蘇珊原著「沒什麼內容」可發揮，但如何「改編」得更「精采」不也是種對真實人生的不敬，人類的一生也不過就是整個自然、歷史中的驚鴻一瞥，誰承諾了人類得以了解宇宙終極的奧祕？是誰，有能力改編自己與他人的人生？腳本中的蘇珊書寫著他人的傳記、電影中的查理編寫著劇中人的人生，落筆就是一種叫旁人該如何觀看的角度，然而他們雙雙停滯於該如何使自己的一生更加精采，這或許更是因為現有的智識、才華、成就使他們不知如何擺放自己的下一步，只能繼續順應著日子的本然、應然、必然，只好對旁人看待他們的目光無動於衷，是以約翰·拉羅什那樣坦白的粗俗是如此吸引著她/他，「某些蘭花透過特定的昆蟲幫助他們傳宗接代，他們雙方都不知道做愛的意義、不知道這些小小的震動會創造生命，也許我們的心情才是唯一的指標，當你找到你的目標，別讓任何事情阻礙你」，約翰這段話像把無所用心的匕首劃破了某種虛矯的假面，人類過分迷信追尋存在的意義、過分膨脹個體的重要，就算最終人生就是從A到B徒具目的性，也無須因此懷疑生命的價值。
別無他物的痴迷，使約翰足以輕視他人的眼光，而那正是蘇珊、查理所欠缺的，才發現在蘭花之前，約翰也曾經這樣迷戀熱帶魚又突然在某一天說棄絕就棄絕，他們無法明白如果真心喜歡某樣事物，怎會這樣了結而沒有一絲留戀？但他們真沒搞懂蘭花、熱帶魚那些「身外之物」從來都不是重點，而也是這樣沒搞懂的他們既無法徹底為事物瘋狂又無法徹底割捨，真實的個性如同蘭花瀕臨絕種，被環境馴化、被集體豢養成同一種生物。當蘇珊體認到自我被修剪過的痕跡時，第一次在約翰前流露脾氣：「你知道植物為什麼能隨遇而安嗎？因為它們沒有記憶，它們過一天算一天，但人類若是適應這樣的環境幾乎變得可恥，像他們在逃避。」達爾文所謂的適者生存在人類社會裡等同於一句髒話，人們庸庸碌碌於同樣的意義、同樣的價值，高度相似以致於平庸，逃避去做為真正意義上平庸的人：只是成為自己。
角色查理對著雙胞胎弟弟唐納說：「我們兩個分享同樣的DNA，有什麼比這個還寂寞呢？」我們原以為寂寞是單數的，卻發現雙數的寂寞是絕望。只是，角色查理再度錯看了，一路被嫌棄的唐納，反著查理那股自以為是，儘管求助於所謂「成功編劇學」的那套理論，卻在內心保存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結界，無論外界（甚或是他的兄弟）認為自己有多可悲：「那是他家的事，與我無關，你是施愛的人，誰愛你並不重要，我早就下定這樣的決心。」如果有著同樣DNA的唐納能這樣去活，如果還是能夠在這寂寞的世界堅持愛的決心…這給了查理一個新的開始，而或許，也能帶來不同的結局。
當我們詮釋與理解這部片，我們也就是角色查理、蘇珊、約翰以及編劇查理，他們就像我們的雙胞胎，就像唐納一樣以生命換取我們的生命：「我從小就是個怪孩子，但我想也許我等久一點，就會有人了解我。」當寂寞幾乎滅絕了我們，至少要留給自己最後的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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