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灣窮孩子到在加拿大寫下財富自由
「台北橋還叫台北橋嗎？」我坐在電腦前一邊打字一邊這麼想，因為已經很多年沒回台灣了。我變了，台灣好像也變很多，台北縣改成新北市了，但過去青少年時期在台北縣市間穿梭的青黃歲月，卻烙印在我記憶裡。
我們家搬到新莊前，父母先是帶著姊姊和弟弟在台北市復興北路附近的興安國宅頂了一家餐館，賣客家菜，我則寄宿在桃園的老師家中超過半年，因為不想放棄領縣長獎的機會，直到小六畢業後才跟家人團聚。然而就在我升國一的那年夏天，「貧窮」真正纏上我們家。
本來我以為父母在台北做生意當老闆是好事，去到店裡才看到，爸媽清早五點半得到濱江市場去採買，花幾小時打理新鮮蔬菜魚肉，十一點開店。接近中午，附近上班族一起湧進來，爸媽在廚房裡忙快炒汗流夾背，前面跑堂的伙計應付不過來，要升國二的姊姊跟我也跟著幫忙，七歲的弟弟就在櫃台後面玩。
一回我端著滿滿一大碗「薑絲腰子豬肝湯」送去點餐的桌上，滾湯的湯水就快灑出來，我緊扣白色磁碗上緣的姆指一部份就浸在湯裡，很痛卻不敢鬆手，怕打破一碗八十塊的生意，因為聽到爸媽說，賺錢之前得先交貴聳聳的店租。沒想到，另一桌有個穿白色襯衫的男客人，大聲咆哮要見老闆。媽媽從後面出來了解情況，原來他在菜裡找到了一根短髮，跟著竟當其他食客的面對媽媽吐出髒話：「這是不是妳的陰毛？」這個場面十二歲的我全看在眼裡、聽進耳裡。
媽媽為賠不是，只能免費送餐了事。
中午一窩蜂的食客散去，晚餐時間情況也差不多，就是潮退潮湧，每天一波波地來，一波波地去。每晚我們三個孩子等父母收拾好已經快九點，從店裡走回附近的租屋住，又是另外一個景像。
我們得走進龍江路裡漆黑的小巷再轉陋巷，停在一間破矮房前。這個租來的家，應該只有十坪大，中間只有兩道薄薄的木板牆，像個「目」字一樣把爸媽跟我們孩子睡的和後面的廁所隔開。我看到姊姊跟弟弟過去共擠一張單人床，自告奮勇拉了四張餐廳座椅排齊，筆直地睡上面四個月。這些都不算糟，慘的是，外面下大雨的時候，房子裡也下小雨。
真正讓我想哭的是，國一第一次段考完，國文老師很訝異我只考八十九分，我把同學有練各種參考書的事跟媽媽講，她在租屋裡打開老闆娘的皮夾，裡面竟然只有兩百塊，只能支持我買一本六科全包的《強棒》，我被一頭棒喝，當下才知道家裡有多窮。
不久之後，餐廳關了，爸媽賣了鄉下房子還清負債，就算貸款也只能買新莊的便宜三樓老公寓，他們仍希望給我們三個孩子在台北受教育。我跟姊姊因此從國中起，清晨五點起床，五點四十分去等公車，坐到三重再轉225路，過台北橋後再過很多站，經行天宫才抵達先前餐廳附近的國中，七點十五分到校繼續上課。
晚上原路轉車回到家則已經七點半，吃飯洗澡做功課，我不過半夜十二點沒辦法上床睡覺。我的功課挺不錯，很喜歡歷史。國二教到印度種姓制度時，我嚇然發現貧窮會世襲，心中暗暗發誓要掙脫家裡的窘境。
爸媽不做餐廳，最後兩人在三十七歲開始改做「土水」，一做做到五十好幾。我也繼續到台北市唸高中、邊工作邊唸大學和研究所。有一天，我騎著機車跨過了台北橋到台北市那邊，看到一部貨車似在挑撿臨時工，霎時想起多年前無意聽爸媽聊到在台北橋下等工作的事，才又知道他們當時沒錢又要養三個孩子有多無助，儘管我仍忘不了冬天寒流來時身上穿著沒晒乾的製服的感覺，和沒便服可以到同學家玩，還有自己生病咳嗽到讓公車上的陌生太太心疼給我爽喉糖，以及高中便當裡除了白飯和水煮雞腿而羞於在教室裡打開來吃的芝麻小事。
時間快轉，我跟爸媽當年年紀差不多大，跟他們上台北不一樣的是，我技術移民來到加拿大，今年已經進入十五年。自己三十一歲開始，從原本在幾所大學有講師證兼課的得獎博士生，再次跌落到異國的貧困與深深的無助裡，比起自己青少年時期，慘況有過之而無不及。台灣的高學歷在這裡沒幫到忙，但幸而教育本身教會我思考，拙於言語的父母也傳給我客家人的拚勁，現在自己就快達到財富自由，開始有閒暇可以追求自己的夢想，於是我得以把自己在國外高低起伏的精彩故事像小說一樣集結在《加拿大鐵女手札L台灣移民生活思聞錄》裡，過去上天欠我的，好結局我正在那裡繼續寫給更多人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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