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送走自殺離開的女兒,幾年後,再送走自殺離開的兒子,其他親友不能諒解地指責他爲什麼無法阻止悲劇發生。我看著這個父親孤單穿梭在靈堂裡,傴僂而孤單的背影,會不會其實他才是最想問「為什麼?」的那個人?
「都是你害死他的!」
不被諒解的自殺者遺族
廣泛來說,自殺者遺族是指「因為自殺事件而受傷的人」。
一個人因為自我傷害逝去,逝者身邊的家人、伴侶、朋友、甚至是工作的同事或是學校的同學,都可以算是「自殺者遺族」。對他們而言,除了為消逝的生命感到悲傷以外,還會夾雜著自責、悔恨,活在無限的懊悔之中,加上社會觀感普遍對此懷有異樣眼光,其他親友甚至有著偏見和批判,「你的家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無法阻止悲劇?」如果是情感問題,伴侶還會面臨到「你為什麼要離開他?」除了這些一連串深具質疑性的問題以外,更甚者,還會被直接指責「都是你害死他的!」
社會用比平常更嚴格的眼光,審視自殺者遺族,更讓他們害怕談論傷痛、難以訴苦,都讓大眾長期忽略:自殺者遺族也是受傷的靈魂。
「如果…是不是就不會發生?」
每個自殺者遺族的必經之路:自責
相較因病或因意外離開的生命,自殺者的親友總是會質疑自己做得不夠多,才讓悲劇發生。如果當時做了什麼事,就能阻止悲劇。尤其收到逝者求救訊息的親友,會反覆的質疑自己:「那個時候,為什麼我就不包個計程車去找他?」原本有答應要陪逝者去一趟旅行的親友,則會假設:「如果我當時陪他去,是不是他心情就會好一點呢?」年輕的學生在校園墜樓,父母直到蓋棺才跪地崩潰,自責自己給孩子的課業壓力太大,成為壓倒孩子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樣的故事不勝枚舉,每一個自殺者遺族,都活在自責內疚當中,無法自拔,有什麼辦法可以停止這樣的迴圈?
「自責是每個自殺者遺族的必經之路,除了自責,自殺者遺族的情緒是很複雜的。」萃芬老師分享,曾經有位母親,親自將離開的孩子,從繩子上抱下來,最後的這一幕、這個擁抱,讓母親怎樣也忘不了。在諮商的過程,她不只難過孩子的離去,也憤怒孩子的選擇,還夾雜著懊悔,母親問萃芬老師:「如果我做了什麼,是不是就不會發生?」
萃芬老師回答這位母親:「不是妳做了什麼,孩子就一定會選擇不一樣的結局。」母親突然就釋懷了一點點,或許母親本來就知道這個答案,只是需要有別人來提醒他:我盡力了,但悲劇還是有可能會發生。
關懷自殺者遺族的方式
陪伴、傾聽、不做批評
自殺者遺族對於逝去親人的傷痛,往往是不想提、不想談、不想碰觸。身邊的親友即使想關心,也不知道該如何啟齒,就連心理專業的萃芬老師,在陪伴的過程中也會感到無力感。當朋友的母親意外身亡後,兄長也燒炭離開,萃芬老師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朋友從樂觀開朗到悲觀低沈,連身體外觀都有巨大的改變,卻因為對方的抗拒而無從介入。
如果遺族將內心封閉,身為陪伴者也不用過於心急,可以先從「陪伴」開始。陪伴有兩種方式可以參考:
(1)去做他日常就會做的事情,例如逛逛展覽、看看表演,讓日子照常度過。
(2)去創作能短期看到成果的事,例如畫一幅畫、捏一座陶藝品、種種植物,再次看到生命的歷程。
林萃芬老師特別提醒:不建議將遺族帶到郊外散心,避免有意外發生;也建議無論是出門或回家,都要陪在他的身邊,避免讓他落單。
對遺族而言,請求幫助,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今天是主動求援的遺族,當他願意說出口,代表他願意讓人碰觸傷口進行治療,如此一來,才能讓傷口癒合,走過傷痛,讓悲傷得以紓緩。但相對的,如果他們沒有得到適當的回應,可能又會縮回自己的殼內,下次需要更多的勇氣,才能再次跨出心坎。所以當遺族願意傾訴時,我們能做的就是「傾聽」,盡量讓自己成為一面鏡子,誠實映照對方的情緒,不多做批評的專心聆聽,讓他能宣洩情緒。
每個生命都有不同的故事與傷痛,而在陪伴遺族的過程中,即使說著「我懂、我可以理解、我同理你」,但沒有完全相同的經歷,遺族不一定真的感到被同理。而在美國有一種「傷心小組」,是由一位專業心理諮商師,再上兩位自殺者的親友,一起接受諮商,在彼此安慰的過程中自我療癒,重新找到生命的價值。
讓自殺者遺族完全釋懷、停止自責,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因為喜怒哀樂,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我們不用特別提醒要「走出」悲傷才能開始新生活,而是試試看擁抱悲傷,陪伴遺族找到「我們還能多做一點什麼事」的動力,讓自責愧疚的無力感,轉化為繼續正常生活的行動力,一起重新找到生命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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