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2-10|閱讀時間 ‧ 約 40 分鐘

一幅刻著我心裏名字的畫：一名德國軍官的肖像 (1914, Portrait of a German Officer)

前言

Grant Wood (1891-1942) 和 Marsden Hartley (1877-1943) 幾乎是活在同一時代的美國本土畫家，兩者還有一個共通點：同性戀。只是 Wood 終其一生較為壓抑，雖然曾有一段婚姻，卻僅僅維持幾年後以離婚收場，到過世之前從未出櫃，我們至今都無從得知他曾經愛過誰，或者暗戀過誰。Wood 和 Hartley 雙方都曾到過歐洲，不約而同，皆深受到德國藝術的影響。

Wood 回到美國後，揚棄以往印象派的風格，效仿北方文藝復興時期，日爾曼與低地國的畫家，他們的特色是採用線條與注重細節的描繪。Wood 終於因1930年的作品《美國哥德》(American Gothic 圖1) 一泡而紅，此作品更成為代表美國藝術之一。Wood 至少在生前享有名氣，Hartley 卻沒有如此幸運。後者在美國的畫壇沒有真正大紅大紫過，甚至在58歲生日那天還燒毀100多幅自己的作品。

圖1：Grant Wood, American Gothic, 1930,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真愛在德國

原名 Edmund Hartley 在1877年出生於緬因州，母親在他十歲時便過世了。後來父親續絃，娶了青梅竹馬 Martha Marsden。Hartley 在快滿三十歲之前決定將繼母的姓 Marsden 取代自己的名字 Edmund。Hartley 決心要做一名藝術家，除了有必要取一個較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需要一個較陽剛的名字，而 Marsden 剛好可以使人聯想起羅馬神話的戰神 Mars，這正是呼應他內心中理想與渴望的對象，不論從他日後感情上的關係或晚年作品的蛻變均可看出端倪。

Hartley 在1908年遇到貴人 Alfred Stieglitz (1864-1946)，在他位於紐約第五大道的291畫廊辦了個展。Stieglitz 透過他的畫廊最早將歐陸前衛畫家介紹到美國，例如 Picasso 和 Matisse 等人。Hartley 的作品雖受肯定，但為求進一步突破，想親自到歐洲了解當代的藝術運動與發展。透過 Stieglitz 的幫忙，找到Lillie Bliss 和 Agnes Ernst Meyer[1]的資助到巴黎一年的生活費。

於是 Hartley 比 Wood 更早在1912年來到了歐洲，拜訪 Stieglitz 在巴黎的友人與藝術家，到處參觀、看展，有幸躬逢其盛，親身經歷大戰前各種前衛畫派的百花齊放。就在這年的夏天他認識了德國雕塑家 Arnold Rönnebeck (1885–1947) 與其表弟 Karl von Freyburg (1889-1914)。Freyburg 是出身於普魯士貴族，更是軍旅世家，自1908年，晉身陸軍第4軍團的少尉。人長得更是一表人才，風度翩翩，Hartley 情不自禁，終於心有所屬。兩人在巴黎短暫的共渡時光成為日後 Hartley 一輩子痛心疾首、不堪回首的記憶。

Hartley 在9月進入 Gertrude Stein 的社交圈，在她的沙龍結識 Picasso、Matisse、Kandinsky、Franc Marc 等人，我們將不難發現這些畫家的作品影響 Hartley 有多深，但又激盪出他個人獨有的風格。

隔年1月與5月 Hartley 來到德國，暫住在 Rönnebeck 的家。Rönnebeck 帶著他到慕尼黑拜訪 Kandinsky 與其同居女友 Gabriele Münter。更在 Marc 引介下結識其他藍騎士的成員、德國的收藏家與藝文界。怪不得 Hartley 在給Stieglitz 的信中提到在德國有家的感覺，這種歸屬感都不曾在紐約或巴黎體驗過。他從這些德國藝術家感受到真心誠摯的對待，更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真愛。

幾經周折，在Stieglitz 全力為他辦畫展，籌得資金，Hartley 在1914年3月出發前往歐洲，經倫敦、巴黎，4月30日終於到達柏林，決定就此長住。只是他萬萬沒料到，僅僅幾個月後，面臨一戰的爆發，以及個人感情上，一輩子都無法癒合的悲劇。原本打算待在柏林，設法熬過戰爭，但他滯留到1915年的12月，最終不得不離開德國。

令人目眩的柏林

1913年的1月 Hartley 終於首度踏上德國的土地，柏林正大張旗鼓為慶賀德皇Wilhelm II 登基25年舉辦各種儀式而準備，街頭隨處可見騎兵與軍隊遊行，旗海飄揚。緊接著在5月第二度來到德國時，在柏林又正好遇上德皇的獨生女Viktoria Luise 大婚，連續好幾天在椴樹大道 (Unter den Linden[2]) 都有精心安排各式慶典與遊行。各國皇室家族成員也都幾乎到齊祝賀，德皇 Wilhelm II、沙皇 Nicholas II、英王 George V 這三位表兄弟在這場婚宴的會面，竟成了此生最後一次見面。隔年劍拔弩張，走向戰爭，彼此的命運從此大不同。

來自美國的 Hartley，猶如鄉巴佬，見到最熱鬧的場面不過是馬戲團表演。這一連串目不暇給的壯觀場面，無論是婚禮的歡樂氣氛還是軍威展示的排場，他內心既激動又震撼。其實住在歐洲的居民早早洞察出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不祥預兆，戰爭已箭在弦上[3]。德意志帝國最後的輝煌已到了落日餘暉，此刻炫耀式的燦爛不過是迴光返照。但是 Hartley 為了愛，赴湯蹈火，在所不惜，一股腦兒栽進去。

Hartley 將他首度在德國的經歷畫了幾幅畫，其中有一幅《戰士》(The Warriors 圖2)[4]，它的構圖靈感顯來自於我們所熟悉的佛教繪畫。剛好就在幾年前 Paul Eugène Pelliot（1848-1945）才從敦煌巧取豪奪大批文物運回法國，Hartley 在巴黎時肯定在羅浮宮和居美美術館看過 Pelliot 帶回的各類尊像畫。這幅畫仿照了以主尊為中心的形式，可見在他的心目中，德國軍人佔有多重要的地位。

圖2：The Warriors, 1913, Private collection, Boston

19世紀未到20世紀初的德國在皇帝 Wilhelm II 統治下是一個極度軍事化又秩序井然的國度，柏林更是一個進步開放的大都會。雖然同性戀在德國統一後被視為非法的犯罪行為，但光是在柏林就有超過40家同志酒吧，難怪Hartley一到柏林便可以感受到這是一個給予同志相對包容的城市。

普魯士的同志文化

德國的同志文化可以說是歷史淵源，在上層階級與貴族圈內，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普魯士大王 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5]在年少時代就曾經歷一段刻骨銘心，以悲劇收場的斷袖之愛。登基後所蓋的忘憂宮其實就是實踐他男性世界的享樂園，除非他外出打戰，否則他的王后是不允許入內的。

出身於普魯士的 Johann Winckelmann (1717-1768) 對於研究藝術史的人一定不陌生，他是開創現代希臘藝術文化研究的先驅之一。1755年他出版『仿傚希臘繪畫與雕刻作品的要義』(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 此書時，其實根本還未曾去過希臘或義大利。這是一本言簡意賅的小冊子，其中內文最廣為人知的是強調希臘作品有一共同特徵，就是其姿勢 (Stellung) 與表情 (Ausdruck) 有著⾼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 (die edle Einfalt und die stille Größe)。正如大海，儘管海面上波濤洶湧，但海底仍是靜止的。希臘的雕刻像上的表情，縱使有激情的表現，也能展現偉大與莊重的靈魂 (die große und gesetzte Seele)。

如今隨著考古學研究與技術的進步，我們已知希臘的雕刻都是有彩繪的，甚至是相當俗麗的 (garish) 的顏色，因為這些作品絕大多數都是置於戶外，如果不上彩，從遠處根本看不清楚。尤其是純白大理石上的浮雕，色彩有利於說明這些神話人物之間的互動。況且，在地中海的艷陽下，這些耀眼的色彩會被弱化，反而看起來相當柔和。我們不得不讚嘆希臘的創作者，不論是藝術家，或者只是個匠人，都是說故事的能手，承襲著古埃及的傳統，色彩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之一。假設 Winckelmann 有機會見到彩繪的希臘雕刻像，很難想像他會得出如何的結論。

1748年 Winckelmann 來到德勒斯登附近，為 Heinrich von Bünau (1697-1762) 公爵服務，在他的 Nöthnitz 城堡擔任圖書管理員。逃離普魯士，來到人文薈萃的薩赫森 (Sachsen) 王國，終於有機會到 Zwinger 宮殿，親眼見到其豐富的收藏品。不過他自認看過的希臘時期的原作，其實相當有限，尤其雕刻品可能多半來自羅馬時代的模刻，而他所厭惡的巴洛克風格的雕刻作品倒是充斥著整個宮廷花園。

1751年薩赫森宮廷來了兩位對 Winckelmann 日後生涯起關鍵作用的兩位貴人，一位是 Leo Rauch 神父，另一位則是 Alberigo Archinto 公爵，後者是代表教皇的使節。3年後 Winckelmann 歸附天主教，甚至決定當一名神父。隨後辭去在 Nöthnitz 服務的職位，到德勒斯登短暫停留一段時間，與藝術家 Adam Oeser 往來，深受其影響，出版了上述的小書，試圖貶抑巴洛克的風潮。尤其他特別推崇《勞孔》(Laokoon/Laocoön) 這個羅馬時代的大理石模刻，其靈魂與肉體上所承受的痛苦，是一種高貴的精神。但令人弔詭的是，此大理石雕刻品於1506年出土之後，就被時任的教皇 Julius II 購入成為梵蒂岡的收藏品，換句話說，在 Winckelmann 於1755年前往羅馬之前，他未曾親眼見過《勞孔》，只是透過版畫觀賞。雖然我們不得不承認他能在極少的資源，為藝術研究與人的心靈開啟一扇新窗。這其實還隱藏著一個不可告人的原因。

Winckelmann 會如此推崇古希臘藝術與他本人是同志脫不了關係，他發現古希臘男性裸體的雕刻作品正好能滿足他內心無處宣洩的情慾，那些神話中的英雄、神祇、運動員等雄壯、威武的軀體，再加上青春俊美的臉孔，怎不引起他的共鳴與心動呢。他在感情上的追求往往不如他的文字來得理性，一再愛上階級與地位遠高於他的男性，甚至向自己任教的學生示愛，完全不管對方是否有同樣的傾向。也因此終其一生，從未得到任何真正感情上的回報。

Winckelmann 將《勞孔》飽受巨蟒纏繞的痛苦投設在自己的身上，也試圖將之昇華，於是他寫道：勞孔哀嚎著..….他的悲苦直入到靈魂，但是我們就要像如此偉大的人物，足以忍受這種痛苦[6]。

總是處於經濟窘迫的 Winckelmann 之所以能夠辭了工作前往德勒斯登，Rauch 神父對他伸出了援手，之後到了羅馬更搬進了Archinto 公爵的宅邸，擔任這位樞機主教的圖書管理員。Winckelmann 透過與神職人員的交往，藉由他們的人脈在仕途上往上爬，內心中卻又鄙視這些長相醜陋、體態臃腫的老男人。

為了完成下一本鉅著『古代藝術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前往拿坡里考察的旅費，Winckelmann 不但到處向貴族友人要錢，Archinto 公爵也被迫贊助鉅資，卻得不到他的一絲心存感激。1758年底，Archinto 公爵過世後，Winckelmann 立刻又得到 Alessandro Albani 樞機主教的親睞。到了1763年，他終於成為諦岡梵圖書管理員，雖然名副其實，恐怕是 Albani 樞機主教對他的特別恩寵。兩人相差30歲，不免讓人有一種老夫少妻的景象。

出身於拉脫維亞的男爵 Friedrich Reinhold von Berg (1736-1809) 是他最後一位文獻可考的愛慕對象，若說是 Winckelmann 的單戀，更殘酷的真相恐怕是Berg的逢場作戲。1764年 Winckelmann 在寫給他的信中有一段，我們如今讀起來仍能感受他熾烈的感情：

「我親愛的朋友，我愛你勝過這世上任何的生物，就算海枯石爛，物換星移，都不能減損我對你的愛。…你的隻字片語對我而言就如同聖物，彌足珍貴。」

隔年Berg結婚並生下一子，算是作為對 Winckelmann 的回應。我們不難理解，Winckelmann 如何轉化過剩的精力，在1764年終於出版了『古代藝術史』。

Winckelmann 之所以會在壯年遇上死劫，為滿足肉體的情慾，選擇的對象只好退而求其次。1768年當他從維也納返回，途經義大利 Trieste 遇上一位小他20歲的義大利廚師，雙方共度幾天之後，Winckelmann 不經意向他展示 Maria Theresa 女皇贈送給他的金、銀牌，卻引起這位廚師覬覦之心。在他試圖偷竊的過程中，意外中刺死了 Winckelmann。

一幅刻著我心裏名字的畫

Hartley 為了追求藝術與愛情來到的德國，卻是一個即將陷入兵荒馬亂，最終覆滅的帝國。若要回顧 Hartley 的感情世界，Karl von Freyburg 恐怕是他一生的摯愛，不幸的是，英挺俊拔的 Freyburg 才上戰沒幾周，便於10月7日戰死在法國的 Arras。Hartley 並沒有選擇馬上離開已陷入戰場的歐陸，此刻他的心境不免令人聯想起馮延巳的一首詞「采桑子」：

花前失卻遊春侶，獨自尋芳。滿目悲涼。縱有笙歌亦斷腸。

林間戲蝶簾間燕，各自雙雙。忍更思量。綠樹青苔半夕陽。

儘管伊人已逝，Hartley 在短短1年左右，化悲憤為力量，試圖將愛人曾留在世間種種的一切，用畫筆將之永久保存。於是Hartley 以 Freyburg 為主角創作了12幅作品，其中最經典與最具代表性的一幅便是《一名德國軍官的肖像》(Portrait of a German Office 圖3) 。

圖3：Portrait of a German Officer, 1914,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這幅畫如拼貼般，卻是一筆一筆畫滿密碼的抽象畫。看似抽象的色塊，其實是真實物件的轉化，是Hartley獨創的表現手法，道盡了Karl von Freyburg 的軍旅生涯。整幅畫充滿他生前軍服上的徽章、佩帶、軍帽、服役軍團的旗幟，還有他生前用過的棋盤圖案等等。與其說是一幅繪畫，更像是一封動人的情書，值得細細品味。

畫面上方的黑十字符號代表 Freyburg 生前受封的鐵十字勳章 (Iron Cross)，它的三角形背景表示 Hartley、Freyburg 與 Rönnebeck 三人緊密的友誼關係。左下的KvF代表 Freyburg 的名字各第一個字母。右下的數字24，正是 Freyburg 英年早逝的年齡。紅色數字4表示 Freyburg 服務的第4軍團。E字代表 Elisabeth王后的近衛隊，這是以普魯士國王 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 的王后 Elisabeth (1801-1873) 之名成立於1859年。Freyburg 與Rönnebeck 屬於其第3連隊，他們的肩章繡有E字。

這是一幅有靈魂的肖像畫，交揉著野獸派、立體派、德國表現主義等等各種元素，既具象又抽象。這是這個系列的第一幅，也是尺幅最大的作品，Hartley 憑藉著對愛人僅有的這些記憶與思念，將之擴大、延伸、發展，繪製成一套系列作品。我們不禁感嘆，即使結縭數十年的夫妻，或者同居、相識多年的夥伴，在對方過世後，也不一定真正了解其生前喜歡做甚麼，或興趣為何？

這些嶄新又有原創性的作品若帶回美國，理論上肯定能得到極高的讚賞，甚至極有可能獲到前所未有的名聲。可惜他在錯誤的時間畫了這些政治不正確的畫。當他回到美國，一戰仍在打，美國對德國敵意的情緒逐漸上升，他畫的作品不僅是赤裸裸地表達同志之愛，更有被詮釋尚武之嫌。當這些作品首度於1916年春，在紐約展示時，Hartley 僅僅說明這些是表現戰爭的情景罷了，不具任何象徵意義。不過當時仍有藝評家懷疑這是充滿戰爭動機 (War Motif) 的一系列作品。

總之，Hartley 在有生之年都噤若寒蟬。在他生前，我們都無從得知這一系列畫作的真正密碼，僅僅被誤當作純粹抽象畫。如今看來絕對是 Hartley 一輩子最精采的作品，直到他過世後，人們才從 Rönnebeck[7]得知，原來它們只為一個人而畫：一段終身都無法磨滅的愛情。

一戰結束後，Hartley 遲至1921年才又回到徳國，收拾仍留在畫室的物品。接下來的幾年，在歐陸與美國之間來來去去，直到1934年初，那個依然井然有序的國度，曾經充滿正面與希望的夢鄉，如今已是無容身之地，惆悵芳時換。

回視人間世，了無一事真

Hartley 在1921年重新踏上歐陸之前，過著居無定所、漂泊的日子。多半在麻州鱈魚角 (Cape Cod) 偏僻的城鎮 Provincetwon、英屬百慕達 (Bermuda)，或新墨西哥州渡過。那看似天之涯，地之角的地方，其實聚集了騷人墨客，此時的 Hartley 終於鼓起勇氣，透過靜物畫，對「性」的渴望昭然若揭。

圖4：Flower, 1916, Myron Kunin Collection of American Art, Minneapolis, MN

圖5：Still Life with Eel (靜物與鰻魚), 1917, Courtesy of the Ogunquit Museum of American Art

以上這兩幅畫分別於 Provincetwon 和百慕達創作的，表面上看似冷靜，不帶感情，但是畫面上象徵如此巨大的男性生殖器，很難不令人引起遐想。他待在這海港城市，長久以來自是船員與異鄉人邂逅的地方。

1918年底 Hartley 受邀來到新墨西哥州北部城市 Taos 的藝術村。當地的景致與山丘帶給他另一種新的領悟與體會，探索屬於美國當代藝術的方向。為此他創作了幾幅風景畫，其中一幅《新墨西哥2號》(New Mexico No.2 圖6)，畫布上的山脈猶如血肉之軀，彼此堆疊與擠壓，充滿著失落與渴望，彷彿從畫布上喚起對肉體呼喚。畫面的中間其實是個墓地，象徵一戰的受難者以及他深愛的人，就葬在那裏。雖然他借用了Cézanne 的筆觸，但不同於大師畫 Mont Sainte-Victoire 那份堅定不移的執著，而是偷渡自己的身份認同，以隱喻的方式藏於其中。

圖6：New Mexico No. 2, 1919, Co-owned by Crystal Bridges Museum of American Art, Bentonville, Arkansas and Fisk University, Nashville, Tennessee

天不從人願

Hartley 在1935年的春天來到加拿大的 Nova Scotia[8]的 East Point Island，借住當地一漁民 Francis Mason 的家。在多年漂泊不安的歲月之後，終於從Mason 一家人感受到家的溫暖，而且他後來與 Francis 的兩個兒子 Alty 和Donny 有著過從甚密的關係。隔年夏天 Hartley 再度拜訪這一家人，然而令人不能置信，悲劇再度打擊著 Hartley，兄弟倆與另一名堂兄弟 Allen 在9月某日出海捕魚，遇上暴風雨，發生船難。Hartley 哀慟逾恆，如同21年前，並沒有立即離開，他選擇留下來與 Mason 一家共同渡過最煎熬的日子，待到冬天才回國。

Hartley 將奪走這三兄弟當晚之情景畫了出來 (圖7)，月黑風高，烏雲罩頂幾乎佔了畫面的一半，波濤洶湧拍打著岩岸，眼看著汪洋中的一艘船即將要被大海吞噬。我們幾乎可以感受得到 Mason 一家人與 Hartley 是如何憂心如焚熬過那一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海面上飄著一塊三角形烏雲，如同前面在圖3的表達方式，他與受難的兄弟倆有著特別的情愫。

圖7：Northern Seascape, Off the banks, 1936-1937, Milwaukee Art Museum

Hartley 回國後醞釀一段很長時間之後，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呼喚，更不在乎世俗的眼光，為什麼不能將心中所屬的形象將之具體畫出來。首先他為 Alty 畫了一幅肖像畫 (圖8)，對他而言，Alty 也不過是20幾歲的大男孩，相當於20幾年前，Freyburg 戰死沙場的年齡。這幅畫可謂他在創作上的大突破，此後他大膽地畫了許多單人或集體的男性裸體作品，直到他在1943年過世為止。

圖8：Adelard the Drowned, Master of the "Phantom", 1938-1939, Weisman Art Museum, Minneapolis, MN, Hudson D. Walker Collection

1938年，Freyburg 都走了24年，Hartley 仍寫信給他，告知夢到一個異象，與其肉體的結合。怎奈朦朧如夢空腸斷，空餘枕淚獨傷心，天教心願與身違。

以宗教為名，寂寞養殘生

Hartley 除了為罹難的大男孩畫了肖像，後來更為 Mason 一家人畫了一幅名為《漁夫的最後晚餐》(Fishermen's Last Supper, Nova Scotia 圖9)，他並非從宗教的角度或情懷，採用如此神聖的題材。此時的他，恐怕已預感來日不多，這真得是他最後的家人了。兄弟倆分別坐在最左、右邊，整個畫面是傾斜的，猶如一艘即將傾覆的船。

圖9：Fishermen's Last Supper, Nova Scotia, 1940-1941, Collection Friends of Neuberger Museum of Art, Purchase Colleg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Hartley 在 1940 年還為此悲劇寫下一首詩：

For wine, they drank the ocean –

for bread, they ate their own despairs;

counsel from the moon was theirs

for the foolish contention.

Murder is not a pretty thing

yet seas do raucous everything

to make it pretty –

for the foolish or the brave,

a way seas have.

他們喝著海水，取代酒 –

他們吞下絕望，而非麵包;

切莫與月娘作無謂的抗爭，而是順從。

死亡雖醜陋，

正因巨浪吞噬萬物，

一切才如此美麗 –

無論愚蠢或勇敢，

大海依然如故。

圖10：Lobster Fishermen, 1940-41,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Hartley 晚年多半在家鄉緬因州渡過，辦各展、教畫、寫作等等。此時筆下的家鄉，除了地景的描繪，終於突破心魔，畫了不少體格魁梧的男性，他們多半是當地幹粗活的人或漁民 (圖10)。然而，Hartley 在展示這些作品時，儘管大膽表達自己的身份認同已經呼之欲出，他仍然辯解這只是表現如體育選手般的體魄罷了。

圖11：Christ held by half-naked Men, 1941, Hirshhorn Museum and Sculpture Garde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尤其有一幅名為《半裸的男人扶著耶穌》(Christ held by half-naked Men 11)，看似詭異的畫面，其實是 Hartley 企圖用「聖殤」(Pietà) 的宗教題材來掩飾對男性寫真的表達方式。充滿男子氣概的軀體在他最後幾年的畫作，已經不再隱誨，而是生命中最後的告解。

眾人皆醉，Michelangelo 獨醒

「聖殤」的題材最早源自於日耳曼一帶的神祕主義思想，從13世紀初期開始有木雕作品出現。其實「聖殤」所呈現的場景並沒有真實發生，聖經上的四福音中僅有約翰福音記載耶穌的母親在場，更別提耶穌在被釘上十字架後，他的母親有一絲毫悲傷的情緒，聖經無意中透露其母子間的疏離感。反倒是來自抹大拉的馬利亞，在四福音中都提到她，況且兩位女性的名字剛好一樣，當然這並不是巧合，馬利亞在當時是最普遍的女子名。Michelangelo (1475-1564) 在1499年完成的《聖殤》恐怕是心照不宣的創舉。雖然他曾解釋馬利亞的臉龐看起來太年輕，是因為她的貞節讓她永保青春。Giorgio Vasari (1511-1574) 就曾記載，有愚蠢的人居然敢質疑此點。大師手下的作品，內容若是取材自聖經，皆是自由心證之作。不僅於此，在整個文藝復興盛期，凡披著宗教題材外衣的藝術作品，幾乎不能拿來理解該經文的內容，

Michelangelo 在 Medici 家族被逐出翡冷翠的前一年就敏感嗅到政局不穩，尤其自己與這個家族的緊密關係，深怕受到牽連，在1493年的10月中旬就離開家鄉，一路逃到羅馬[9]。熬過困頓幾年之後, 幸運遇到了法籍樞機主教 Jean de Bilhères-Lagraulas，後者在1491年代表法王 Charles VIII 駐留在羅馬，一直待到1499年過世。這座大理石《聖殤》就是他在1497年委託 Michelangelo 為自己的陵墓而雕的。

綜觀 Michelangelo 近90年的歲月，經歷過11位教宗，他們多半兇殘暴戾、嬌奢淫慾、喜怒無常。他從小就和輝煌的 Lorenzo 的次子 Giovanni (1475-1521)[10] 與其姪子 Giulio (1478-1534)[11] 一起長大，怎會不知道這對寶兄弟日後當上教皇會出甚麼亂子。

即便到了今天，走在翡冷翠的老城，隨處可見 Medici 的家徽，就好像在獨裁、威權統治時期，人們只會看到某人的雕像或肖像。Medici 家族統治著翡冷翠共和國，就像那隻看不見的手，無所不在。文化薈萃的翡冷翠滋養著Michelangelo，他心裡明鏡似的，聖經就是最好的「propaganda」。所以他年紀輕輕就懂得趨吉避凶、明哲保身。在作品中偷渡自己的想法，當然他會預想一套劇本，掩飾自己內心真正的意圖，一旦受到質疑，便可輕易說服那些死腦筋的人。

在羅馬待了8年[12]之後，Michelangelo 在回到故鄉之前有一幅《安葬》(The Entombment 圖12)，但是並沒有完成，而且主要是聖母的部份。這本來是要安放在已故的 Crotone 主教的禮拜堂上。畫面中間是全裸的耶穌，著紅衣的長髮飄逸、肌肉男是四福音其中一作者、約翰，最左邊跪著的女士是抹大拉的馬利亞，另外兩位站著的女士也叫馬利亞。幾乎將耶穌垂直地扶起的那位男士，可能是尼哥德慕 (或者亞利馬太的約瑟)。至今我們仍無從得知，為何 Michelangelo沒能在離開羅馬前完成。有專家、學者推論他無法取青金石的原料為聖母的斗篷作畫[13]，因此作罷並退還訂金，但是此種說法仍難以令人信服，因為支撐著耶穌的那位留著絡腮鬍、禿頭的男士[14]，他的衣服也未著色。Michelangelo 恐怕仍無法突破心魔，去表達一個子虛烏有的場景。

圖12：The Entombment (or Christ being carried to his Tomb), ca.1500-01,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Michelangelo 在晚年還有兩座《聖殤》的雕刻作品，其中一座如今收藏在翡冷翠主教座堂博物館 (圖13)，耶穌的左右兩邊除了有兩位馬利亞扶著，祂的背後還有一位尼哥德慕的男士，根據約翰福音，他帶著沒藥和沉香而來，安葬耶穌。Michelangelo 雕刻他的面孔，是以自己的臉孔為本。此時他已高齡75歲，本打算為自己的墓地而雕的。只是不知為何原因，敲掉耶穌的左腿與毀損其左臂，在未完成的情況下，將之賣給富商Francesco Bandini。

尼哥德慕是一名猶太首領，屬於法利賽一族。他在耶穌生前的一個夜晚來見耶穌，有一段發人發省的對話，耶穌告訴他：「人誕生到這個世界，僅能保留肉身。但是精神上，可以從聖靈重生。」[15]

可見這50年來，Michelangelo 一直沒有放棄這個念頭，透過與上帝的兒子，也就是耶穌，在作品中表達如此緊密的關係，得到重生。只是他最後又半途而廢了。

圖13：Pietà, 1550, Museo dell'Opera del Duomo, Firenze

Michelangelo 最後一座《聖殤》現存放在米蘭的 Sforza 古堡內 (圖14)，直到他過世前幾天，仍在雕磨此作品，人物僅有耶穌與其母親，同他在1499年的作品，只是這次兩位人物幾乎融合在一起，聖母從耶穌後面緊緊抱著他，聖母的臉孔雖然未完成，仍然依稀可以感覺她看起來一點也不像中年婦女，如果拋開宗教的先入為主觀點，說他們是一對戀人，一點也不為過。

圖14：detail from Pietà Rondanini, 1540s?-1564[16], Raccolte d'Arte Antica, Pinacoteca del CastelloSforzesco, Milano

有了同樣是同性戀的 Michelangelo 如此詮釋「聖殤」，心路歷程如此複雜，一度陷入膠著，不管是發自戀人或同志間的悲憫，如今再來看Hartley的表達方式，其實一點也不唐突。Michelangelo 未竟之願，Hartley 意外地為他完成了。

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圖15：Young Seadog[17]with friend Billy, 1942,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Karen W. Davidson Collection

Hartley 最後幾年 (1940、1942 & 1943) 都在Corea (位於緬因州) 濱海小村莊渡過夏天，他借住在 Young 一家，這段時間所繪的人物作品，除了當地的漁民，也有拳擊手，延續前面所提到的風格。此時的 Hartley 深受著高血壓與心臟病之苦，即將邁入生命的終點，不過，他卻有一幅展現以往作品中難得有的幽默感，不禁令人莞爾一笑：《Young 家的老水手與老友Billy》(Young Seadog with friend Billy 圖15)。緬因州盛產龍蝦，從畫面上可看出主人翁是專捕龍蝦的漁民，養了一隻公雞當寵物。其實在 Hartley 的草稿中，老水手與公雞四目相對，可惜彼此專注的眼神並沒有在油畫版本中重現。

探索 Hartley 的生命歷程，每一幅畫都糾結著他的愛戀、憧憬、失望與悲劇，直到生命的最後，他都不悲觀，內心中永遠保留一盞燈。英國浪漫派詩人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有一首頌詩「憶童年悟永生」(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其中一段恰能為他的晚年做總結：

What though the radiance which was once so bright

Be now for ever taken from my sight,

Though nothing can bring back the hour

Of splendour in the grass, of glory in the flower;

We will grieve not, rather find 」

Strength in what remains behind;

儘管那曾經一度的燦爛奪目從我的視野永遠消退，

往日的綠草如茵，繁花似錦，再也尋不回，

我們無需悲傷，在殘餘的生命仍能找到力量；

1943年9月初，Hartley 在家鄉心臟病發，心碎而逝。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等待了將近30年，終於能與愛人重聚。

後記

我始終寫不了小說，往往在歷史的閱讀與爬梳過程中，真實的故事總是令我驚心動魄，遠遠勝過我所能想像或虛構的故事。如果我有任何能耐將這些湮沒在大歷史的感人故事訴諸文字，這恐怕是我這輩子最想做的事情吧。

[1] 這兩位女士不但當年是名媛貴婦，更是大收藏家。Agnes Meyer 的夫婿 Eugene Issac Meyer 在1933年還買下遭破產拍賣的 Washington Post。

[2] Unter den Linden 常被誤譯為菩提樹大道，Linden其實是椴樹才對。

[3] Stefan Zweig 在他的書「昨日世界」(Die Welt von Gestern) 中就隱約提到戰爭的不祥預感。

[4] 1917年此幅畫與 Duchamp 的現成物《噴泉》(Fountain) 一起在 Stieglitz的291畫廊展出。當時 Stieglitz 為《噴泉》拍攝照片，其背景正是這幅《戰士》。Stieglitz 故意如此安排似乎為二者共有的三角形帶來令人費解的謎題。在1917年5月出版的 The Blind Man, no. 2 刊物中，作者 Louise Norton 就為它寫了一篇短文，下的副標題為「浴室中的佛像」(Buddha of the Bathroom)。Hartley 的作品就這樣被當做陪襯，意外成就了 Duchamp 的知名度。

[5] Karl von Freyburg 送給 Hartley 第一份聖誕節禮物 (雖然遲至1913年2月才送達) 就包含這位國王的畫像，他一向是普魯士人、德國人，更是男同志崇拜的偶像之一。他是普魯士王國最了不起的開明君王。der Große 的意思等同於英文 the Great。

[6] 德文原文：Laokoon leidet, …….: sein Elend gehet uns bis an die Seele; aber wir wünschten, wie dieser große Mann, das Elend ertragen zu können.

[7] Rönnebeck 和 Freyburg 同時應召上戰場，雖然倖存下來，但身受重傷，其中一隻耳失聰。

[8] 位於 Hartley 的家鄉、緬因州的東北方。

[9] Girolamo Savonarola 在1491年7月被任命為 San Marco 修道院的院長之前，他就不斷發表一連串激進的講道，譴責放高利貸、貪婪、炫富等等，雖然沒有指名道姓，全城的人也知道他意有所指。當時才10幾歲的 Michelangelo 在此修道院的附設學校學習，經常聽到這位修士的長篇大論，他是少數幾個幾乎不受其影響的人。Michelangelo 終其一生，雖然信仰虔誠，但是無論他的藝術作品或者詩文，根本不受僵化、禁慾的教條所束縛。

[10] 為日後教皇 Leo X (1513-1521)。1517年 Martin Luther 針對教廷的腐敗，在 Wittenburg 大教堂的門口貼出95條論述，引發宗教革命與戰爭。

[11] 為輝煌的 Lorenzo 的弟弟 Giuliano 留下的遺腹子，幾乎無縫接續堂兄擔任教皇 Clement VII (1523-1534)，他的前任 Hadrian VI 僅做1年多便過世。因不敢判准英王 Henry VIII 的離婚，最終演變成後者與羅馬決裂，引發另一場宗教革命，開創英國國教。

[12] 這其間曾為了錢，Michelangelo 回家鄉向父親尋求幫忙，意外從親友得知主導主教座教堂的四人小組委員會，正在尋人來雕一塊30幾年前閒置的大理石。幸運再度降臨 Michelangelo，他得到案子雕刻《大衛》像，這正是觸動大師在1501年春，終於啓程回翡冷翠。

[13] 也差不多在1500年之後幾年，Leonardo da Vinci 與其弟子畫了兩幅《紡車邊的聖母》(The Madonna of the Yarnwinder )，第一幅為私人收藏，俗稱Lansdowne 版本 (1809年由 Lansdowne 公爵在巴黎拍賣會上購得)，前幾年才由專家鑑定有大師的筆跡，其中關鍵點之一是聖母斗篷的顏色來自青金石，也只有大師應用該礦物顏料有照明的效果。這一幅是法王 Louis XII 的顧問 Florimond Robertet 所委託的。當這個作品送到法國宮廷時，法王見到後驚艷不已，於是也委託 Leonardo 一幅有聖母主題的畫作，因此第二幅應運而生。這一幅目前在蘇格蘭國家藝廊展出，但聖母斗篷卻是使用石青。在當時青金石的原料非常稀少，遠從阿富汗開採，取得不易，可見即便是貴為法王所託，大師在無奈情況之下，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使用顏色較暗淡的顏料。

[14] Michelangelo 後來在他的唯一圓形蛋彩畫 (Doni Tondo) 重現這個人物形象，其主題為聖家族，因此為瑪利亞的夫婿約瑟。這幅畫是一位富有的布商Agnolo Doni 委託的，為慶祝他在1504年迎娶 Strozzi 家族的 Maddalena。這對夫婦在婚後兩年也委託 Raphael 為他們各自繪製肖像畫。

[15] 約翰福音 3-6：Was Menschen zur Welt bringen, ist und bleibt menschlich. Geistliches aber kann nur vom Geist Gottes geborn warden. 根據德文聖經翻譯。

[16] 根據 Michelangelo 在1561年留下的文獻，打算將此作品贈送給自己的僕人，只是大師過世後，他的侄子並沒有執行他的遺願，將其存放在大師的老宅 (Casa Buonarroti) 內。經過幾百年後，此作品流落到羅馬，成為 Rondanini 家族的收藏品，存放在其宅邸 (Palazzo Rondanini) 內。到了19世紀，該宅邸換了主人為 Sanseverino-Vimercati 伯爵。又幾經波折與交涉，到了1952年，米蘭市政府終於從其家族後代購得大師最後的傑作，安放在 Sforza 古堡，成為該城堡內藝術典藏最大的亮點。

[17] seadog (或sea dog) 指長年在海上捕魚、經驗豐富的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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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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