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塔爾》是部酷兒電影嗎？談凱特．布蘭琪女王魅力的成效

塔爾與她的（3＋n）個女人們

一、助理法蘭西斯卡（Francesca）

電影演至 40 分鐘左右，我們才第一次看到結束行程的塔爾疲憊地踏入家門，在那之前，導演花費漫長篇幅描繪塔爾工作時的表現及形象塑造──訪談、授課、餐敘，應付通勤和住宿的舟車勞頓──而將她服侍得無微不至的貼身助理 Francesca （諾耶米．梅蘭特飾演），不僅熟知她的所有行程及個人習慣，也是唯一能在公共場域中穿梭塔爾的「前台」與「後台」、洞悉她人前人後態度差異的明眼人。

塔爾給予 Francesca 滿高程度信任，兩人間的交流也不僅止於託付庶務瑣事，她會詢問 Francesca 對自己訪談表現的看法，也會將偷藏起的妻子血壓藥給 Francesca 保管，以讓妻子找不到藥品，加深對自己的依賴感。

導演呈現手法內斂隱晦、刻意避開確鑿的罪證，但由後段其他角色暗諷塔爾與助理擁有「非正當關係」，以及 Francesca 提及過往的「歡樂時光」可推知，她們應有超越上下屬或師生的情愫，而車內肢體接觸、偶爾心照不宣的相視而笑，以及穿插在開場登台受訪的蒙太奇片段中，那兩隻在地板上 Leonard Bernstein 及 Claudio Abbado 指揮的馬勒交響曲唱片封面交疊的腳，其實也提供了觀眾想入非非之線索。

諾耶米．梅蘭特詮釋的小助理戲份，並不走好預期的「地下情人恃寵而驕」路線，她反而過分地拘謹、寡言，總是小心翼翼地讀著空氣，觀察老闆臉色，再再顯示待在塔爾身邊「伴君如伴虎」之壓力，也顯示她深知塔爾翻臉如翻書的特質，並見證過老闆運用自身勢力及話語權決定人事去留、影響後輩職涯發展的行為。

Francesca 代表正在潛規則當中，交換利益往上爬的人物，她自知走後門可能遭致的輿論風險，因此盡量壓低姿態，避免落人口實，卻在執行份內庶務時，無法不去幻想近在眼前的美好未來。所以當期待落空後，那累積多年、不容小覷的憤怒力量將連本帶利地反撲向塔爾。

二、妻子莎朗（Sharon）

若說 Francesca 是嘗試透過塔爾走後門上位的小人物，「正宮」Sharon（由柏林影后 Nina Hoss 飾演）則是當年開啟後門，讓塔爾爬上巔峰的關鍵角色。

身為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柏林愛樂樂團（Berliner Philharmoniker）首席小提琴手，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樂團內部的政治與人脈關係，不僅幫初來乍到的客座指揮塔爾打通人情、爭取樂手投票，讓她一步步登上首席指揮位，更是身為美國人的塔爾，融入柏林當地古典樂界不可或缺之轉譯媒介，誠如塔爾在開場《紐約客》訪談（註2.）中提到的：在「指揮」職位出現前，樂團乃由首席小提琴手領導──於是，Sharon 在劇情安排、樂團排練，甚至戲外觀眾檢視片中權力交棒更迭等各方面的重要象徵性，便無需再多言。

三、新人歐嘉（Olga）

甫進樂團的俄裔大提琴手 Olga（由英德混血大提琴手 Sophie Kauer 飾演），則是塔爾主動開後門試探，卻屢屢踢到鐵板的新「獵物」，她是體制外突然的一波生猛力量，攪亂塔爾慣用伎倆和樂團既有秩序，也是在塔爾事業存亡之秋壓倒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塔爾的狩獵，從初次在女廁瞥見 Olga 身影即開始了。本應維持公正、特意在表演者面前搭建屏風的樂團招募徵選，卻因底下縫隙露出的鞋子，給了塔爾憑藉先入為主的「外型印象」打分的空間；Olga 順利入選後，塔爾一如既往招待她去歷史悠久、曾侍奉許多名流大師的高級餐廳用餐，卻發現話題搭不到一起──Olga 明顯比 Francesca 再年輕一個世代，她不聽唱片，而是看 YouTube 影片確立演奏生涯的偶像，對於誰是指揮家毫無關心；她關心婦女權益和左派運動，讓只會賣弄音樂領域的專精知識及專有名詞的塔爾顯得見識狹隘，甚至也不甩塔爾推薦的蔬食菜單，大口啃起俄羅斯烤肉。

愈是難攻的山脈愈激起塔爾的征服慾，她選擇艾爾加（Edward Elgar）大提琴協奏曲搭配樂團正在緊鑼密鼓籌錄的馬勒（Gustav Mahler）第五號交響曲，並獨排眾議額外舉辦徵選，不讓原本的首席大提琴手循例獨奏，為的就是給新來的 Olga 上位機會，順便測試她的能耐。雖然最後只有兩位樂手參加徵選，但眾評審無異議地選擇 Olga，證明她擁有不需走後門也能力壓老團員的實力。

當 Francesca 因為沒獲得助理指揮職位而曠職搞消失後，塔爾想當然爾讓 Olga 暫時替補出差特助，然而她的態度卻與禮貌乖巧的 Francesca 相差十萬八千里──不僅以時差為由拒絕塔爾的晚餐邀約，卻在事後盛裝出去玩（對比 Francesca 唯唯諾諾地詢問晚餐安排，而被塔爾冷淡打發），講話時總是盯著手機打字聊天，不把老闆情緒放在心上，甚至趁她不注意時拍照直播（註3），抱怨老闆執著於形象經營的惺惺作態──塔爾從舊愛和新歡身上獲得截然不同之待遇，帶出權力消長移轉的世間運行規則，也預示了她的殞落。

另外，Olga 剛入團時，Sharon 對她品頭論足，評價她演奏時表情「誇張到像是快高潮」，顯示不僅塔爾（指揮）對樂手，連樂手彼此朝暮相處之間，也不乏帶有性成分的凝視；當 Olga 贏得獨奏資格，實際演練艾格加協奏曲時，激情演奏當下與塔爾的專屬眼神交換，更難掩情慾橫流的張力，加上樂音停歇後那輕撫臉頰的小動作，直接讓坐在後方目擊一切的 Sharon 藏不住吃味神色──畢竟她是曾經歷過、也最懂怎麼與眼前這個高高在上的女子公然調情的人啊。

至於 Olga 單獨前往塔爾工作室練習的片段，雖然並未拍出兩人間有任何踰矩行為，但一人淋雨濕身敲門，一人僅披著浴袍接見，其實也給予「有心之人」足夠的暇想空間。

四、Krista（and more?）

最後是將塔爾拖入「取消文化」風暴的核心人物 Krista Taylor，她從未正面現身，僅在《紐約客》訪談觀眾席、塔爾下榻酒店外頭閃過兩次背影，以及網路新聞上匆匆出現一張照片，但她的存在卻滲透進塔爾所有生活細節中──電子郵件、親送的禮物（註4.）、網路批評聲浪、街頭以她之名抗議的人潮，甚至化為縈繞不去的心魔在淺眠塔爾的惡夢中糾纏。導演更直接在塔爾床尾安插披頭散髮的 Krista 魅影，以營造住房的「鬼屋感」。

Krista 的角色定位與 Francesca 類似，都是被塔爾看上並有意加入潛規則遊戲之人，只是比起沉默安分的 Francesca，Krista 更難以操控，對預期的利益交換結果得失心更重，因此快速輸掉塔爾信任，成為被切割、棄若敝屣的舊愛，塔爾也曾在安慰 Francesca 時直言 Krista「和我們不是一夥的」（She wasn’t one of us.）。

塔爾之所以快速失勢、被鬥得一敗塗地，在於她在濫用職權這檔事上，依舊不夠老奸巨猾，忘記留給可能掌握把柄、反咬自己一口的「前盟友」一絲尊嚴（或持續的小甜頭），反而急於斬斷對方所有退路。將人逼至絕境的下場，就是真的鬧出人命，她也激起眾怒，被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乃真正意義上的”at risk”（註5.）。

當酷兒闖入老白男天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截至目前，從兩次觀影經驗中，到寫這篇文章的當下，有句台詞一直令我耿耿於懷──即塔爾跑到小學警告霸凌女兒的同學時，開口便自稱：「我是佩翠的爸爸。」

在同婚幾乎全面合法的西歐國家，孩子對擁有兩個媽媽感到稀鬆平常，且電影也沒有展示任何對主角性傾向實際的不友善行為。在此狀況下，塔爾將自己套入異性戀婚姻角色的目的為何？是懶得向「民智未開」的兒童解釋的方便說詞嗎？如此安排，於這部貌似對「政治正確」進行大量思辨的電影又有什麼意義？

讓我們回到開頭《紐約客》的訪談，以及爾後塔爾在茱莉亞學院授課那顆十分鐘的一鏡到底鏡頭，這兩段綿長又帶點炫技成分的戲，可說完整地展現了塔爾戮力於人前建立的形象與價值觀，以及內心對「音樂本質」的信念，並且默默灑下蛛絲馬跡、暗示她日後的命運走向。

眾所皆知，古典音樂界向來由白人男性主導，重視傳統、師徒輩分制且進入門檻高的菁英特質，也使其中的性別、階級及種族流動較其他產業更不容易，講白了點就是「保守又跟不上政治正確時代潮流」。時至今日，女性在世界級交響樂團取得首席指揮地位的機會，比當上七大工業國組織領導者還小（註6.）。

在這樣環境中，身為一名取得空前絕後名譽及地位的女性，塔爾一方面肯認優秀女性前輩開墾出的道路與打下的基礎，一方面也深明若想長遠保有自己的權勢，就必須撕去女性及性少數之標籤，融入現行父權體制，以男人們習慣的遊戲規則來鬥爭──原因之一是：「實力」才是能讓（仍對自己抱有性別歧視的）男人閉嘴的方法。唯有放棄當今社會對過往父權體制下弱勢族群的補償紅利，方能使眼紅的男性們不牽拖、將塔爾的成功歸於身為女性獲得的「優待」。

原因之二，則是業界中能獨當一面、擁有同等話語權的女性依舊太少，不足以形成結盟，或在必要時刻出面聲援塔爾。綜合評估下來，「強調女性身分」的弊大於利，因此塔爾活得比男人更像男人、比父權更善於利用父權結構，這或許是為自保而不得不的選擇。

訪談時，基於台下滿滿觀眾，塔爾僅在預先設計好的說詞中稍稍帶過敏感的身分政治議題，到了閉門授課的茱莉亞指揮班，她被立場堅定的男學生激怒，才稍微失態、脫口而出肺腑之言。

該名學生選擇冰島作曲家 Anna Thorvaldsdottir 的無調性音樂練習指揮，被塔爾認為缺乏想法，她建議他應該追本溯源、去瞭解啟發作曲家的重要基礎，不該「越級打怪」。優秀的指揮家即使選擇簡單的經典樂曲如巴哈，也能透過自身獨特詮釋，帶領聽眾聽見耳熟能詳樂曲的不同面向。然而，學生卻緊咬巴哈厭女又私生子滿天下的汙點行為，表明自己身為思想開放、進步的非白人（BIPOC）泛性戀，沒辦法喜歡並演奏他的作品。

或許是該學生急於往自己身上貼標籤的作為，讓同樣身為性少數，卻在數十年業界打滾中逐漸磨去稜角、服膺於主流父權規則的塔爾感到特別不悅（一種「你的時代明顯比我友善，卻還畫地自限不把握機會」的過來人興嘆？），她直言批評當代年輕人依附社群網站建立身分認同、盲目追求政治正確的趨勢，只會窄化自身視野，讓無關乎作品本身的政治議題阻斷對音樂本質之追求，且時代潮流瞬息萬變，現在拿來批鬥「老白男」音樂家私德的標準，可能數年後即會被拿來指控眼前這位非白人、泛性戀的同學，身分政治分化之盡頭，便是人們不再能接觸、演繹「非我類」的作品，那將會是何等荒謬又「走退路」的光景？

所以，在宏大、雋永的音樂面前，指揮家必須放下個人的身分與自尊，看見、臣服並轉譯作曲家意念，以堂堂正正地面對觀眾及上帝。

聽完這長篇教訓，再回到塔爾在《紐約客》訪談中關於馬勒第五號交響曲──也是推動本片情節發展之核心──的看法，塔爾的精神導師伯恩斯坦曾經在羅伯．甘迺迪葬禮上，率紐約愛樂樂團演奏馬勒五號的第四樂章〈Adagietto〉，伯恩斯坦素來以保留即興空間聞名，時常加入譜中沒有的詮釋，他灌注哀悼之意，花十二分鐘緩慢肅靜地完成此樂章。

但塔爾本人更追求「貼近原著」，認為必須考量馬勒創作當下，音符間蘊含將樂曲獻給新婚妻艾爾瑪的熱戀傾心，因此不應太過哀戚。她認為自己的版本演奏七分鐘便足矣。

然而，塔爾口口聲聲說的忠於原著、臣服作曲家，在原創者已逝不可追的狀況下，真的可能嗎？或者，不如說「忠於原著」更像是塔爾的保護色，正是因為容易被外界放大檢視的特殊身分，讓她沒辦法如已有威望的男指揮家那般恣意地詮釋樂曲，而行走政治正確邊緣，做好分內工作，保守／進步派兩邊皆不得罪，成為她在陽剛過剩的古典樂界的生存之道。

如此脈絡分析下來，那句「我是佩翠的爸爸」之動機便昭然若揭：一是她早已習慣將自己放在與男人平起平坐的競爭基準上，去面對一切困難；二是當惱人麻煩來臨時，用具備男性威嚴之身段快刀斬亂麻，是最快速見效的解決方式，這點已深深烙印在她的腦海及身體記憶中。（註7.）

夠不夠「酷」？搖擺不定的塔爾與菲爾德

最後，回到本文緣起、欲直球對決的問題，《塔爾》究竟是一部酷兒電影還是在「賣腐」（Queerbaiting）？若將塔爾置換成男性，故事還行得通嗎？

我的答案是，在邏輯上完全沒問題，撇除電影當中談及身分政治及貼／撕標籤的片段，劇情主線──「位高權重指揮家濫用職權，潛規則年輕女性，最終導致被取消而跌落神壇」──改成男角也完全可以，只是將會變得有些無聊又不足為奇。而導演只是更動了「主角生理性別」單一個變因──甚至性傾向也乾脆「維持」愛女性──，便讓故事如此不同，並掀起大量討論。

所以，該說菲爾德大膽嗎？我倒覺得他正如塔爾本人，勤奮認真，欲挑戰既有社會現況，卻又不敢真正得罪哪一方，導致批評力道只做一半。

舉例而言，若真要透過「女指揮家」去搖動古典音樂界堅不可摧的男性霸權，何不將塔爾設定為異性戀女子，讓他去潛規則男性樂手，而不是又帶出楚楚可憐、意志不堅或瘋癲崩潰的年輕女角，變相加深職場權勢性交受害者的刻板印象？

再來，創作者欲塑造十惡不赦卻兼具個人魅力、令人耳目一新的複雜女性反派，使觀者反思權力本質與腐化，但影片描繪塔爾「使壞」的方式卻又太過晦澀留白，缺乏確切感官證據的狀態下，我們無法真正去恨塔爾，甚至還被她對音樂的熱忱與執著打動，進而感嘆、同情她的殞落。

（或者說，凱特布蘭琪自帶的明星氣場使《塔爾》這部以「角色鮮活立體與否」論成敗的電影得以成立，但她對影迷不可抵擋的吸引力與好感召喚，也使「讓觀眾討厭塔爾」這項任務更難達成。）

綜合以上，可猜測菲爾德早有預期在女性屈指可數的指揮界，豎立一個虛構的邪惡女性加害者，將招致「政確糾察隊」之抨擊，因此特意將塔爾塑造得沒那麼壞，但雙面討好的結果，就是主旨變得模糊無力，甚至有些微美化加害者的意圖飄出。或許，他對於電影該如何回應社會、虛構故事對真實事件的影射該如何點到為止而不踩線，也尚在衡量拿捏，並未有明確選邊站的立場及答案吧。正如片中塔爾示範彈奏巴哈〈C 大調前奏曲〉時所說的：「他不會假裝自己知悉所有事情，因為他明白，深深吸引觀眾的永遠是『疑問』。」

所幸，在這部女同志主角先被保守父權荼毒、又被進步聲浪追殺的電影當中，性少數觀眾們仍可透過塔爾少少少許幽微的女性特質，在夾縫中尋找能夠同感的「酷異」之處──諸如她在男性環伺的業界，不高調抵抗傳統、呼喊不公，也不刻意強調女性身分以減少他人有色目光，展現了大多女性從小被教育該擁有的柔軟身段；她在面對煩人的金主、纏著權位不放的老前輩，也不曾直接顯露不悅，甚至自掏腰包聘請司機，為早已被基金會拋棄卻不知情的老前輩做足面子，這也是女人比男人多半更擅長的「讀空氣」、「看臉色」之舉。

可愛而諷刺的是，當塔爾侃侃而談自己與伯恩斯坦對馬勒第五號交響曲解讀之差異時，相較伯恩斯坦沉重、悲劇性的詮釋，她相信當時的馬勒與新婚妻子之間的「young love」。這個柔情浪漫的選擇，顯示塔爾做為一名女性，不同於冷硬男指揮家的特色與優勢，卻也指向「情關」將是她難過的危機──與馬勒遙遙呼應，在衰老之路上義無反顧追求「young lover(s)」，最終導致毀滅。

全文劇照提供：環球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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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1.）請參考這段訪談

註2.）訪問者為真實的《紐約客》知名作家 Adam Gopnik

註3.）也有一解釋是 Olga 為 Francesca 特意安排至塔爾身邊欲弄垮她的棋子，直播上的留言可能也為兩人對話。

註4.）導演特意安排禮物為 Vita Sackville-West 的小說 Challenge，評價多半認為 Vita 用此作之激情情節，影射自己與已婚的 Violet Keppel 不被當時社會接受之同性戀情；這說明為何塔爾看到書名及扉頁 Krista 的簽名後，會嚇得把它立刻丟棄，並將之歸類為她對自己的瘋狂迷戀追求行為。

註5.）「Krista」的易位構詞遊戲（anagram），收到書後塔爾曾在筆記本上寫出。

註6.）來自紀錄片《瑪琳艾索普：首席女指揮》（The Conductor，2021）中瑪琳艾索普（Marin Alsop）本人所言，艾索普為塔爾訪談中致敬的女性前輩之一，也因塔爾角色背景設定與她高度相似，曾出面質疑電影描繪隨權力腐化女性之必要性，引起不小風波。

註7.）塔爾有和其他家長打招呼，她平時與妻子輪流接送女兒上學，再加上公眾人物身分，代表學校和其他孩子大概都知道佩翠有兩個媽媽，因此塔爾的「爸爸論」應不是刻意讓霸凌的小孩錯誤轉述、進而讓他的家長以為佩翠在一夫一妻家庭中長大，而是基於個人習慣，下意識地脫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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