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02|閱讀時間 ‧ 約 12 分鐘

觀念與行動：演化·誤讀與迷思

我們大多數人學習的是達爾文的演化論，但是觀念中存在的，卻是拉馬克的進化論。

拉馬克進化論

讓-巴蒂斯特·皮埃爾·安托萬·德·莫奈，拉馬克騎士（法語：Jean-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Chevalier de Lamarck，1744年8月1日-1829年12月18日）是法國自然學家、生物學家、學者和軍人。他在1809年發表了《動物哲學》（Philosophie zoologique），第一個提出了生物進化學說。拉馬克學說的核心是：

用進廢退（use and disuse）

獲得性遺傳（Inheritance of acquired traits）

用進廢退符合我們日常的觀察，例如運動員的鍛煉，會增加運動機能。重複的操作，可以提高單一動作的效率。拉馬克認為這些後天增加的技能，是可以被遺傳到後代的 — — 這就是獲得性遺傳。例如運動員的後代也更善長運動。

拉馬克

拉馬克的學說貼近我們日常生活的經驗，造成我們多數人總是用拉馬克的進化論來觀察世界，從而認為：

历史總是進步的 — — 历史可以克服已經被證明的錯誤，通過不斷重複正確的策略而進步。

历史是線性的 — — 社會形態是分階段的，從低到高發展的。

複制历史可以獲得快速進步 — — 完全複制先進民族的文明，可以重複先進民族的历史，從而更快的完成進化。

達爾文演化論

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又譯達爾溫）是英國的博物學家、地質學家和生物學家，他早期受拉馬克的影嚮很深。在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中，也曾經多次引用過拉馬克的話。

達爾文60歲時，攝於1869年

達爾文演化論的核心也是兩點：

變異（Mutations）和遺傳（Heredity）

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

首先，新物種的產生不是“用進廢退”的結果，而是變異（Mutation，或稱突變）。非洲大草原上的長頸鹿（Giraffa，又稱麒麟鹿，是哺乳動物偶蹄目下一個屬，棲居於非洲，是世界上最高的哺乳動物）不是因為短頸鹿使勁伸長脖子的結果，而是因為偶然的基因突變造成的。並不是所有的突變可以被遺傳下去，無數次突變，可能僅有極少數可以被遺傳給後代。

但是可以遺傳的長頸鹿是否能夠成為新的物種存活下去，取決於自然選擇 — — 因為長頸鹿可以從樹上獲取樹葉作為食物，從而生存下來，這樣，長頸鹿才能演化為可以生存下去的新物種。

大多數人錯誤的理解是，長勁鹿是因為短頸鹿吃不到地面的草，從而主動使勁長出長脖子的。事實是，長勁鹿的出現是一次偶然的變異，新物種長頸鹿也根本不比舊物種短頸鹿更“先進”。短頸鹿依然存在，而且事實上比長勁鹿具有更多適應環境的能力。

達爾文的演化論其實和我們大多數人的理解完全不同。至少在中國大陸，我發現不少演化論的教學，更多地混雜了拉馬克的進化論。

達爾文的演化論（evolution，指的是生物的可遺傳性狀在世代間的改變）可以讓我們看到更“真實”的历史。

历史是偶然的

历史是非線性的

历史更多的表現為反動

人類的历史從來不是沿著一條既定的道路運行，历史不一定是進步的，甚至更多的時間是反動的。如果我們承認當代文明的基本理念 — — 人類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三原則：

保障利己和自由的權利；

尊重他人的權利；

擁有懲戒害人者的權利。

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承認，這一觀念深植人心的历史不過幾百年，即使當今，認可這些理念的人數，恐怕在全世界也不足一半。

历史是偶然的，是突變的。人類历史更多時間不過是在反複的重複，但是總有一瞬間 — — 也許是關鍵的生死存亡時刻，也許是少數人的突發行動，也許是一次決定性人物的任性…突然的變異，造就了历史的轉向。

“計劃”是人類發展的反動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年2月13日-1834年12月23日，英國牧師、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他最具爭議的著作是《人口學原理》）是第一個提出計劃管理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家。他倡導人類社會的自我選擇和計劃控制。

The power of population is so superior to the power of the earth to produce subsistence for man, that premature death must in some shape or other visit the human race. The vices of mankind are active and able ministers of depopulation. They are the precursors in the great army of destruction; and often finish the dreadful work themselves. But should they fail in this war of extermination, sickly seasons, epidemics, pestilence, and plague, advance in terrific array, and sweep off their thousands and tens of thousands. Should success be still incomplete, gigantic inevitable famine stalks in the rear, and with one mighty blow levels the population with the food of the world.

人口的力量是超高於地球為人類生存的產出，因此過早的死亡必須以某種形式拜訪人類。人類的惡習趨向於積極地減少人口。它們（人類的惡習）是毀滅大軍中的先頭部隊；並且經常自己完成這項可怕的工作。但是，如果它們（人類的惡習）在這場滅絕戰爭中失敗了，那麼病態的季節、流行病、瘟疫和災難就會以可怕的陣容推進，成千上萬的人口將被掃除。如果成功（人口減少）仍未完成，巨大的、不可避免的饑荒就會隨後出現，並以強有力的重擊將人口恢複到這個世界可產出食物的供應水平。

— — 馬爾薩斯，人口學原理，1798年

《人口學原理》封面

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年4月27日-1903年12月8日）是一位英國哲學家，他提出了社會文化進化論（Sociocultural Evolution，有時又稱文化進化論、社會進化論），該理論認為人類社會從“原始”發展到“進步”，是一種必然的發展和進化糢式。世界上的不同人種和社會形態，正處於不同的階段，最終都會進化到最進步的歐洲人社會糢式。斯賓塞的必然性“進化論”思想，最早來源於他發表的《進步：法則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1857），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還早兩年出版。

赫伯特·斯賓塞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年8月6日-1970年10月24日），是美國公共知識分子、历史學家，他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中，第一個正式提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也稱社會進化論）。

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或威權，認為民眾應絕對服從“政治上的權威”，限制個人思想和行為自由，將權力集中於單一領袖或一小團體）、優生學（Eugenics，或稱善種學，研究採用人為手段改進國民遺傳基因素質，控制人口的演化進度和演化方向）、種族主義（科學種族主義，Scientific Racism；生物種族主義，Biological Racism；人種主義，Racialism；種族現實主義，Race realism；種族科學，Race Science。強調人類種族差別，一些種族優越於其他種族）、法西斯主義（Fascism；意大利語：Fascismo；德語：Faschismus，強調極端民族主義的社會威權主義理論）等的理論基礎。它特別強調人類社會：

o 人類社會形態是從低到高的單線程進步形態

o 人類可以有計劃的自我選擇：強調人之間的基因差別，人為幹涉人的優生、優育

o 強調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性

攝於德國控制下的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一些匈牙利猶太人經火車到達的場景，絕大部分被直接送往毒氣室。

1941年至1945年，納粹德國及其協約國對近600萬猶太人進行的種族滅絕行動，也被稱為納粹大屠殺（德語：Holocaust；希伯來語：השואה‎，Shoah；意第緒語：חורבן‎，Hurban，又稱猶太人大屠殺），就是在種族主義理論下，制造的人道主義災難。

1945年4月12日被盟軍解放的米特堡-朵拉集中營，約有20,000名囚犯死於營中。

顯然，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自己就是“不合格”的“劣等”人群，因為他們所有的理論都是來源於拉馬克的進化論，他們自己從來沒有搞清楚達爾文的演化論和拉馬克進化論之間的差別。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科學名詞應該是社會拉馬克主義（Social Lamarckism）。拉馬克進化的核心就是“用進廢退”，主張生物可以自我強化進化方向，強調生物必然從低級向高級形態的進步。而達爾文演化論的核心是基因突變，是偶發的個體變異，造成了生物的演化，演化方向不存在必然的進步性。即使生物演化的越來越複雜，也很難定義這種複雜的形態，就必然是進步。

生物多樣性是偶然和隨機的結果。生物多樣性共存，是進一步演化更大的驅動力量。個人的選擇是“異化”，“異化”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多樣性的選擇。而計劃下的集體進步，是將少數人的選擇，強加給多數人，是對演化的“滅絕”。遏制個人的“異化”，將消滅人類的“演化”，並最終傷害人類整體。

历史從來沒有必然。從這一點來講，絢麗多彩的人類文化，恰恰是人類社會演化的最好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