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意識.無依之地

自離開北美回到上海生活已經300天，距離今夏再度離開上海返回美國則還剩99天。整個在中國的Gap Year差不多過去四分之三。如果要用一句話來形容此刻的感受，化用一句今天在社交媒體看到的帖子，那就是：我似乎無論在何處都是一個nomad，哪裡都不是故鄉，哪裡也都不是異鄉。不知從何時起，“回上海/去美國”的習慣性用語漸漸變成了“回上海/回美國”；也不知從何時起，初來乍到美國時給自己設定的所謂“來美紀念日”的儀式徹底從我的生活中退出：坦白説我已經記不得來美國第一年究竟是哪天落地的了，who cares。美國對我來説早已不再是所謂山巔之城的自由燈塔，而是充滿了種族主義、白人至上和父權遺產、需要被POC和新移民群體不斷去解構的存在；至於上海，那是我出生長大的城市，也是我作爲社會史研究者的研究對象之一，也是我（并非最優先的）身份認同的所在，但我也越發清晰地自問，我的記憶和美好想象，和這座城市的現實的重合度又有多少？是越來越多，還是越來越少？我真正屬於這裡嗎？

因爲簽證問題，也因爲申PhD的部分先期準備工作的考量，我在去年四月決定完成芝加哥大學的碩士學業后把申博的Gap Year放在上海，而非繼續留在美國。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上海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驚濤駭浪。每天的固定劇目是，早上起來打開手機同家人互通消息、瞭解生活物資補充情況以及潛在的解封跡象的進展，然後在寓所吃完早餐，去學校的圖書館看書或者寫作，再按照課表上課，然後在課上聽到研究中國的白人老師們關於“現在很難進入中國去身臨其境得到第一手觀察”的嘆息，再在課後的office hour中每次必被充滿關心地問“你在上海的家人如何”。在決定回上海之後，無論是封城期間不在場的愧疚、還是關於自己至少眼下還能進入中國、進入上海去“身臨其境”的竊喜，都讓我期待即將到來的這一年。然而現實是無力、無依和雙重的疏離時刻伴隨。

7月入境中國以後，雙重的疏離感就成爲生活中的暗流。表面上喜氣洋洋，久違的家人噓寒問暖、在家更是頓頓大餐。但實際上，很現實的兩個問題是，其一，既然我已經回到中國并且即將要待一年的Gap Year而非一兩個月的假期，那找一份臨時性的工作是必須的：申請PhD不會花掉一周五天、每天八小時的時長，賦閑在家可不是一個好的選擇。那麽去找什麽工作呢？疫情之下，經濟頹靡，遑論求職，即使是在職者的失業風險也較疫情前陡增。而對我來説更要命的一點是，僅僅一年的時間預算，幾乎是不可能找到全職工作的：投了媒體、咨詢、教育等行業的十餘份工作申請，得到的答復都是，教育背景和已有的成果可以勝任，但如果不能確保工作三年以上，那就只能無奈地免談。知道我在申博、一年後就要繼續遠走高飛、并且我沒有任何在中國的工作經驗，并不意外地所有的求職大門都對我關上了，進而我只能把目光轉向門檻更低的實習崗。另一方面，離開了美國以後，我就同在北美的絕大多數社群幾乎斷了連結。雖然是社交媒體上仍在彼此關注，但所有的活動、無論是綫上還是綫下，都不得不缺席。特別是，7月底在紐約市舉辦的一個期待已久但也知道自己注定不可能參加的convening舉辦后在社交媒體上看到許多照片，總還是有一絲淡淡的失落。雖然在private conversation中會説“明年等我回來再怎樣怎樣”之類的話，但我明年真的回得去嗎？文社科PhD的錄取率是2%也不到的呢。

在中國的求職場上處處碰壁、被各種employer看作他者、異類（尤其考慮到，我學的專業在歸國留學生中所占的比例可以忽略不計，基本沒有），同北美的社群又漸漸疏離，抱怨疫情防控措施總會被別人放大我的海外標簽而無差別地被指責“不瞭解中國國情”。這樣一系列狀況的排列組合之上還要叠加一個更大的屋頂，那就是越來越近的申請季以及那個不確定的結果。如此狀況持續了大概七周，最終在八月下旬確定了進入位於黃浦江畔、蘇州河岸的上海外灘美術館（Rockbund Arts Museum，RAM）策展研究部擔任實習生，也基本確定了申請的全部目標學校名單。生活算是暫時安定了下來，但依然會時不時遇到一些并無惡意卻很煩人的提問，諸如“爲什麽碩士畢業了還在做實習生，是不是找不到工作”。我是個較真的人，總得不厭其煩地把申博、gap year等整個故事來龍去脈用幾句話概括出來。每次這種體驗，似乎就在提醒我，我的背景、我的future plan中隱約的非主流標簽。至於這種標簽的他者性背後有多少是社會和政治的大環境微妙變化的觸角，更加不得而知、也沒空細想了。

入秋之後，雙重的撕裂和疏離繼續纏繞。申請工作按部就班在進行，同時，2022年的秋天充滿了憤懣、震撼和行動。自然，行動於我而言是無緣的。對於許多北美的活動，比如綫上詩歌寫作工作坊等等，只要我的時間安排有空餘，都會隔著太平洋、隔著時差去參加，哪怕只能在前半場匆匆打卡。這種體驗帶來的效果也是雙重的。一方面，通過綫上活動盡力維繫和北美的各個所在社群的微弱連結的本意是，我要努力確保當我回到北美后（當時我仍説的是北美，因爲不確定自己最終落定美國還是加拿大的學校）不會對行動主義、社會正義以及前二者在社群中的具體進展一無所知，努力維繫在聖地亞哥的最後一年和在芝加哥的一年所積累的社群網絡和個人狀態。這一點我也確實做到了。間或地在綫上保持聯係（出於安全考慮，雖然我避開了那些最sensitive的話題，在比較mild的綫上活動，我也都是多聽少説乃至不説話），加上社交媒體的及時跟進，那段時間我作爲一個旁觀者甚至可以如數家珍一樣在心裡默念出在哪裡誰做了什麽（具體情況就不表了）。但另一方面，默默聽著大家的分享又不方便加入討論的我，不在場的愧疚感和不適感因此而越來越加深。甚至有一種我稱之爲免於自責的自責：我時時刻刻在和我的自我審查意識對抗，並常常敗下陣來。然而因爲我此時人在中國，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向自我審查繳械投降而免於自責——仿佛自己成爲一個逃兵，逃避了精神世界的糾纏。

空閑之餘，和好多留在大陸的老朋友、老同學們餐敘。聊人生，聊未來，聊上海那三個月的記憶，聊關於潤的打算和想象，也在老朋友、老同學們的口中聽到許多已經不再聯係的認識的同齡人的最新發展情況。即使是在濃厚的同溫層回音壁下，也感覺年輕一代整體的保守化趨勢（不必然代表個體的情況）是無法被反駁的。爲求安逸的考公、沒有學術熱情但爲了逃避就業市場的考研早已成爲常態。如果把話題具體到性別、勞工、身份認同等議題，聊著聊著，大家也都覺得，很難講出明天會更好。有一次在RAM辦公室，一個在國内上大學的實習生說，ta的partner在另一個南方省份讀大學，該大學禁止學生在平日裡以任何理由離校，ta倆已經三年只見過短暫的兩次了。我説，這種一刀切的官僚作風，按照中國的法律法規原則上也是不容的，也不是防疫的本意。可以試著去投訴，實在不行就我行我素、該幹嘛幹嘛，如果校方真的動用了校警或者其他行政手段再服軟也不遲，説不定校方就是嚇唬嚇唬你們。真的我行我素了也就睜眼閉眼呢。Ta聽後面色略帶驚恐地說，不行，絕對不行，那也許會被開除的。末了還補充一句：“可能你的環境中很多人敢這樣，在國内這樣不可以的”。我理解ta的顧慮，也就一笑了之。但我實在感到哭笑不得：爲什麽非要把任何對話，放置在我是一個海外回來的人的語境中去解讀呢？什麽叫“我的環境中”，我的什麽環境？我不也是在這座城市出生長大的嗎？難道因爲我離開了幾年，就不屬於這裡的一員，而屬於他者化的、作爲一種外部想象的所謂“我的環境”了嗎？

幸運的是作爲原則上的主綫劇情的申請工作異常順利，最早一批拿到了最想去也是最好的offer之一。在漫長的等待過程中經歷的放開、再度感染COVID、痊愈以及時時刻刻在社交媒體上傳來的充滿壓抑感的新聞，總也一路相伴。2023年2月的一個周五，要在AAS（亞洲研究年會）的綫上議程（remote session）上給我的MA thesis做presentation。熬夜起來，靠咖啡提神，迷迷糊糊强打精神去演講，但精神狀態卻很快變得異常亢奮：一來終於可以介紹自己說是PhD student了，二來更重要的是，這是我畢業回國后第一次重新回到北美學術界的活動中。會議結束，回到床上補覺，腦子裡想的都是關於7月搬去紐約州以後的暢想了。之後的兩個月，去廈門旅行，從RAM離職了，又辦妥了新學校的所有手續包括更新護照和簽證，定好了滿意的住房。依然見縫插針、盡可能調整時間參加北美的社群的綫上活動，雖然説話還是欲言又止。另一方面，充滿了回去的美好想象，但每天看到的新聞，無論是美國右翼政客對reproductive justice的步步打壓還是太平洋兩岸nationalism的不斷升溫（好在，萬幸，疫情過去了，這個該死的觸發點被挪走），這些都在提醒我，那只不過換一種相對來説我更願意接受的方式，繼續nomad罷了。

最近的閲讀計劃，一直在讀非常喜歡的Du Bois。我就是在BLM運動中作爲一個亞裔國際生，完成在美國語境下的政治啓蒙並從自由主義走向進步主義、並參與scholar activism的。特別喜歡他關於double consciousness的解讀和論述。在這個越來越逼仄的世界，在transnational的話語框架下，太平洋兩岸的生活經歷和由此建構的彼此不可分割但也互相衝突的認同和認知，好像也是另一種double consciousness，還挺符合我現在的狀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