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偉大的蔣總統會回來嗎？

I. 「我們害怕自由」

在2022年11月的縣市首長選舉後，我曾在IG po了一則限時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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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當選雙北市長的分別是蔣家後代跟白色恐怖時期的警察。以近似的歷史脈絡來說，大概就是選出希特勒的後代跟蓋世太保吧。不知道德國人知道了是否覺得不可思議。 別忘了，在新冠疫情甫爆發之際，侯友宜是第一個在沒有法源依據之下，「下令」師生不准出國的人。 後來又和友人聊到，其實包括我們身邊的許多人，都崇尚侯友宜「威權」、「鐵血」的形象。這讓他們覺得比較安全，生命財產都受到保障。這種人通常也討厭一切的「人權」，會說「法律只會保護壞人啦」、「只要不犯法，有什麼好怕的？」 從此可以看出許多臺灣人是崇尚威權的，只是可能沒有自覺。我們自以為「進步」了，有資格對歷史高談闊論，但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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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安慰的是，台灣人這樣的心態並不是太奇怪。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俄國人對於「自由」的反應冷淡：1994年，只有53%認為言論自由是正向轉變，其他自由權利排名則更低；僅8%認為蘇聯解體是正向發展，75%認為蘇聯解體帶來傷害更大，是整個調查中最高，亦即最一致的看法。

到了1999年，「懷舊風」益發濃烈。「你是否情願一切回復到1985年（戈巴契夫推動改革）之前的狀態？」從1994年的44%上升到58%；相信史達林的獨裁統治有益國家的比例，從18%上升到26%。同時，表示自己無力應付變遷的人數顯著增加。

精神分析心理學家埃里希·弗羅姆將自由分成「積極」（實現自我）與「消極」（不受侵擾）兩種類型。前者是正向的，後者則會引發不堪負荷的焦慮。失去了封閉世界的穩固地位，讓人喪失對人生意義及目標的解答，而無限寬廣的世界成為一種威脅。俄國人未必真的想重返那個食物短缺、貧窮和氣氛凝滯的蘇聯時代，他們緬懷的是確定性，是那個有自己的沙皇、親王、總書記、農場主席的家父長制結構。如今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國家是什麼。

我們害怕自由。我們不知道該拿自由怎麼辦。

根據社會學家的疏理，不論國族或自我認同，某程度都是藉由「與他人相反的程度」來定義自我。俄國的報章向來用「文明社會」指稱他們不屬於的那個世界；那裡的人閃耀、幸福且井然有序。1994年的俄羅斯剛走出一段極力自我貶抑的時期，俄國人顯然厭倦了再把自己（和國家）視為低人一等，於是替自己設定了心目中最重要的正向品質：「開放」、「單純」、「忍耐」。

理想的俄國人，是沒有特性的人。在社會學家眼中，這是俄國人長期在敵對且暴力的政權統治下映照出的空白鏡像。

因自由的空氣而窒息，對臺灣人來說毋寧份外熟悉。有別於俄國人欲與「腐敗西方」劃清界線所生的自我定位，臺灣人的認同沿著威權統治時期被一撕為二。90年代後出生的人，多少聽過上一輩講述戒嚴時期的安定與秩序，並懷念往昔的歲月靜好。懲治盜匪、檢肅流氓及唯一死刑仍是象徵安心的力量；法律安定性與刑罰謙抑性則是我們配不上，也不適合擁有的「先進」學問。

台灣人在截然不同的政權統治與社會氛圍下，被迫分化出兩極鏡像，一方深怕昔日的耐勞刻苦、堅忍順從被遺棄訕笑，他們會搖頭說「這在以前早就被抓去關了」，並對人權和自由權嗤之以鼻。另一方則亟欲擺脫那些肅穆而沉重的期許，某部分失控成為譁眾取寵、離經叛道。藉由「與他人相反的程度」的自我定位方式，使敵視與極化成為必然，最終淪為政權爭奪戰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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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毒販應該判處死刑！」

民主要素做為一種反極權主義的工具，被積極運用於對蘇聯集團的戰鬥中。但當蘇聯體制瓦解，民主就喪失了它的根本戰略功能。自由主義未必非得跟民主結合不可。它可以單指自由貿易、市場機制，而我們知道，它們在最嚴格的威權政體、甚至近乎極權的政體裡，都完全能存活下來。

看透了俄國人體內依然活著蘇聯靈魂，執政者趁隙而入拋出「穩定」的浮木。獨裁者許諾要保持穩定局面，目的卻是為了掩蓋他們想製造永遠不穩定狀態。

漢娜．鄂蘭將納粹和蘇聯政權定期進行的清洗或鎮壓，稱為「永遠不穩定狀態的工具」。變動是體制存續不可或缺的，極權主義統治者必須不惜任何代價防止「正常化」，才能扼殺發展新生活的可能性。她寫道：「關鍵問題在於希特勒和史達林都許諾要保持穩定局面，目的卻是為了掩蓋他們想製造永遠不穩定狀態。」

持續的低層次恐懼剝奪了人們的掌控權──不是對於獲得成就的焦慮，而是一己之力所不能及的焦慮，使得他們更易於被控制。我們亟需一個權威人物，任何願意承擔責任的人都行；反面言之，要是那個人物想繼續掌權，就必須確保人們會持續感到無助。就此，《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中描述政府利用媒體創造恐懼的方式，有著濃濃的既視感：

新聞報導著千篇一律製造焦慮的橋段，聚焦於毒品的可怖或性掠食者的危害。然後有個被介紹為社運人士的人物會走進攝影棚，解釋政府應對危機的作為不夠。毒販應該判處死刑！戀童者應該被閹割！這段獨白結束時，通常是一男一女的兩位主持人陷入恐慌，尖叫著沒有人保護他們的孩子免於毒品和戀童者侵害。這套公式近似於某種蘇聯傳統，總有想像中的『一般大眾』據稱向黨請求加重嚴刑峻法；但它最主要的目的，仍是維持一種不變的高度焦慮音調。」

國家為自己焦慮不堪的公民提供了選項：他們可以被動的蜷縮起來，或者加入一個更強大的整體。俄國人無法確保其生命財產真正屬於自己，卻能和其他公民一同為了克里米亞是「他們的」而歡欣鼓舞。他們認同所有人都在美國的領導下來削弱和摧毀俄羅斯，這種偏執的世界觀提供了舒適的小天地，將焦慮源頭置於個人，甚至國家之外。歸屬並將權威託付給某種更強大的事物，對人們來說是一大解脫。

對於世界是否正在變糟，臺灣除了「現在的社會就是太自由了」派，亦不乏有樂觀主義者將紛紛擾擾歸咎於幾個對象：媒體、網軍、在野黨，並引述各種數據來佐證一切都是錯覺，我們並未偏離進步的軌跡。惟不論在何者的想像中，人民滿意度、生命財產受保障的程度，無非是選票的最終依歸──即便是消極的空言許諾或粉飾太平也罷，都和積極製造恐慌、失序與犯罪有著天壤之別，後者推翻了我們向來認知並容許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卻也對於社會發展的不進反退，給出最合理的解釋。

在詐騙、人口販運、槍枝氾濫，乃至於「行人地獄」的人心惶惶之際，人們更加依賴並拱手交出權力。適逢總統選戰開打，簡單粗暴的「治亂世用重典」論必然再度肆虐，不須理論基礎、循證分析，更可預見有許多人民會以喜迎救世主之姿，擁戴提出類此政見的候選人。他們要的是魄力與鐵腕，渾然未覺在「嚴刑峻法」的理想國之外，是對教育、心理衛生、社會福利與救助的輕鄙。他們極度簡化的思維無法承受復原必經的認知、陣痛與挫敗，僅足以將幸福快樂的日子拋到某個根本不存在的美好未來，更無視於握住皮鞭的另外一隻手，正是極盡所能攪亂池水的元凶。

操作自我認同與群體歸屬的手法其實已經不新奇，惟身為當局者還是難以時刻警覺，跟隨笛聲已成為反射動作。我們徒勞地將一切歸咎於另一個群體，小至獵巫、大至國仇家恨，立收注射嗎啡般的緩解效果，同時令人成癮。尋求歸屬是生物本能，這點無可厚非；問題在於我們被奪走的掌控權──這些歸屬來自於無法掌控的「Greater good」，是縹緲而經不起一點檢驗的信仰。

以外交問題為例，美國斷然撤離阿富汗，塔利班頃刻間重拾政權，20年的駐紮、經援與建設彷彿南柯一夢，我們至今卻仍為了毫無實質意義的「聲援」、「力挺」、「譴責」而樂不可支，忽視邦交數量銳減、國際認同告急的警訊，認為台美關係史上最好足矣。政治人物靠的是鼓動情緒，而非提出方案；而對於失去掌控權，我們選擇的不是回歸現實，而是將頭埋的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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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對知識發動戰爭」

這個國家不只將一切重要的資訊及多數無關緊要的資訊保護在秘密與謊言的高牆後，他也用了數十年時間竭盡全力對知識本身發動戰爭。

1922年，列寧將200名以上的醫師、經濟學家、哲學家送上「哲學船」驅逐出境，俾確保新生政權的穩定；往後被認定「不忠」的知識分子則被直接逮捕、處決。莫斯科國立大學在1931年關閉了所有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研究科系，其間雖然部分科系在形式上重開，惟直到50年後，蘇聯政府才真正回復了得以授予學位的規定。

到了1980年代，隨著蘇聯政權發展成熟，社會科學受到的限制變本加厲。即使軍備競賽驅策著蘇聯政府重振及培養精密科學與技術，卻杳無刺激哲學、歷史及社會科學發展的誘因。那個年代的蘇聯社會學家不只缺乏資料，也缺乏理解自身社會所必的技術、理論知識及語言，只有極少數人不顧一切艱難險阻，在黑暗中摸索，試著理解社會。

社會科學的發展與推動改革的動力呈現高度且正面的關聯。從野百合到太陽花，不難理解何以「文組」成為政府最忌憚的一群人，因為他們本來就被訓練以洞察、批判與改革──反之，社會運動的止消，是否也代表了社會科學被有意識的抑制、忽視？

我在大學時躬逢以太陽花為首的「社運盛世」。那幾年也無疑是臺灣法學最突飛猛進、大鳴大放的時期。期刊論文與研討會產值達到巔峰，法律人肩負救國使命，個個痛心疾首、誓死捍衛憲政體制。對比政黨輪替後，看著違背所有原理原則的法條流水般通過，而政府用「要點」、「規定」，甚至發個新聞稿就能限制自由權；看著昔日課堂上慷慨激昂的教授在戴上烏紗帽後馴順如貓，無視於正被摧毀的法律位階體系，蜷縮在憲法機關裡埋頭討論「毛小孩」是不是人，令人唏噓已極。

近年來，從生存空間、薪資結構，乃至於社會評價等面向，都讓人深刻感受到「戰組別」從一種純粹的（惡）趣味話題，失控成為真切、嚴重失衡的斷層。社會科學領域出身的人大概都不只一次感嘆「選錯系」，才會淪落為無法對GDP產生實質貢獻的「社會亂源」。

政府害怕發現問題的人，縱使唯有他們能解決問題；而今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沒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一如前述「製造焦慮」的目的與手段，政府或許是漠視，甚或有意識地傾斜學術與社會結構。蘇聯在1980年代對社科學院進行強勢干預與限制，為極權主義的捲土重來清除了阻礙；我們嚷著現在的社會太亂了，卻捨本逐末地忽略了社會安全網是世代共同的使命。今天產生的裂痕，或許要潛伏十多年才會真正暴露、塌陷。到了那時，我們只能更渴求「強人」的出世拯救，一切都倒退回到起點。最令人無奈的是這樣的惡性循環已然啟動，無法挽回了。

為什麼那麼多人懷念威權？我們向來偏好用德國、東歐的轉型正義來比擬，惟《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似乎存在更多讓人心有戚戚的脈絡。尤其是相較於復原，這樣的議題始終只被用於撕裂台灣社會──即便她未曾復原。而如果害怕自由、崇尚權力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趨性，我們是否，在什麼時候，該放棄這場民主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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