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3/06/11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開講 khai-káng|文學史專欄【紙上台灣】怪奇作家圖鑑:那些文學史上懾人心魄的異質聲音

    共同作者:王禹雯、顏詩庭
    (原刊登於學生刊物《開講 khai-káng》之方格子帳號)
    打開今日的社群媒體,所有的人都能在平台上盡情展現自己所欲示人的樣貌;而在網路普及之前、文學作為人們展現自我的一種方式,文學史上其實也曾出現一些「作怪」的傢伙,這些人曾經以引人注目的姿態震驚文壇。對他們來說「怪」不是一個刻意預期的目的——他們在文學作品中展露的怪並非為怪而怪,而更像是一種方法,讓他們能夠向自身的理想靠近。本期紙上台灣將帶讀者看看眾多作家裡,那些不「作怪」會死的他們,一窺其所思所想,並且透過將他們並置、嘗試呈現一幅台灣文壇的另類風景。
    一、翁鬧
    這位作家成長於日治時期並於中後期開始創作,作為殖民期間出生的日語世代,他與年齡相仿的呂赫若、龍瑛宗等人不同,比起為我們所熟悉的國族意象、戰爭、階級社會等書寫主題,翁鬧更擅於關注青年生命中細緻的情思感受,在現今文學史中被認為受到日本新感覺派的影響甚深、是「頹廢文學」在台灣的初始代表。或許放在當代,翁鬧對於愛慾/情慾的細緻刻劃不足為奇,放置在1940年代台灣社會與文壇的保守風氣中,卻已是踩在道德倫理之邊界上、頗為驚世。其現代主義式的寫作技巧無疑是菁英的,關懷主題卻又關聯著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這樣看似矛盾卻精妙的書寫模式更確認了翁鬧在左右分裂的文壇中,不屬於任何陣營的特殊之處。
    他的著名作品〈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即透過青年主角對著一名妓女的囈語絮叨,展現其追求愛慾的執著,而最終青年連擁抱也未敢觸碰妓女的卑怯模樣,更昭示翁鬧作品中對於愛的追索與渴慕並非是目的性的,而更靠近某種精神性甚至本質性的自我宣示。就文本而言,翁鬧可說是台灣文學史上嘗試現代主義的先聲,雖因其創作不多也與文壇少有互動,現今沒有太多外部資料可供參考,我們仍可從翁鬧以一個小知識青年出發的個體視角,觀看另一個面向的日治台灣。
    二、郭良蕙
    若要談台灣文學史上「挑戰道德禁忌」的作家與作品,現今想到的人選少有提及郭良蕙,但由其小說《心鎖》引起的爭議事件,卻能使我們看見六零年代主流文壇的傳統思維以及文學場域中的權勢角力。爭議產生前,郭良蕙在台灣文藝界可說是勢頭正好,此時的她作品多產、跨足電影編劇,也因個人時髦的外貌登上流行畫報雜誌。而1962年《心鎖》出版,因小說內容對於女性婚外情慾多所描寫與討論引起議論,尤其以前輩女作家謝冰瑩為首抨擊該作色情氾濫、鼓勵亂倫,隔年《心鎖》即遭新聞處查禁,郭良蕙隨後也被中國文藝協會、青年寫作協會及婦女寫作協會開除會籍,從主流文壇的核心文學社群中驅逐。
    觀察六零年代當下輿論,在《心鎖》事件中郭良蕙受到圍剿式的攻擊,可發現其文學評價被道德爭議掩蓋,小說及小說家的文學價值並未得到公允的討論。女兵作家出身的謝冰瑩以道德為武器抨擊郭良蕙,這一批判同時是社會保守勢力對於進步挑戰的反撲,也代表了當下佔據文壇中心的反共軍中文藝這一文學群體,對於文學場域中新的位置之出現感到威脅。因此郭良蕙與《心鎖》不單代表了台灣女性作家對於道德傳統的一次衝撞,也以此次事件作為切點,使六零年代初期主流美學在場域運作機制中的主導位置浮現出來。
    三、七等生
    在六零年代台灣藝文界的現代主義風潮下,多位青年作家皆對於人性內心多所描寫,七等生的殊異之處並不在此,而與其作品強烈的自傳色彩有關:教師、小鎮、孤僻的男主角、慾望的追求等元素反覆出現於七等生的各部作品,它們有時共享姓名,更似乎指向相同的矛盾與困惑。如七等生在書籍後記所稱,每篇作品都有所遺落而難以切分來看,它們並非他的碎片、可組合成完整的他,而是自我在書寫的過程中持續生成,對於七等生來說是無止境的;作家縱已身故,閱讀與詮釋的流轉卻仍在繼續,七等生的思緒便流連於他的文字之間,永恆地與讀者對話並發生新的可能。
    從早期的〈精神病患〉、著名的〈我愛黑眼珠〉至後期七等生回到故鄉創作的小說,不難發現其與前述作家翁鬧的相近之處,即對於愛慾的執念追求,再結合上述自傳性質的寫作方法,使得七等生成為一位十分「真誠」的作家。此「真誠」之怪在於,他並非全然的誠實/寫實,卻是以近乎憨直的態度去書寫自身所困的思緒泥沼,無論道德、生涯、家庭、私慾的種種不堪如何在其中翻攪,他皆無懼坦露。
    四、李昂
    若論及台灣文學史上特立獨行的女作家,則不可不提李昂。李昂素來以大膽的書寫為人所知,勇於揭露社會現象,並對政治、性別等權力關係提出強烈批判。李昂於高中時期初試啼聲的小說作品〈花季〉描寫少女早晨逃離課堂,展開一段懷抱遐思的小旅程,在買聖誕樹的過程中不斷幻想身旁的花匠與自己發生親密接觸;少女對性的浮想聯翩,充分展現在這部篇幅不長的短篇小說中。於1968年保守的台灣社會氛圍之下,李昂即以文學新人之姿,在文學作品裡如此挑戰社會禁忌與道德界線,其日後的文學風格的文學風格,由此得以預見。
    李昂的文學書寫題材以及對議題的批判力道,步伐總是比整體社會環境快上幾步,例如她最為人所知的作品之一《殺夫》描述鹿港農村的婦人林氏,在丈夫長期的殘忍凌虐之下,失手殺害丈夫;作品中對傳統婚姻的批判,以及對性暴力的露骨描寫,想當然在八○年代的台灣社會掀起熱烈的議論。九○的台灣女性文學創作在題材與態度上經歷了一番變動,將視野放遠至更寬闊的歷史、國族、當代社會情境等宏大敘事的討論上。5李昂的創作風貌當然也隨之變化,例如於1991年發表的《迷園》、2000年的《自傳の小說》皆表現重構既有台灣歷史敘事的意圖,前者以鹿港望族小姐朱影紅為核心,建構一部以女性為中心的國族寓言;後者以台灣共產黨成員謝雪紅為主角,以女性敘事者的角度企圖重寫台灣史。眾人對李昂作品的評價縱然褒貶皆有,但相信沒有人會否認,李昂的文學創作中那些對性別與權力關係的批判,以及對道德框架的衝撞,一次次在台灣社會掀起熱議的浪潮,這些被創造出的討論空間,帶來顛覆既有觀念的可能。
    五、陳玉慧
    1989年,陳玉慧化名吳小姐於報紙廣告欄張貼徵友資訊:「生無悔, 死無懼, 不需經濟基礎, 對離異無挫折感, 願先友後婚, 非介紹所, 無誠勿試。」並從百位應徵者中篩選出四十二人,將對方與她的談話紀錄撰寫成書《徵婚啟事》。該作出版後十分暢銷,因其創作形式及內容對於婚姻體制乃至於社會價值觀展現高衝擊力的質疑,在文壇及大眾間皆引起相當大的關注議論。《徵婚啟事》先後曾改編為電影、舞台劇及戲劇,在文本媒材的轉化中也引入二次創作者各樣新的思考觀點,使原作的討論擴展到更廣的層面。
    與其說《徵婚啟事》是一本經作者縝密設計的小說,倒更接近陳玉慧對於這一場行動藝術或社會實驗的主觀紀錄。陳玉慧將該作詮釋為在現實中她與應徵者共同開展的即興演出、即「無形劇場」,而這一切不僅包含徵婚行動本身,自然也涵蓋了她的書寫:從張貼公告、雙方談話到寫作紀錄的過程,陳玉慧皆保持寫作者的旁觀與疏離,卻也洩漏出她對婚姻甚至愛情的不信任、不安與迴避。我們選入《徵婚啟事》,不僅將其視為一場撞擊婚友市場系統、引發社會嘩然的藝術行動,也由於該作透過虛實界線的模糊交融,展現寫作者自身在後現代社會中的迷茫,為台灣文學史增添意想不到的一筆異色。
    六、張亦絢
    活躍於2000年後文壇的張亦絢,以她幽默嘲諷的語調,和清晰的觀察姿態,為新世紀的台灣文學帶來一股刺激。張亦絢作品中觸及的議題面向豐富,舉凡女同志、性別、國族、歷史、政治皆是她文學創作中一再論及,且不斷辯證思考的主題,這些或許和張亦絢的文化習性養成息息相關:她在台灣社會與文化大舉翻動變遷的1990年代進入大學校園,更因參加政大女研社而熟稔女性主義思想,這些經歷都形塑了張亦絢日後作品中的觀點與關懷。然而張亦絢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在於,她不僅僅只是加入這些台灣文學作品已習以為常的論證主題之中,而是在已然建立的論述框架中找到縫隙,經由挖掘這些縫隙處的異質特性,鬆動既有大敘事的絕對性與穩定性。
    例如張亦絢在長篇小說《永別書》中,曾略帶諷刺地與上個時代的女同志文學典範對話:「邱妙津筆下的主角,在得不到愛時,會猛撞電話亭;在我這一生中,偶爾我會想起這個畫面——帶著一點點輕蔑地想:如果為此要撞電話亭,即使有一百個電話亭,也是不夠撞的。」又或者是短篇小說〈性意思史〉中,巧妙且幽默地以「屋頂」比喻陰部之於女性的日常生活:「長大後的她,也曾遵從當時女性主義運動的建議,用小鏡子看看『妹妹』。但路易覺得,想看那個地方,有點奇怪,打譬喻來說,就像檢查屋頂。除非出毛病,漏水或是被不明物體砸中,女人有太多其他方式,了解狀況。如小表妹所說的,她們聽得見啾啾——沒事不會去觀察屋頂,也知道屋頂好好地。」張亦絢向來不避諱翻玩、諷刺既有的經典作品與批判框架,透過這些方式在既有論述上建立更加細緻的差異性,琢磨出更為細膩深刻的論述成果。除了風趣的一面,張亦絢的作品裡也貫穿她對權力結構中主體處境的關懷與體悟:「在濫情一點的時刻,我會在心裡說:誰會比我對這個島的命運,更感興趣呢?它的被欺凌、被強灌人造記憶,使它受苦於『難以連貫成一個自我』而發聲。拼湊國格,如我從被亂倫的劫後餘生中,抵抗所有奪去我真實的努力,我和它,我們都是無奈卻堅決的縫補之人。沒有它歷史中「反抗內在殖民」那句話的砥礪,我這一生,不知會少掉多少勇氣、多少語言。」(摘自《永別書》頁361)張亦絢的文學作品呈現出的豐富性與異質性,使其創作成果難以簡便地劃分至既有的分類之中;也正因這些異質性論述的突圍,我們能夠期待張亦絢持續為台灣文學帶來開創性的論述空間。
    結語
    回望台灣文學史的發展,一波又一波的推進過程總起因於那些異質聲音的顛覆與衝撞;異質聲音迴盪在固有的環境中,有的刺耳尖銳,有的荒誕新奇,更有一些帶來破壞與創造力。本文列舉六位台灣文學史上曾被視作另類、甚至怪異的作家,呈現他們的「不合時宜」,試圖提出我們的見解:他們筆下的「怪」並不只是標新立異、或荒誕難解,怪」也可以是鬆動既有結構的可能。這些作家以自己的主張與主流衝突、對話,雖然在熱議之後不一定能造成一番劇烈的變動,可是這些作家帶來的異質聲音,或多或少都創造了新的討論空間,帶來鬆動原有框架的契機。

    參考資料
    翁鬧,台灣文學辭典資料庫:https://db.nmtl.gov.tw/site2/dictionary?id=Dictionary01528&searchkey=%E8%A8%B1%E4%BF%8A%E9%9B%85
    七等生的自大與自卑——楊瀅靜談《削瘦的靈魂》,BIOS monthly。
    郭良蕙,五零年代文學雜誌及作家影像資料庫:http://tlm50.twl.ncku.edu.tw/wwglh1.html
    遭父權體制兩度上「鎖」的小說—《心鎖》,台灣女人資料庫:https://women.nmth.gov.tw/?p=2050
    唐毓麗,〈陳玉慧《徵婚啟事》的眾聲喧嘩與文學試驗〉,《文學新鑰》22期(2015年12月),頁1-45。
    范銘如,《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2008年)。
    劉乃慈,《布迪厄與台灣當代女性小說》(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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