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史的發展脈絡審視反修例事件的前因與後果

八十年代中葉，香港開始出現壓力團體及議政組織，他們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逐步政黨化，跟英國殖民地政府有意下放權力，推動政制改革有關。八八直選雖未能成事，但 1991 年香港立法局已有首次地區直選，至彭定康任港督，1995 年立法局選舉讓港人擁有「一人兩票」，功能組別變相直選，此無疑給予不同政黨訓練人才的機會，同時亦令普羅市民更加關心時政，電台的「風煙」(phone in) 及時論節目如雨後春荀，香港市民從此升格為香港公民，「香港是我家」的歸屬感因此形成。

誠然，英國在 1989 年「六四事件」後加快香港民主步伐，未嘗不是希望借助直選、民間輿論、成熟的公民社會以牽制九七主權移交後的新宗主國，避免中共對香港過多的介入及干預。事實上，1997 – 2003，甚至 2014 年「雨傘革命」前夕，英國人的如意算盤都是打得響的。董建華年代推行通識教育，培養學生從多角度思考，因課程內容都是當今世界所發生的事，更易讓年輕學生對香港、對中國、對世界有歸屬感。換言之，公民社會更加牢固，以往港人的政治冷感，在年輕一代不復存在。網台普及、社民連成立，香港的民間輿論更開放、更多元，政壇更首次出現「中間偏左」(即重視資源公正分配) 的政黨，政治光譜越見開闊，這不是很多國家能夠出現。建制派雖有「阿爺」作後盾，但制度上畢竟是直選，既是直選，彼要入立法會，便需爭取市民支持。雷曼事件，民建聯站到苦主一邊，正是為此。

但 2012 年起，事情慢慢起變化，學民思潮反國教，回響甚大，這是香港的輿論與公民社會跟中共矛盾白熱化的開端，2003 年矛頭指向董建華，不是指向中共，國教事件則是明白反對中共在香港進行洗腦教育。當時雖有 D&G 事件，但本土思潮並不熾熱。大家所關心，是 2012 年有沒有雙普選。按照《基本法》，主權移交後的香港「循序漸進」達至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由 07、08 雙普選到 2012 雙普選，香港人從未想過中共會不兌現承諾，會背信棄義，即使後來轉成 2017 雙普選，上至民主黨諸君，下至普通市民，仍舊選擇相信。直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人大「八三一決定」出台，一個有提名委員會篩選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港人一等再等，至此如夢初醒，928 以後的連串佔領，87 枚催淚彈是激化，根本亂源則在於中共向來所說的謊言被揭穿。也由這個時候開始，香港人不再爭取雙普選，對以往為他們爭取雙普選的民主派議員亦棄如敝屣，「沒有大會，只有群眾」是當時口號，人民充權作為雨傘革命的精神，刺激不少新興的由年輕人或素人組成的政治組織冒起，其中為人熟知的包括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

雙普選此路不通，加上佔領無疾而終，民憤未平，之前一直居於伏流的本土思潮 / 意識，慢慢走上台前。2016 年新東補選尤其具標誌性，此乃脫共與在中共統治下爭取民主之爭，也是和理非與勇武之爭。遙想當年，兩派勢成水火，各不相讓，無人會想到兩派能有合作、互補的空間。即便在六四集會議題上，一派堅持參加支聯會的燭光悼念，一派反對悼念，或悼念都要聯繫到香港目前境況，總之，彼此無溝通的可能，直至 2019 年的反修例事件。

整場反修例事件，無人提出過分離主義，「五大訴求，決一不可」是抗爭者說得最多，其次是「香港人加油」，竊以為此乃和理非大中華派、勇武本土派的最大公約數。有兩個日子非常關鍵。6 月 12 日，警察首次對抗爭者開槍，經此，同仇敵愾消泯了政見分歧。7 月 1 日，勇武派衝擊立法會時，和理非下午一度勸止，擔心中敵人圈套，又怕有鬼破壞抗爭，但當天晚上，中共承受了對港管治以來最大的侮辱，和理非亦與勇武派達成和解，「和勇不分」往後成為主調。

「和勇不分」若置於 2016 – 2018 年，可謂完全無法想像。但亦因為「和勇不分」，警察對付和理非抗爭者的態度變得嚴厲，大圍捕不時發生。整場抗爭，其實到 2020 年初仍未被平息，事件迅速平定，並急速褪色，亦多得中共。2020 年初武漢爆發新冠疫情，未幾疫情蔓延香港，林鄭政府以防控疫情為名，禁止示威、遊行、集會，連帶舉辦多年的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都壽終正寢。和理非聚人流活動辦不成，勇武抗爭於是無法起動。港府乘機將抗爭者拘捕並送入天牢，且迫逼《蘋果日報》倒閉，以初選案拘捕一眾民主派頭面人物，缺了領袖，少了喉舌，動員變成不可能。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支聯會、教協解散，六四紀念館停止營運，公民黨也維持不下去，《立場新聞》、《眾新聞》等停止運作，電台敢言的時事評論人離港遠赴外地，尊子政治漫畫成絕響……這連串動作，等於把八十年代以來英國殖民地政府扶植的民間輿論及公民組織連根拔起。完善選舉制度後，立法會、區議會直選成分大減，行政長官普選更是遙遙無期。至此，英國九七前設下的牽制措置被瓦解殆盡。

尤其甚者，重批判的通識教育改為重單向灌輸的公民及社會科，教育局要求學校推行國安教育，高中生必須返大陸交流，認識中國歷史文化，說好中國故事。在囚抗爭者須接受中式步操及去激進化教育。2019 年種種，無重提的空間，連《願榮光歸香港》都不可再唱。六四後中國大陸所經歷的除名毀憶及馴化教育，今天再次在香港出現，而且速度遠比當年的六四快。

儘管有移台、移英的香港人堅持拒絕遺忘，這只是變相的燭光悼念，自我安慰而已，無濟於事。至於以為在囚者於香港重光後能出人頭地，筆者對此更不感樂觀，香港人是有良知，但同時是善忘的，功利的，喜歡幸災樂禍、落井下石的，當處處是大陸同胞、外地勞工，抗爭過只是一污點，很殘酷，很難以接受，卻是事實。

李怡先生當年曾對劉曉波說：「你做個瓷器，做得好要很多功夫，但你打破就很容易，用手掃一掃它就碎了。」英國人建設的香港，猶如一瓷器，精美是精美，卻一碰便碎，刻下中共不只一碰，是掃來掃去，瓷器碎個體無完膚，又焉能重新黏合？

香港公民身份不再，回到市民乃至臣民，政治冷感重臨是必然的，面對苛政，或逆來順受，或忍痛離開，近年移民人數創新高，絕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