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

2023/03/08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胡適早年留學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撰寫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回國後他據此寫成《中國哲學史大綱》。全書 12 篇,10 餘萬字,1919 年出版。
北大校長蔡元培說:
我曾細細讀了一遍,看出其中的幾處特長: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將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
這是相當高的評價。顧頡剛則盛讚是書能破天荒地「截斷眾流」,撇開三皇五帝堯舜湯禹的傳說,徑直「從孔子、老子」講起。他說:
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我聽了幾堂,聽出一個道理來了……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即使後來被胡適狠批的馮友蘭,亦言:
這對於當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掃除障礙,開闢道路的作用。當時我們正陷入毫無邊際的經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見周公。見了這個手段,覺得面目一新,精神為之一爽。(《三松堂自序》)
胡適按照其考證所得,認定老子先於孔子,書中先介紹老子哲學。談到老子的「天道」時,他說:
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洋哲學的自然法 (Law of Nature)……日月星的運行,動植物的生老死,都有自然法的支配適合。凡深信自然法絕對有效的人,往往容易走到極端的放任主義。如 18 世紀的英法經濟學者,又如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政治學說,都以為既有了「無為而無不為」的天道,何必要政府來干涉人民的舉動?老子也是如此。
斯賓塞曾將平等的自由確立為政治的第一原理,以為「人人都有運用其機能的充分自由,條件是他不侵犯任何別人類似的自由。」(類似密爾的「傷害原則」)。胡適將老子與斯賓塞相提並論,等於宣稱老子思想有古典自由主義成分,這是非常新穎的洞見。
又談及孔子哲學時,他不講心性,而大講「正名」:
他的中心問題,只是要建設一種公認的是非真偽的標準。建設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是非真偽善惡若沒有公認的標準,則一切別的種種標準如禮樂刑罰之類,都不能成立……「正名」的宗旨,只要建設是非善惡的標準,已如上文所說。這是孔門政治哲學的根本理想。
與宋明理學乃至當代新儒家的進路有根本分歧。
關於莊子哲學,他批評此不利社會政治、學術的進步:
莊子的哲學,總而言之,只是一個出世主義。因為他雖然與世人往來,卻不問世上的是非、善惡、得失、禍櫚、生死、喜怒、貧言,一切只是達觀,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雖在人世,卻和不在人世一樣,眼光見地處處都要超出世俗之上,都要超出「形骸之外」。這便是出世主義……莊子這種學說,初聽了似乎有道理,卻不知世界上學識的進步只是爭這半寸的同異,世界上社會的維新,政治的革命,也只是爭這半寸的同異。若依莊子的話,把一切是非同異的區別都看破了……其實可使社會國家世界的制度習慣思想水遠沒有進步,永遠沒有革新改良的希望。莊子是知道進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進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為人力全無助進的效能,因此他雖說天道進化,卻實在是守舊黨的相師。他的學說實在是社會進步和學術進步的大阻力。
書中還收有<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作為附錄,以為先秦諸子「學術之興皆本於世變之所急」:
諸子之學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其一家之興,無非應時而起,及時變事異,則向之應世之學,翻成無用之文,於是後起之哲人乃張新幟而起。新者已興而舊者未踣,其是非攻難之力往往亦能使舊者更新。
陳伯璋在<「潛在課程」研究的理論基礎>中指出:
知識社會學是重視知識形成的外緣因素 (即社會文化條件),而不是知識成立的內在條件 (如邏輯的一致性)。換言之,是研究「社會存在」對知識性質 (包括知識內容及呈現的方式) 的影響,它偏重知識根源的檢討,而不是知識的內在效度或真假的問題。
胡適對諸子起源的解釋,多少帶有「知識社會學」傾向,要之不盲目依從舊藉,而有自己一套見解。
《中國哲學史大綱》雖然只有上半卷,但毫無疑問,其所使用的方法、所採取的態度,已為當代中國哲學史研究奠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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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闡述及析論歷史、哲學,兼及文學、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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