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人」的武士俠客——談《東邪西毒》裡的武俠面貌

　　武俠作為當代電影的一大類型分支，是當代人對於「中華」的理解與想像，而對於中華文明的再現則具有濃厚的漢文化色彩，使其不脫儒家思想之底蘊。武具有強身健體、防禦勇武的鬥性，是先民採取的捍衛策略，兵器、招式、門派的傳承則是繁衍且生生不息的渴望；而俠客背負為家國／社群犧牲奉獻的抱負、敢於捨己為人的精神，是超越個人邁向集體的思維展現，更是受人欽佩的特質，將「俠」鑲嵌在集體之中，使之成為懲奸除惡理想的化身。武俠電影的一大特點即是武術打鬥，綜觀享譽盛名的武俠片，其「武」的元素運用，在劍拔弩張之間，熱血殺氣的相互攻訐牽引觀影者的心緒；而「俠」展現的瀟灑正直，化身道德正義之士則令人景仰。然而「卧虎藏龍」中的武與俠則呈現了對於武俠可能是什麼的更多想像，李安將「武」化為「舞」，將生殺仇恨、是非對錯的爭奪化為情慾的修羅場，個人情絲隱喻其中，展現了武與俠超脫集體之可能。是以，關於武俠二字能有如何的詮釋與想像空間？「武」在武術、武打、武藝、武功之中，還能如何轉化？「俠」在俠士、俠義、俠氣之外，還具有什麼精神？武俠除了披上家國情懷、正邪兩立的外衣之外，是否擁有其他形象？本文以王家衛《東邪西毒》作為探討對象，試圖提出筆者對「武俠」類型之理解。

　　《東邪西毒》以金庸武俠小說為藍本改編，背景設定在一片少有人煙的荒涼之地，僅有歐陽鋒一人駐足於大漠中，並以殺人仲介的身分維生。在這片荒漠裡沒有豪情壯闊的瀟灑情懷，未有武林拚搏、盟幫門派的較勁，亦不見忠孝節義與正邪對立。俠士劍客在此化為孤獨群像，不談論江山局勢和武術秘笈、不追求寶刀聖物與民族大義，褪去熱血之情的刀客在兒女情長裡掙扎徘徊，對白和獨白盡是人物內心的寂寞囈語。

　　刀光劍影呈現肉眼可見的武之鬥性，然而王家衛追求的不僅是軀體之動，更要攫取隱於身軀之下的「心」動。俠客們除了以刀劍比拚勝負，更在心的場域過招，然而人心、情事之複雜遠勝武功高低之分，更超越正邪兩立的辯證。俠客在心的攢動間迷失瘋癲，困於自身的憂煩之中。趨使俠客們交會的因此並非武林大會，而是大漠中歐陽鋒的客棧。歐陽鋒的殺人事業聲稱可替人解決「煩惱」，由心而生的煩惱糾纏著俠客們，使其交錯現身於孤絕的大漠，並且以歐陽鋒作為中心連結起彼此的故事。由此可以見得，俠客們的心事貫穿《東邪西毒》的故事線，勾連由心而起的生與殺。

　　大漠作為俠客們交會之地，探析俠客們前來的理由，可以見得這片荒漠承載著俠客們的三千愁絲。歐陽鋒為了逃避大嫂結婚之事實，自囚於沙漠中，不願遠行再見他山，大漠在此成為象徵孤絕封閉的心境，行經大漠如同於行經情慾愛戀中的寂寞。慕容燕因由愛生恨，請託歐陽鋒仲介殺人而現身於此；盲劍客欲在失明前再見妻子一面，為返鄉籌措盤產而替歐陽鋒做打手，然而未有浪跡天涯又談何返鄉，使之遠行又到達大漠的是妻子的背叛，盲劍客因此是困於情而走入荒涼之地；黃藥師的捎信實為自身對歐陽鋒大嫂的迷戀，然而「得不到的最好」心態使其亦需行經大漠一途。在此得以看見是「個人的情動」牽引著俠客們的行動，闖蕩遠行不是征途，而是迷惘的遊走。

　　綜觀《東邪西毒》裡手起刀落的時刻，皆圍繞在「情仇」引起的殺意，除了洪七一人曾不計代價為村姑報殺弟之仇，並替其手刃太尉府官員，其餘俠客皆由於自身陷入情惘迷霧而心盲，於是在生殺／愛恨之間徘徊。俠客的命途走向、生死掌握因此不在武功高強者手中，而在情的起心動念之間。歐陽鋒作為殺手仲介，將「殺」作為個人營利事業，對歐陽鋒來說「殺與不殺」的前提是代價償失的算計。對慕容燕來說，生殺則與個人的愛恨緊密相連，殺黃藥師是愛而不得的恨，不殺黃藥師是承認仍有所眷戀；殺情敵是恨其作為黃藥師的最愛，不殺情敵是「不願承認其是黃藥師的最愛」。而盲劍客若是不為情所困，則無需殺馬賊、籌盤纏，更不必因此葬身大漠。欲超脫生殺邊界者，或有醉生夢死一途，或是直面自己的心，在記得與遺忘之間選擇情的去留。

　　《東邪西毒》裡的殺戮非報父母之仇、非平家國之恨，一反「報恩仇」、「平不平」的武俠類型敘事，在此，俠客的仇恨裡沒有滅族滅門的慘絕人寰，而是痛徹心扉的求之不得。一個人的生死擺盪在心的游移不定間，俠客不具堅毅的道德原則，生殺無涉於忠孝節義，更與道德正義無關，而是由個人的情感慾望所決定。俠客的仇恨擺脫集體價值的期望，不具有集體框架下的使命意義，僅是個人自主慾望的驅動。

　　武術功夫向來講究修身養性，於是武打拳腳內涵著為「人」的修練。武俠類型以過招打鬥引人注目，探其文化根源實是存在「如何做一個人的」的底蘊，練功亦是修心，《東邪西毒》呈現的即是俠客們隱於軀殼下的心的修練。因此《東邪西毒》的武林是在於人心，心是人與他者、與自我的對峙之地，是成人之道，亦是習武成俠的必經之途，愛恨情仇、生離死別的血淚是鬥與爭奪的痕跡。

　　王家衛所呈現的俠客面貌是與心魔對峙的封閉個人，除了洪七以外，其餘俠客不承擔他人之苦難，而是在談情說愛之中困於自身的憂煩，耽溺於自我的意識之中，甚至淪為自戀。俠客的勝負場域不在於江湖，而在情場之中迷失自己的心，相對於江湖之天地遼闊、眾聲喧嘩，大漠孤絕的環境反映著俠客未能與他者連結，大漠因此是俠客的自囚之地。與集體脫節的俠客總是形單影隻，電影中多次以水影映照俠客，即襯出其徘徊在自我之中的顧影自憐。

　　此番對武俠類型的詮釋，體現了電影作為藝術的角色，展現藝術創作、超越的可能性。王家衛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來觀看武士俠客，提出對武俠面貌的更多理解，展現對個人的關懷。武俠在王家衛筆下不再是社群理想之投射、集體抱負之化身，而是被視為一個活生生、擁有七情六慾的「人」，武俠之形象因此含納進更多元的想像。《東邪西毒》所嘗試的並未重新定義或推翻武俠類型，王家衛藉由武俠類型作為框架，描繪武俠中可能的其他主題，其所詮釋及想像的「武俠」類型，讓俠客在談論家國大事、武林局勢外，談了更多的「喜歡與不喜歡」，為武俠電影注入新的詮釋空間，立體了俠的性格，不再僅是打鬥和正義的扁平武俠。

參考文獻

1. 專書

（1）塗翔文，《與電影過招：華語武俠類型電影論》（台北：逗點文創結社，2018.02）。

2. 論文

（1）期刊論文

何寶籃，〈世俗‧陷溺‧歷史魅影：王家衛電影《東邪西毒終極版》到《一代宗師》的去政治化書寫〉，《復興崗學報》106 期，頁201-218（2015.06）。

賴玉釵，〈試擬武俠電影之類型分析指標〉，《廣播與電視》20 期，頁97-133（2003.01）。

3. 電子媒體

呂美親，〈當《東邪西毒》終極版的書寫完成……〉，（來源https://www.funscreen.com.tw/review.asp?RV_id=744，2023.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