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反面──不能存在的家庭：《怪物》
致謝 Savoir｜影樂書年代誌 刊登本文 與 picture credit：https://www.savoirtw.org/article/4594
是枝裕和在他的電影創作中，總是存在的主題是「家庭」，尤其在去年的作品《嬰兒轉運站》有個綜合性的整理。然而，在《怪》中，卻從由安藤櫻飾演的母親早織在面臨孩子麥野湊似乎遭受霸凌的故事開始。
電影開始於一場母子共同見證了在近所的火事，我們知道這個家庭沒有父親，是個單親家庭，湊則是小學的高年級學生。早織發現湊出現了異狀，包括身體出現的傷痕，或是水壺出現泥沙，於是前往學校興師問罪。但到了學校後，從校長到班級教師，都以十分官腔的方式答覆，將保利老師毆打學生的指控修辭成為「誤會」，並且以制式的鞠躬謝罪表現出似乎想要大事化小再化無的息事寧人。尤其是兩方之間的對話，似乎就像是說著不同語言一般，對於母親的質問，校方所給的回覆似乎就像是宇宙人一般無法給予答其所問的應對，在氛圍的不和諧中著實令觀影者感到怪異，同時也使我們陷入迷陣。
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母子之間似乎越來越疏離，孩子面對母親的關心就像是不想被干涉的前青春期少年一般，說水瓶的泥沙不過是理化實驗，或者是在車上母親對其言及將待其建立幸福的家庭等語時突然跳車導致全身傷，甚至是在背包中被發現的點火器，甚至是否為一位名為星川依里的孩子在霸凌湊，進而拜訪他的家庭卻在家中無成人的情形下被邀入室內，這些待解的謎團充滿著不自然的空氣，讓人不禁開始想，難道導演要開創新的領域、探問新的問題了嗎？
畫面一暗，故事的主角驟轉為保利老師的視角，這時我們才知道電影所採用的敘事手法是以不同角色所呈現出的故事來拼湊，然而特出的地方正在於每個段落（共三段）所著重之處卻各有重要性，但卻同時共構出一個完整的故事。保利老師的故事中，我們能見得他與女友的感情甜蜜，但作為小學教師，在面臨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所為的關心，卻使得自身沾染上色墨，就像陷入無可逃脫的流沙，越是掙扎、越是沉陷。
事實上，保利老師從未對任何學生—包括湊施暴，反而他才是最為關切的長者，甚於母親。從母親的角度我們能看到的是校方的顢頇，是片面的修辭與道歉，是一種欲蓋彌彰的姿態，然而在第二段的故事中我們能知道的是保利老師是被迫的，並不是有錯無悔，卻是扎實地在關於霸凌存否的待證事實上無辜。但他被要求必須在校方公開就自身所未曾犯下的罪致歉，理由卻是為了學校好，但當他為了學校好之後，所遭遇的卻是由於自身公開的承認而面臨的制裁。從學校師生對其的鄙夷，到媒體登門採訪使得情人遠去，直到他必須追問湊施暴這件事從未發生追到校園頂樓時，還被小學生傳聞把湊在樓梯間給推倒。絕望的他，走向了屋頂。
在每段故事中都有個主題，首先是霸凌，再次是輿論，第三段故事則再次回到了「家庭」的主軸。第三段的故事主角是麥野湊與星川依里，依里在此前的故事中一直是以嫌疑犯的角色出現，然而我們卻會發現，他卻是湊最好的朋友，甚至，比朋友更多。他是個眼睛圓亮、睫毛細長，無法以帥氣形容，因帥氣帶有陽剛的意味，卻能以可愛形容的美顏孩子，甚至比女孩還更可愛。他的穿著也帶著色彩，並不如同一般小男孩慣常的T-shirt與褲子，卻有各種中性打扮。
性別氣質的特殊讓湊不敢與其走太近，即便十分可欲，仍然必須告誡依里不要在公開場合向自己搭話。校園就如同叢林，只有獵食者與被獵食者，換句話說，要不是霸凌者就是被霸凌者，霸凌者當然也包括默不做聲的人，這也是大部分的人的角色，通常實施行為的只有寥寥一二，就如同電影所呈現的一般。而為了展現自己並非被歸屬於異類，當被要求一同實施霸凌行為時，大多數人都必須如同完成「儀式」一般，以再造出群體—也就是非異類的認同，當然，湊也一樣。
惟相對於霸凌者霸凌的快樂，湊的快樂其實是與依里一塊，因此他不僅不能從對依里的霸凌者得到快樂，更會感到痛苦，甚至就連目睹著這些事情的發生而感到痛苦。當他決定反抗時，在教室後方的暴走，所彰顯出來的卻像是搗亂的孩子，甚至讓保利老師以為他才是霸凌依里的人。這種種的誤會都來自於每個人觀點的必然狹隘，這也從是枝裕和在《怪》的敘事手法中被凸顯，不過在每一段故事中，都比前一段故事更多出一些部分，使得故事不僅在不同的角度被呈現，也在「整體敘事」中讓故事被推進。
「怪物是誰呢？（怪物誰だ？）」
電影中兩位孩子都說出了這樣的話。怪物是學校嗎？是一種想遮掩事實的官僚嗎？還是獵巫式的社會？或是霸凌人的未成年人小學生？令保利老師謝罪的校長是怪物嗎？是具有強烈男性氣質（Masculinty）迫使依里對湊說出喜歡女生的依里父親嗎？還是徬徨於自身情慾的湊？難道是性別氣質不同於一般的依里？
怪物並不是本質的，任何人都能變成怪物，任何人也都能把人變成怪物，進而在過程中使人變成怪物的人，也成為了怪物。Goffman談到污名（stigma）中說：「正常的與受污名的不是人而是觀點」，而觀點是隨著時代與地域不同的，例如即便我們所認為的西方，在1973年前也把同性戀當作精神病症。即便是過了二十一世紀五分之一的今日，亞洲同志婚姻合法的國家也只有台灣，更別說性別間不平等更為明顯的日本，想當然爾的女性既已屬劣勢，非男非女一般存在的同性戀者的處境當然更為艱難。
在《怪》的故事中的主題依然是由「家庭」收尾，這回歸到是枝裕和導演的創作主軸中，但在這次卻不僅是敘事手法上的傑出，更是主題上去探討更為深刻的家庭面向：家庭的反面—無法存在的家庭。
正常與異常之間的分野是邏輯上的A與-A，所以當前者能建立正常家庭時，後者可以說是不能建立正常家庭，但也能說是能建立非正常家庭，於此即為無法存在的家庭。法律不容許，社會不肯認，小到小學的小小社會就能看出，或說正是因為純真到會拿放大鏡燒死螞蟻的年紀才能如此猥褻地表達對異類—怪物的壓迫—驅逐。但要說這些霸凌者是邪惡的嗎？或許無需言之過急，畢竟有時候這樣的行為所表現的可能只是對於自身身分的認同與強化而已，雖然代價可能是對他人的傷害。這就像電影中我們以為校長是個僵化官僚，但她卻也是陪著湊一起吹管樂抒發壓力的慈祥奶奶。正是在這樣一個人所具有的多面性中讓我們看到怪物是個沒有核心的想像，如此而已，沒有更多。
故事的最後是一場導致土石坍方的暴雨，母親早織與老師保利協手到山林間一輛廢棄的電車處尋人，在他們的視角中沒有見到這兩位孩子。那輛電車是湊與依里玩耍的地方，他們並不是戀人，是很好的朋友，但在這個年期也同時是情慾的探索時期，只不過社會就連探索都是禁止的，這是個會破壞性別秩序的探索行動。在電影稍早的故事中有著湊與早織討論過父親會轉世成什麼的問題，也在電影的尾聲中再現，湊與依里在雨過天晴後的草原中，渾身泥濘地在草原中快樂奔跑。
他們轉世，無論是物理意義上或是文學意義上的，畢竟在殘忍的現實中並沒有能讓兩位生理男孩悠遊相處的花花世界，帶著未必具有情慾的喜愛與對方嬉戲打鬧。也只有在彼世—另一個世界，才不存在著正常人與怪物的歧異，也才能有一個「家庭（一般意義上的）」被組建。現實中，只有「家庭的反面—無法存在的家庭」存在，至此，難以不令人唏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