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史文選06～經歷921： 災民安置所的心理重建經驗（上）

在921震災後，對災民心理層面所造成的影響最常用的論述是所謂的「創傷後壓力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即是災難造成直接的心理創傷，而心理重建的主要任務就被期許為篩檢出高危險群的心理創傷疾患，並進一步治療心理創傷。本文是對前述的論述提出補充與修正，認為災難對心理層面衝擊的地位是「災難做為一個觸發事件」，因為我們發現，對大部分的災民來說，由災難事件所觸發的其他心理層面問題才是災後生活中所關切的，而這些心理層面的問題關係著災後心理適應的品質。在這樣的認識底下，心理重建的原則就必須撇除單純地以遭受創傷壓力的「心理症狀」的角度來看待，而應該拉大視野，擴及到對災民整體生活的關懷。本文除了對災民的心理世界進行分析外，還包括四個主要部分，其一是對心理師在災後心理重建的角色定位及介入方式的反省與建議；其二是發展「災難情結」及「災難現場的心理輻射」兩個假說；其三是提出一個心理重建介入的概略模式及應用；其四是對人為措施的建議。

關鍵詞：災難、PTSD、觸發事件、心理師、災難情結、心理輻射、心理重建模式

我是一個臨床心理師。在921震災發生後，我所屬的單位配合台北縣衛生局的計畫，先後在災區旁的災民臨時庇護所（黃愚活動中心）（註1）、縣立殯儀館及設置在軍方營區內的災民安置所（在續文簡稱「安置所」）進行心理復建的工作，其中又以介入安置所的時間最為長久。9月26日，「博士的家」部分受災戶搬入安置所內的「鄉親收容中心」，（註2）9月30日我們開始到安置所與災民接觸，其後至11月26日最後一戶受災戶遷出為止，幾乎每日我與我的同事都會在下班後輪流至安置所進行所謂「心理重建」的工作。當受災戶遷出安置所後，我們亦對災民進行平均每月一次家訪或電訪追蹤。時值921震災逾半年，回顧半年來我們所做的「心理重建」工作，有不少的心得與想法，寫成報告，與大家分享，並藉此拋磚引玉，而能對災後心理重建的本土經驗引發進一步的討論。

本篇報告思考的基線發韌於實地進行心理重建工作的窘境。在開始接觸災民後，我們所要詢問的問題是「災民的心理世界為何？」、「心理重建工作要如何進行才能對災民有幫助？」。心理重建的工作根本上就預設災民在災難衝擊下的心理狀況是不健全的，但對於不健全的心理狀況是如何地呈顯出來，在此次地震前我們並沒有實際的經驗，除了盡量想像自己做為災民的心情外，另一個藉助的工具即是把災民的心理狀態擺在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先設概念（fore-conception）進行理解，這就是我們對於災後心理重建工作的最初狀況。但隨著日復一日與災民面對面的接觸，現場的經驗不斷促使我們修正對心理重建工作的概念與實際程序，甚至對災難事件所造成心理衝擊的地位都加以重新思考。本篇報告在結構上分成兩大部分，七大主題。第一大部分涵蓋前面三個主題，按照時序編排，側重在921震災後近半年的心理重建介入的狀況，藉由呈現災民的敘說資料及分析（註3），揭露災民心理世界的樣貌，並進而指出PTSD論述在心理重建工作地位上的單薄，而把災難定位為「災難做為一個觸發事件」。餘下的四個主題則形成第二大部分，所描述的內容多是從經驗現場的衝撞下返回成形的思考，並進一步發展相關的假說及心理重建介入的概略模式。七大主題內容簡述如下，第一主題談的是做為心理師的我們，最早對於災後心理創傷的圖像及實際接觸後的印象及感想，第二主題與第三主題，描述與災民接觸後，從災民身上發現的心理世界，區分為不同時期，前者是災民安置在安置所時期，後者則是離開安置所後的「新家」時期；第四主題，反省及統整心理師在整個心理重建上的經驗，並提供介入方式的建言；第五主題，由實地介入後，提出對「災難情結」形成與處置的假說及臨近災難現場住戶的心理動力假說；第六主題，提出一個心理重建介入的概略模式及應用；第七主題，是對行政措施方面的一些建議。

「接觸」

接觸災民之前

先見一：

受災民眾房子倒了，有的親人傷亡，他們的心理一定相當地哀痛，而我們能做些什麼呢？能否適當地發揮我們的角色？要怎麼進行呢？這些問題在未與「災民」接觸時，一直在腦中詰問著我們，甚至在與災民接觸後的一段時日，我們仍舊會不時想起這些問題。

先見二：

在災後不久後，我們發現對於災後心理傷害的知識非常有限，最流行的論述是所謂的PTSD（或是Acute stress disorder），即是災民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症狀。

想法：

我們要去篩選「高危險群」，找出並標定需要後續追蹤的「列管個案」，因此需要一份問卷，一套效標。

困境：

要如何與災民接觸？試想一位受災的人目前最需要的是什麼？他（她）一定不會需要我們廢言（一些安慰、勵志的話），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時機未到。

現場觀察

現象一（災難現場旁的臨時庇護所－黃愚活動中心，9月22日下午）：

當我們到達黃愚活動中心時，外面正舉行法律問題的說明會，大多數的成人參與說明會或已上班，較大的小孩上課，而較小的孩童散落各處，有的玩耍，有的睡覺。活動中心內外有許多單位成立相關的救援站，物資堆積的相當多，不時有人發送東西致贈災民（如飲料、紅豆湯、救濟金）。之後，我們單位決定以廣播及主動出擊的方式來「昭告」我們的到來。我們詢問了一些人，發放名片，災民大都表示對我們的感謝。

感想一：

看不見我們預設中「悲情的災民」。

感想二：

心理上的症狀似乎不是他們所關心的，對建商及政府的憤怒，對賠償問題的關心，對未來經濟與住所的憂慮是重點。

感想三：

當然與心理症狀的有關問題，多數是以家裡小孩與家中老人為對象被報告出來（「我阿媽好像嚇到，睡不著，你們會不會收驚？」、「我的小孩到晚上會害怕，不敢一個人睡」）。顯然地，在我們文化系統裏，遇到這樣的災變，會啟動系統內的某種動力，使受災者以民俗儀式的方式來緩衝心理症狀。

感想四：

如果本土化的認知系統內有那樣的修補迴絡，心理師是否能藉助此種修補迴路，橋接到心理師的工作中？（心理師學收驚！心理師去助唸！心理師深知民俗療法的步驟！）

感想五：

在臨時庇護所中，顯然地，物資的供給遠超過所需求的。在事後，我們發現自己還沒有幫上什麼忙，就被其他單位的義工致贈飲料、紅豆湯等，心中覺得相當不應該。

感想六：

老實講，我們不知道自己這樣做有多大的效用？也不知道自己要處在什麼樣的位置上，因為沒有清楚的「基模」（schemata）或「劇本」（script）來告訴我們該怎麼做。

現象二（「鄉親收容中心」－安置所）：

部分新莊「博士的家」受災戶與波及戶於9月26日搬遷到安置所。從9月30日起，我們在下班後，就到安置所訪視安置於營區內的災民。災民的庇護所型態，不再是大廣場地板上的草席毛毯，而是代之以具有私密空間，以戶為單位的平房式木板隔間房間。傍晚後到安置所訪視的時間，也剛好是下班下課時間，大人小孩紛紛回來。在營舍相間的草皮上，安放了桌椅，這使得一戶戶的人家可以在飯後空閒時聊天。草皮的桌椅及營舍，往往是我們心理晤談的地點。初期，電力的供應並不穩定，有時會在黑暗中進行晤談。由於前幾日的經驗（黃愚活動中心及殯儀館）），我們決定先散發一些文宣，幾乎不間斷地每日露臉，來「昭告」我們的到來。

「往來」

到安置所探視災民的那段期間內，有時我們會策劃一些活動，嘗試按著稀少的前人經驗（如市立療養院對幾次受災人員及家屬的處置）（註4），想著如何去降低地震所帶來的衝擊；有時我們會與災民一起坐著喝茶聊天，純粹聽著他們的抱怨；有時陪早歸的孩童玩耍打球；有時對父母詢問孩童的管教方法上，給予一些建議；有時陪著他們一起烤肉、慶生；甚至有時會應災民的請求，對他的小孩給予生涯上的諮商；當然對於心理壓力調適及症狀徵候，我們是相當地注意。在這樣的相處過程中，我與我的同事幾乎都認識每一戶的災民，而每位災民也幾乎都知道我們是「八里來的心理師」。

在這一個多月的往來中，我們也在摸索什麼樣的介入策略對災民最有幫助，也還想著前述的一些問題，也問著我們到底有沒有功能呢？不過經過這段時日的相處，透過我們的眼睛，發現了一些事。

發現

 1.安置所方的用心－災民態度的反轉

在災民遷入安置所初期，災民對安置在營區的這項措施是非常非常地反感。同時軍史館事件（註5）讓許多父母親對軍人的品行劃上很大的問號。張女士回憶起政府要安排他們去安置所居住時的情況：

張女士說：「想到要到兵營去住，房舍又爛又沒有自由（出入管制），又要跟阿兵哥住一起，就不願意」（註6）

居住硬體的設施不佳，無法自在出入，在在顯示張女士對軍方環境的疑慮，這種疑慮來自於長期以來負面印象的累積。林先生用另一種說法表示當初對軍方環境的負面評價，他憶及為何願意接受到安置所的「鄉親收容中心」居住：

林先生也說：「我們是不得已才去住營區，有辦法的人都去租房子或到親戚朋友家住」。

但可以觀察得到，在災民遷出安置所時，絕大多數的災民都對安置所方面安排的生活措施相當地稱讚。

石先生說：「趙主任、錢科長、還有那個孫少校他們真的很用心，是做事的人」

「那裏也可以說是我們第二個娘家」趙太太說。

「當初別人說這裏不好（指安置所），但我們住進來後覺的很好，回去跟他們說很好，他們都不相信」林太太說。

而當我們第一次踏入安置所的時候，可以感覺到安置所方面對災民的照顧措施相當地體貼且人性化。比如率先設立課輔自習教室，調度部隊中擁有碩士學歷的士兵充當家教老師；配合災民的生活作息供餐與收餐；當分區輪流停電時，居住的營舍內必啟動緊急照明設備，讓光亮不因停電而消失（心理上安全的支持）；早晨暫時停止軍樂起床號的播放；區分開軍民用餐的區域及用餐時間；設立活動休閒區，草皮上擺放可聊天的桌椅；房舍內安上較為活潑的窗簾；每每周六舉辦烤肉及KTV活動同樂；不時的主動關心與慰問災民的生活情形；針對災民提出的要求與詢問，反應相當地快速。同時負責照顧災民的士官兵也成為協助我們獲得災民生活狀況資料的重要來源。

推究安置所的措施能使災民們態度反轉的最大原因，我們認為是他們的所有措施都洋溢著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針對著全人的考量，在這樣狀況下的協助，災民對其建立起良好的評價與信任感，軍方安置所的措施讓我覺得不只是建立一個安置災民庇護所（shelter），而更像是在建立一個像大家庭的社區（community）。

2.家園毀壞後的震盪

地震摧毀家園，被迫離開家園的人們有什麼樣的心理感受？他們關切的是什麼呢？他們的內心需求又是什麼？是否呈現共通的樣貌？是否都需要心靈的撫慰？近四十歲的鄭先生回憶起地震後不久，他望著自己的家垮下來後的情景說：

「我回頭看見我辛苦努力大半輩子的房子就這樣的沒了，一夕之間就沒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那時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面對突如而來的家園毀壞，有了「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感受。家原本是安居之所，鄭先生一家五口住的房子是向銀行貸款買來的，原以為日子就是這樣子的過，但地震的發生卻截斷生活的慣性，也震垮穩固的家園。

由地震而垮掉的生活性的慣常脈絡，讓受災的人們頓失所依，生活的節奏突然失去重心，對於一個家來說造成相當程度的震盪，衝擊著家庭裏的每位成員。當毀壤發生後，很自然地，「家園的重建」成為大部分災民唯一且重要的內在導引目標。在這過程裏，由地震而形成的生活震盪會持續發酵，各自在災民的內心世界中，造就不同的感受與理解。比如在一次初期的訪談中，我們問起張太太一家人在安置所居住的適應狀況及彼此的相處情形，張太太表示：

「以前在家裡，吃完了晚飯大家就各自進房間忙自己的事，很少相互講話，現在在這裏只有一個房間，吃完飯也懶得跑那麼遠去看電視，家人說話的時間現在變多了，大家也比較知道其他人在想什麼，我發現家庭氣氛變得較好」張太太如此說。

張家的房子在此次震災中全毀，一家四口（夫妻兩人及兩個就讀高中的孩子），居住在不到四坪空間的木板隔間房間，房間裏沒有電視（註7），只有兩張軍用鋁製的雙層床及一些個人的必需用品，在這裏並不具足一個家該有的實質設備。對於居住空間及環境的變化，張太太沒有抱怨空間的狹小、沒有抱怨生活機能的不便，卻說「家人說話的時間現在變多了」，這是一種對照性的發現，被張太太所捕捉到，聚焦在「家人相處」的主題上，由現在對照以前，在這樣的對照下發現差距，張太太自己給了一個結論「我發現家庭氣氛變得較好」。

物理環境轉變的後果，讓張太太有了新的理解。我們不要把張太太的理解去做「張太太很樂觀，都往事情好的一面想，她的災後適應良好」這樣的「個性－心理症狀」論述來解釋，我們要說的是隨地震而來的，對其生活世界的影響，在災民主觀認知及體驗上，「症狀」的面向絕不是唯一的重點。由地震之後所發散出來的對家庭的影響，各自在災民的生活中，形成所關切的主題。

「爸爸媽媽為了到底要購置國宅還是租房子吵個不停，而我們其他人也分成兩派，哥哥和弟弟贊成買國宅，我和姊姊贊成先租房子」林小弟說。

在十月下旬，林家為了要買國宅還是要租屋吵了數天（註8）。林小弟是高工學生，就林小弟的生活中，平日作息相當單純，白天上學，放學回家後唸書，而把成績一貫地維持在前茅是他的主要任務。這次地震後的前兩個星期，林小弟報告頭部略感暈眩外，其餘並沒有什麼大礙，家裏的房子雖然毀了，但最擔心的還是怕成績受到影響。做為家庭的一份子，對於家中事務，林小弟並沒有什麼決定權，但父母會要其表態。而目前，在林小弟的生活中，地震的恐懼早已不見蹤影，除了課業之外，他關心的是父母的爭執與未來的打算。

我們很清楚地感覺到，若要協助災民恢復生活的秩序感，重整新的世界，燃起對未來的希望，我們不能只對「症狀」的面向關切。

3.「家庭主婦」角色的暫時解放

「住在這裏好好喔，三餐不用妳煮，也不用打掃拖地，以前在家裏都是我在做，多少年來都是這樣子，做得要死也沒人關心。我都建議長官，乾脆把這塊地給我們起厝（蓋房子），不要搬走好了」李太太笑著說。

在一次晚上的訪談中，李太太透露出她對住在安置所的觀感。住在這裡，早上不用忙著早起做早餐給丈夫孩子；住在這兒，不需要上街買菜，也不用費心想著菜色的調配；住在這裏，不必為了那該死的灰塵打掃拖地。所有的這些實際感受，在在鬆綁掉李太太的平日負擔。家庭主婦工作的缺席，反而回頭點亮她平日在「家庭主婦」角色地位的明晰。

就我們所知，普遍地，平日擔當家庭主婦的媽媽們，與李太太有相同的感受，同樣類似的話語出現在與我們敘說中。在安置所方面的安排下，災民三餐由軍方負責打理，在這方面上承擔起家庭主婦的工作。對照昔日一成不變的主婦角色，李太太有了輕鬆解脫的感覺，甚至在李太太的敘說中，呈顯出對以前主婦角色某種的「怨」。對於李太太的敘說，不要誤認李太太喜歡待在這裡一輩子，或是說李太太對地震摧毀她的家沒有負面的感受，災民並不都是一幅苦瓜臉譜，他們會隨著生活的體驗產生感受，這種感受的發生可能和她在地震前人際網絡位置，人際互動模式等等有相當大的關係。地震破壞其位置與模式，而產生新的風貌與理解。

因此，若我們要瞭解地震對災民的衝擊，儘量讓他們得到最大的幫助，不能單單僅考慮地震本身，只考慮地震的直接影響顯得相當單薄，頂多在症狀層面的考量上下功夫，但災民的需求與問題並非如此而已。

4.生命意義的反思

顏先生說「以前我總是把錢存起來不敢亂花錢，現在我想通了，錢賺了就是要享受，不然錢賺那麼多幹什麼，說不定就像這次，地震一來就走了，人生要及時行樂啊」。

「說不定就像這次，地震一來就走了」，顏先生的這段話，充滿著生命無常的感受。是什麼樣的力量讓顏先生說出這樣的話呢？我們日常的生活會引起如此的喟嘆之聲嗎？

顏先生在九二一前一日晚間的十點鍾左右，還在與「博士的家」自治會某一代表商談公共費用的問題，但在隔日即聽聞這位代表的惡耗。這位代表的死亡意味著顏先生與他關係的突然中斷，顏先生永遠不能再與他談論公共費用的問題，他離開顏先生，而且是永不返回的離開。

平日我們生活著，按照每日既定的行程執行任務，按表操課，一日不差。我們很少預想起這樣的行程會有斷裂的可能。但是「說不定就像這次，地震一來就走了」暗示著對生活前行的不確定，那是一種「怎麼會這樣」、「無從掌握」之感，意味著生活的走向突然逸出原本的預期，滑向一個未知的結果。代表的死亡、房屋的倒塌，不可預期。

除此之外，遇見他人的突然死亡，提醒我們的生命具有同等地位的可能性，那是「說不定就像這次，地震一來就走了」。面對自身生命會被取消的突然性，人們掉落在一種無法言宣的龐大感受，有的人因此喟歎。

顏先生在目擊到死亡的意外降臨後體認到生命的無常，產生對生命意義的思考。但不要誤認體驗到無常的生命感就會迫使人們及時行樂。

「還好我們家只是房子垮了，人都沒有怎麼樣，雖然我們家什麼都沒了，但只要人在都還可以再賺，經過這次，我覺得生命是最可貴的，應該要好好珍惜平日的相處，至於財物的損失，我和我先生是看得很開啦！」張太太說。

在這次地震中張太太原本所居住的五樓房子，摔落到一樓地面，家人倉皇逃出並沒有傷亡，在經歷這次災難後，發現相較於那些有傷亡的鄰居，自己「人都沒有怎麼樣」，而「只是房子垮了」，她經由這次的災難理解到「生命是最可貴的，應該要好好珍惜平日的相處」，同樣的，這是對生命意義的反思，是由深切體驗所支撐出來的，但在內容陳述的結論上，對照於顏先生聚焦在及時行樂的觀點並不相同，張太太甚至不那麼關切財物的價值。這樣的不同，傳達出他們個人在身處於世時所選擇的不同態度，但這反思照見的動作卻是相同的。

我們活著，三餐照常，在記事本上填下未來的行程，預想未來的計劃。大多數的人們並不會預期在生命的下一刻，他們將面對死亡，生活在這世界上，生命似乎可以安全地向下一刻延伸。在我們的文化常觀中，甚至對論及生命下一刻死亡的可能性，都有所約制。但由於地震毀滅性的破壞力，讓人們在極短暫的時間經驗到死亡的存在，而且死亡是以意外降臨的方式顯現。經歷這樣的過程，是對我們看似穩固的日常生活祭上一擊，這樣的一擊越過文化常觀的約制，直接指陳著我們生命的有限與無常，而迫使我們拉高生活的視野，進入生命層次的反思。

5.人際互動的重整

接觸安置所災民幾日後，逐漸發覺到人際關係方面的話題愈來愈被部分的災民所提出。

錢先生說：「搬到這裏來才知道，他就是住在我們隔壁樓下的金先生，要不是地震，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三借問（打招呼）」。

對於錢先生來說，長久以來，「住在隔壁樓下的金先生」只存在於語言上的指認，平日或許聽過其他鄰居談論過，但始終無法指認出具體的人（註9）。但由於來到此地，過去對於「金先生」零散的、語言上的認識與想像，被活生生的、站立在眼前的具體的人所收歸起來。「金先生」成為生活上可以實際互動的對象。

「每次我在後面晾衣服，都會聞到對面煮飯的香味，心裏常在想對面到底是誰，做菜好像很厲害，這樣聞了好幾年，搬到這邊來，才知道我家後面的對面就是她」（李太太指著張太太笑著對我們說）

過去的生活經驗在此處的生活中有了進一步的聯結，原來「就是她」。李太太終於確認「到底是誰」而不再疑惑，飄浮在內心裏多年的想像有所著落。就如同所謂的「百聞不如一見」，當具體的人出現在李太太眼前時，這是一種面對面的現場，可見、可觸、可聽、可感覺。在關係的現場中不僅提供龐大的實在感，也開放著相互關係間的演化，那是一種「熟悉」。這種熟悉感是地震前沒有的，這種熟悉感增加對彼此的認識，活化原本社區裏隱而未顯的人際網絡。

有時相互的熟悉會拉近彼此間的距離，人際間的對待會更形親密，因而增進彼此的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

「我們在這裏成為好朋友，已經約定好，以後搬新家的時候，一定要請對方到家裏來坐」張太太說。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張太太與幾位同是家庭主婦的太太們結為好友，空閒時偶爾會對彼此的丈夫、小孩展開討論，並分享自己擔任家庭主婦的酸甜苦辣。

但如同多數人際關係的演化，相互地熟悉並不總是拉近彼此間的距離。因著熟悉，或發現彼此間的契合而結為好友，或發現相互的不一致而引起人際間的磨擦：

「他們那一家的女兒，到晚上就抱著電話不放（指軍方在房間走廊上設置的免費電話），說不完，吱吱喳喳害我都沒辦法睡覺，昨晚我忍不住，跑出來跟她講：『妳嘛卡差不多咧，這時間人要睡了，拜託卡有公德心』」。

對蔣先生來說，早睡早起早上班是他一向的習慣。而對於丁家女兒來說，晚上十一點常是她上完晚班後，與好友通電話的時段。但是木板隔間的房間抵擋不住通電話的談話聲音，蔣先生為此，睡眠受到干擾而已不爽數日，終於在某一晚開罵，也因此兩家的往來在那段時間內，產生某一程度的隔閡。

除了人際間相互位置的推移變化外，人際互動的面向也有以「歸類描述」的方式展現。對我們來說，在安置所的受災戶人民就只有一個共同可指認的名字：「災民」。但對這些災民之內來說，有許多彼此的不同歸類與區分，或因家裏受災的情況、或因政府的補助措施、或因居住建築物的不同，災民被自己區分為「受災戶-波及戶（強制疏散戶）」、「博士的家住戶-周邊住戶」、「半倒戶-全倒戶」、「租房子戶-自家戶」等的角色團體。在不同的角色分類中，隱藏著人際間的張力。讓我們清楚的看看；

「你們要去營區住自己去，我們博士的家是不要去的」張先生回憶當時鄭太太曾口帶威脅說。

張先生的家裏因「博士的家」倒塌而受到波及，當政府有意將災民安置在營區的安置所時，鄭太太強力反對，令張先生印象深刻。而對鄭太太來說，「我們博士的家」代表著自己所歸屬的群體，與其他「非博士的家災民」不同，這是要從政府所認定的「災民」再進一步劃分。

「我覺得我們家很倒楣，我們的房子是沒有問題的，但別人的房子（指博士的家）倒下來壓壞我們家，造成我們很多的損失，這些也沒辦法得到賠償」劉先生不悅地說。

對劉先生來說，若不是因「博士的家」傾倒，住了十多年的房子在此次地震中是不會有什麼損失的，他覺得「很倒楣」。

「那些有的租房子的，不是受災戶，是受益戶，他們沒有什麼多大的損失，但一樣領政府的錢」顏先生不屑地說。

顏先生向我們表示，有些租戶才搬進來沒有多久，房內的東西也沒多少是他們自己的，但是政府一樣每戶每個人頭每個月補助三仟元，共補助六個月。顏先生認為那些人不應該領政府的錢，因為他們平白無故多了好幾萬元，那是「受益戶」。

「我們才是真正的受災戶，真正經歷生死關頭，但政府只賠給房東，賠那些有房子的，對我們租屋的都沒什麼照顧，我花的那麼多錢買的傢俱都在裏面，社會局的人還說『誰叫你們是租屋的！』，竟然講這種話」朱先生氣憤地說。

但對於朱先生來說，他認為自己買的傢俱、汽機車等都遭到嚴重的破壞，損失慘重。並認為自己及家人曾有可能在地震當時死亡，但是政府的優惠措施多只照顧房屋所有者，對「真正經歷生死關頭」的他們家，卻沒有照顧。朱先生為此相當不平，逢人就訴，情緒也因此相當激動。

除了以角色團體做為人際辨識的區分外，更細緻的來看，災民們最普遍的內在區分仍是以「戶」做單位團體，往往在外來措施施達到他們身上時，會彼此以「戶」相互比對。這些比對若被判斷失去公平，很容易在災民生活上產生情緒。

「他們家和我們家一樣，不算全倒，為什麼他們家可以拿那麼多錢，而我們家卻拿不到錢，那些錢是給全倒的住戶，他應該要把錢吐出來」楊先生氣憤地說。

由於政府房屋損害認定及補助金發放上的瑕疵，以致於領取的補助並不平等，消息傳開後，包括楊先生在內的一些住戶，心理相當不平。甚至倒致某些住戶對救援物資的超量拿取：

「人家都已經拿了X萬，我告訴你，這些東西（指救援捐贈的物資）我多拿一些，也不為過」金先生理直氣壯地說。

在金先生的邏輯裏，這些物資就是給災民領用的，既然政府補助金的發放都不公平，別人已多拿在先，而對救援物資「我多拿一些，也不為過」。當然金先生的行為又引起其他一些災民的議論與不平。

「星期六要烤肉？我們這一戶的都沒有被通知到？這個事情我不知道！怎麼這樣子！我想那個姓江的都只通知他們博士的家，不告訴我們」蔣先生略帶不平地說。

對於安置所方面將在星期六舉辦烤肉活動，蔣先生表示自己及家人都不知情，連帶地去推究沒有被通知到的原因，心情因而也受到影響。

因此這些措施下所捲繞著的人際問題，往往在災後生活適應上的滿意感佔有一席之地。

另外，不僅在災民內之間形成活絡的人際交流，在災民團體之外，舊有的人際互動亦起了變化：

「最近一位同事都一直說我是『假災民』，到處說我家裡又沒有怎麼樣，還要來住這裏（安置所），我知道她本來就對我不滿意，以前她有困難的時候，我還是有幫她，沒想到她是這種人」柯太太生氣地敘述著她工作上的困擾。

柯太太住家房子的結構沒有嚴重被破害，但被強制疏散。對柯太太來說最困擾的事情來自於她同事的嘲弄，她的同事平日就與她相處不佳，這次對柯太太住在安置所更不以為然，常藉機嘲弄一番。但對於陳小弟弟來說，由於這次地震他們家遭嚴重波及，而使得他在學校裏成為大家關心的對象：

「我去學校的第一天，老師還有同學都列隊歡迎我，我覺得自己像英雄一樣被歡呼」陳小弟弟得意地說

隨地震而來的，「人民」變成「災民」，在人際間互動的窗口上，造成相當大的改變，除了舊有的人際網絡可能發生變化外，災民還要面對新形成的人際關係（如政府方面的人員、衛生人員、比鄰而居的其他災民..等等），新成形的人際對待與互動，瀰漫在災後生活狀況的適應中，在災後心理調適的品質上，具有相當的比重。可以發現的是，人際方面的話題在災後生活適應的敘說中，佔有廣大的地盤。（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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