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極端政治的誕生 (原文:Prius or Pickup?)
副標題:政客如何透過選舉操縱左右派世界觀的嚴重對立(How the Answers to Four Simple Questions Explain America’s Great Divide)
作者:馬克·海瑟林頓(Marc Hetherington)& 強納森·偉勒(Jonathan Weiler)
出版:有方文化
個人世界觀差異一直都在,但當差異被政治化以後導致的「敵我」世界觀會造成社會兩極化。
本書用不同的世界觀來解釋這些差異如何被政黨及媒體操弄而走向政治傾向的極端化,也不斷強調政黨傾向並不是導致我們思想及觀念差異的因,而是果。 世界觀大致分為三種:流動派、混合派、和固定派。流動派世界觀的人較能接受新事物,而固定派世界觀的人則偏好傳統。混合派則是會根據不同的議題而有偏好差異。美國兩黨在2008年以前其實都各自有一定的固定派和流動派,兩黨對彼此的好感也大約在50%,但2008年以後的數據卻顯示兩黨對彼此好感已降到25%,可以說是仇恨的地步。書中第三章藉著兩個虛構的家庭來呈現世界觀的差異如何導致他們生活選擇的不同,像是看的表演選擇的學區以及偏好的車種(本書書名正是兩種世界觀各自偏好的車種)。由於生活選擇在方方面面都不同,彼此更加不太會認為有共通點。
雖然差異本就存在,但當這兩種生活方式或是世界觀被政治化後,人本來就有的群體認同感會被極端化為「敵我」意識,認為「敵方」的價值觀會威脅到自己的生存安全,也就加深對彼此的不理解與恐懼。人遇到恐懼,不管受過多麽高等的教育也極可能轉變為全力反抗的「生存模式」(最原始狀態),而產生違反民主原則的思維(下面第二點會再提及)。舉例來說,固定世界觀的人因為偏好固定生活與傳統,當流動世界觀支持的移民議題被塑造成「毒販」「恐攻」等等會威脅到傳統生活與國家安定,便也能讓一些混合世界觀的人轉而反對移民。反之亦然,流動世界觀的人如果認為固定世界觀(反移民、反墮胎等等)會威脅到人權進步,則也可能產生衝突。
這樣劇烈衝突可能帶來一些危害:
1)政黨本身和支持的民眾合而為一:民眾無法清楚認識到「人民不等於政黨」,便會加深偏見,甚至超越種族偏見(政黨偏見比起種族不會有社會成本,例如種族歧視有明顯的法律責任)
2)政績/政策/總統支持率是根據政黨而非民主價值:前面提到恐懼擴大會導致非民主思維。對於「是否可以監聽恐怖份子嫌疑人的通訊設備」這種會危害人民權益(嫌疑人即代表所有人都可能被監聽)的政策,小布希時期共和黨民眾大多支持但民主黨民眾不同意,可是到了歐巴馬時期同樣的政策兩黨支持率則相反。
3)當敏感議題被挑起時(例如種族或移民),少數族群的權利會被犧牲:美國社會其實還有許多少數族群例如原住民或是身障人士等的權益也非常值得重視,但是當恐懼聚焦或擴大在其他敏感議題上時,這些族群的權益變更得不到保障。
其實不論美國還是歐洲乃是整個世界至台灣,我們都看得到極端化的趨向讓不同世界觀的人越來越難以與彼此對話。被迫選邊站的社會讓本因是「大多數」的混合派(中間派)也被推往兩極。本書原文是2018年出版,當時作者提到極端政治及領導人/政黨操弄恐懼必定會為民主帶來危害,而2020年的國會山莊事件似乎驗證了作者的擔憂,也不斷驗證著2024的今天極左派的過度政治正確導致「一直找理由感到冒犯」而無法對話及極右派的對政府極度不信任和對外來移民極度仇恨導致的各種陰謀論不斷擴大並影響著每個人。
本書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藉著數據提及「混合派」(中間派)或說「大部分民意」對於多元文化或是移民議題的觀點其實更接近固定派,意即真實的美國民意並非如我們以為的「大多數」對多元文化早已習慣且歡迎,尤其我剛到美國時一直被教導「美國是文化大熔爐」所以「應該大部分的人都是支持多元」。也就是說當民主黨支持者認為應該要「持續」甚至「無條件」往多元/支持移民方向發展,並大力抨擊反移民人士時其實是讓自己更遠離大部分民意的。
有趣的是,本書除了開頭說到因共和黨大力抨擊少數族裔和有色人種造成應該是偏好固定世界觀的少數族裔及有色人種轉而支持民主黨,但仍鮮少再深入提到為何即便如此還是有不少有色人種繼續支持共和黨,並稍微有點二分了「有色人種支持流動世界觀」v.s.「白人支持固定派世界觀」稍嫌可惜。在我的經驗裡,很多移民花了一輩子在等公民身分,也因身分問題無法申請特定政府資源,但是當大量難民跨過邊境馬上就可以申請身分及各種資源(有些甚至不是真的有需求的),我想完全可以理解這種「明明我奉公守法,為什麼資源卻是給他們?」的苦和委屈以及為何他們不支持(非法/無文件)移民。
作者提到其實在歷史上當社會有重大變革之時都是極度分裂的,包含女權及人權運動。但是當社會走向極端是因為恐懼的放大,我其實也不知道這樣的極端會將我們帶往什麼樣的變革?台灣社會也正往極端化前進,也希望我們能夠有更多人願意與彼此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