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敵人作自己樁腳」這種事,雖然能作,而且不得不作、非作不可,但是,又豈能播之於口?
貞觀十一年,被任命為安州督都的吳王李恪為唐太宗第五子,因為喜好打獵,常常使人民的田產作物受損,被言官彈劾,因而削官罰俸,太宗對於兒子受到這樣的懲處,心中頗為不快,有一次對大臣說:
「長史權萬紀侍奉吳王,他不能指導吳王不犯錯,實在該當死罪。」
當時一位大臣柳範說:
「像房玄齡這樣的良臣侍奉陛下,也不能禁止陛下不打獵,又怎能責怪權萬紀?」
太宗大怒,袖子一甩,回後宮去了,但是,過了一會兒,太宗單獨召見柳範說:
「何苦當著群臣的面頂撞我呢?」
柳範回答:「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帝王已自行找台階下了,這個大臣還打蛇隨棍上的強調自己沒錯,這種事大概在專制時代是絕無僅有,難怪史官要大書特書。
唐太宗如此「察納雅言」倒也不是惺惺作態,而是有一個「夢」:
貞觀六年,有一次太宗下朝回宮,怒氣沖沖地說,
「總有一天,我要殺了那個不懂禮數的田舍奴。」
長孫皇后忙問,「是誰?」
太宗說,「就是那個魏徵,每次上朝時都當著群臣頂撞我。」
長孫皇后立即穿上朝服向太宗道賀﹕
「恭喜陛下,賀喜陛下,我聽說必是君主開明才有直言的大臣,現在魏徵敢如此直言是因為陛下的開明,我怎麼能不向您道賀呢?」
一個「英主」的夢,使得唐太宗動心忍性,也終於「美夢成真」,到今天為止,唐太宗仍是東亞政治上的第一英主,無人可以取代。
翻開《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貞觀時代的諫臣總數並未超過三十人,比起貞觀二十三年中的文武百官,真是戔戔之數。正如魏徵所說,「諫諍這件事是『良臣身獲美名,君獲顯號。』」也就是說「諫諍」與「納諫」乃是一舉兩得、君臣雙美之事,不過,就經濟效益來說,當然是帝王的利益大過臣子——想想看,「養」幾個諫臣,他們不但不曾白吃公家飯,別人也因此不敢尸位素餐;而且,不過「養」幾個諫臣而已,不但可以裨補自己的疏漏缺失,建功立業於當世,還可以讓自己流芳百世,這種投資豈止是穩賺不賠,乃是以小搏大,一本萬利。
因著養了幾個諫臣,唐太宗不敢養宮室、養美女、養獵鷹、養不良嗜好,不過,他卻養了一項凡夫俗子不能養,也不敢養的東西——派系。
貞觀時代的大唐政府中,真是來源各異,包羅極廣,有北周、隋的舊臣;有南朝的遺臣;有隋亡之後逐鹿中原的各方豪傑及其部屬,真是仰齊頭競足,「擠擠」多士。唐太宗網羅這批各路英雄好漢共事,卻不曾用「聯左拉中打右」的離間策略,而是兼容並蓄,讓他們彼此將養,並存不害、並行不悖。歐陽修說:「貞觀時代君臣相得之情古今無兩。」也因此養出一片大唐江山——唐太宗兵不血刃,和衷共濟的整合派系山頭的權謀策略,為後世帝王所宗仰,卻還不曾有人能像唐太宗般養出一大片江山,原因當在於個人之人格特質與氣度——權謀的運用絕對是因人而異。同樣的大刀,關公可以舞出一片刀光護身,尋常大刀手豈能望其項背?
多年以來,筆者常思將唐太宗整合派系的策略做一報告,卻始終不能成事,時間不夠只是原因之一,真正的原因是「力有不逮」,終究是閱歷有限,識見不夠閎通,以管窺天,豈能得其全貌?
《易經》有兩個卦都是講「畜養」:一個是「風天」小畜卦;一個是「天山」大畜卦。小畜以「風」為畜養主體,畜養的心態如風,當然是隨聚隨散,豈能養出一片天?大畜卦以「山」為畜養的主體,畜養者本身有「不動如山」「涵養萬物如山」的人格特質當然能養出一大片天。
不過,唐太宗有一項東西絕對不養,就是「不養小人」。有一次,唐太宗與魏徵談到政治風氣的影響極為深遠時,他說;
「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資治通鑑》卷一九四)褚遂良兼任史官,唐太宗要求褚遂良記住他自己終生厲行的三件事,其中之一是:「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唐會要》史館雜錄上)
在這方面唐太宗確實是身體力行,而他最得意的事之一就是:大唐政府之中沒有小人,在隋朝政府中著名的小人如封德彝、裴矩進入大唐政府之中也成為風骨凜然的能臣,為什麼?這一點唐太宗曾經很自負的說:
「小人最聰明,也最識時務,他們發覺他們那一套在這個環境中行不通時,必然會改玄易轍。」懂了唐太宗這句話的人必然會懂一件事:只有聰明的人才夠條件作小人,智商不夠的人還是安分一點。
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豈是玩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