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我們都在陪伴世界死亡：《隔壁的房間》與伴死的藝術

《隔壁的房間》電影劇照／金馬影展 提供

伴死，即陪伴他人死亡，應該是愛的表現，可這份愛卻頗無能──我這念頭源自當初上英國文學課時讀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遺書。1941 年 3 月 28 日，她在大衣的口袋裡塞了塊大石，步行至住家附近的烏斯河（River Ouse），在此結束生命。她的遺書是寫給丈夫雷納德（Leonard Woolf）的。在信中，吳爾芙坦誠自己因憂鬱症而無法寫作、閱讀，她感覺自己又要發瘋了（註 1）， 而這次，她將無法復原。然而，在這無計可施、無藥可救的絕境裡，她仍肯定雷納德的陪伴。她將此生所經歷的快樂都歸因於雷納德，並感激他對自己的百般忍耐。她寫道：「若有人能救我，那人必定是你」、「我不認為有人能比我倆更快樂」。

但雷納德還是沒能救她，她還是死了。深知是死局一場，讀著這封遺書的年少的我只覺得愛無能。我不否認字裡行間有愛，吳爾芙愛雷納德，才會在信中這樣描述他們的愛情；而雷納德也愛吳爾芙，才會對飽受憂鬱症所苦的她不離不棄。但這愛除了被吳爾芙記在紙上，於臨死前讚美一翻，在現實裡卻發揮不了多少作用。「若有人能救我」──然則沒有人救得了我，即使你愛我、我也愛你也好，很愛很愛也好。

這些年來，我偶爾會想起這封遺書，每次也都得出差不多的解讀和對愛的看法。最近一次，發生在看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隔壁的房間》（The Room Next Door，2024）時，我驚喜地意識到兩者之間的微妙呼應，而這場文學與電影的相遇，也促使我重新思考吳爾芙在死前對愛的讚美，與她終究選擇死亡之間的矛盾性。

撇除我的聯想，《隔壁的房間》與吳爾芙及其遺書無直接關係（註 2）， 但這部阿莫多瓦的首部英語長片仍與文學息息相關。一來，它改編自西格麗德．努涅斯（Sigrid Nunez）的小說《告訴我，你受了什麼苦？》（What Are You Going Through，2021）；二來，這本小說中指涉了更多文學作品及其作者的故事，阿莫多瓦在改編時也致力於再現這些指涉。當然，我們也可撇開文字的框架，視電影為文字以外的另一種文學形式，不過，以電影作為文學形式並非本文之目的。本篇文章想談的是愛與死的矛盾，這固然是個老生常談的文學母題，但在阿莫多瓦的改編與茱莉安．摩爾（Julianne Moore）、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的演繹下，這老題目不但躍然於銀幕上，與觀眾的關係也不限於視覺方面──儘管我們未必如主角英格麗般，被至友請求伴死。

是的，《隔壁的房間》的劇情就是伴死這麼簡單。小說作家英格麗（茱莉安．摩爾飾）在簽書會上偶然得知失聯多年的至友瑪莎（蒂妲．史雲頓飾）患上末期癌症，她前往探病，重啟這段友誼，也同時啟動陪伴瑪莎死亡的歷程。所謂「陪伴瑪莎死亡」不是指與她一起死，而是瑪莎決定要在健康與性命被癌症吞噬前，在自己尚是人模人樣之時，自行結束生命，但她害怕獨自死去，於是請求英格麗在隔壁的房間陪伴──這也是片名的由來。

說來簡單，但其實很難。不過，我其實不是很確定一起死和伴死哪個比較難，畢竟說到會相約同死者，我首先想到殉情者，再來是桃園三結義，若還有其他案例，大抵都是彼此之間為最親密或最特殊的關係。然而，假如是在這樣的關係裡，一起死也許比伴死容易，因為，你要怎樣陪伴與見證至愛自殺而自己獨留人間呢？旁觀他人自殺的倫理問題還是其次，情感上，我們又真的能承受和消化嗎？

這也是瑪莎不找女兒蜜雪兒伴死的原因之一。英格麗是她的至友（此處使用「至」而非「摰」，以強調第一順位的知心好友）而非家人或愛人，這麼說並非要強行區分友情、親情和愛情等各種情感，有些人的至友和家人或愛人也許剛好是同一人。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但指出英格麗與蜜雪兒之別，除了有助於明白在劇情上為何設定由她伴死，她的至友身分也相對能凸顯出愛與死的矛盾性。

怎麼說呢？至友也可以說是介於親人或愛人與普通朋友之間。至友比普通朋友知道得更多，就像英格麗和瑪莎都知道對方的情史，甚至交往過同一個男人，而瑪莎也把自己的家事通通與英格麗分享，包括她與前男友亦即蜜雪兒生父的相遇與分手，以及他並未戰死沙場，卻死於戰爭所造成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這些話瑪莎無法對蜜雪兒說，親人或愛人反而較難像至友般無所不談，而至友也不會像親人或愛人般，在關係中極力求愛，或力圖以愛克服關係中的種種困難。結果卻成反證，證明了愛的無能為力。

蜜雪兒寫信給生父的遺孀，把他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引發的幻聽所惑，衝進無人的火場「救人」，結果斷送性命，寫成為了她這個「愛女」而死，這是極力求愛不果；遺孀在火場外聲嘶力竭地哭喊卻喊不回丈夫，這是以愛克服困難不果。這兩個案例儘管內容極端，在戲中的呈現卻毫不煽情，或者因為敘事者是瑪莎，身患絕症的她同樣處於極端而起了中和效果；又或者因為聆聽者是英格麗，致使聊天的氛圍如此自然並夾雜著歡笑。此外，也正因為英格麗的至友位置，這也許是最合宜的距離，不過度親密，但也不至於抽離。

當然，若把脈絡換成原生家庭或愛情，對距離的拿捏更不由我們。但《隔壁的房間》所談的關係不只在於家人、伴侶和朋友之間，更是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最能凸顯出這方面的莫過於曾分別與英格麗、瑪莎交往的米安，憤世嫉俗的他認定世界已經沒救，文學因而無用。「就算全世界的詩人都坐下來寫詩、寫氣候危機，連一棵樹也救不了」，他說。而經常作為創作靈感的性也被他視為無用，後悔年少輕狂時曾被性慾牽著鼻子走；愛也無用，他慶幸曾結婚生子的自己如今單身且獨居。

但文學的作用或意義是什麼呢？此處所言固然非所謂「文學無用論」，即以經濟效益來衡量文學的價值，但正如愛救不了死，文學也救不了樹，世界在可預見的將來不見得會變好，我們卻依然活在其中。世界不會因為我們活著而變好，我們卻依然活著。而我想，這也許就是至友的位置──陪伴世界死去，也許你未必多愛這個世界，但你也無法澈底與之切割。我曾經以為這是個無能為力的位置，所以我把吳爾芙的遺書讀成了愛無能；英格麗同樣無法挽留瑪莎，但她卻質疑了我對伴死為愛無能的看法。

愛、文學、活著的意義不在於對抗死亡，而是陪伴死亡。

註 1. 吳爾芙因屢次面對家中至親的去死，再加上遭受兄長性侵犯，而自幼經歷憂鬱症。她整輩子從未擺脫此疾，婚後不足一年，便企圖自殺。按雷納德所言，兩人在當夫妻的三十年間，持續諮詢了不少醫生，但他感覺醫生們對吳爾芙的症狀及其成因都缺乏深入了解，往往只建議她靜養。

註 2. 間接關係倒是有的，例如，其中一幕提到畫家朵拉．卡靈頓（Dora Carrington）與作家利頓．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情感糾葛，後者與吳爾芙同為「布倫斯博理文團」（Bloomsbury Group）的核心成員，卡靈頓亦透過斯特雷奇而與該團體關係密切。針對這段「直女愛上男同志」的情感糾紛，阿莫多瓦在小說原著的基礎上擴充了不少內容，詳見：Eileen Kinsella, “Who Was Dora Carrington? Pedro Almodóvar’s New Movie Shines Light on the Forgotten Artist,” Artnet News, 12 Nov. 2024.

劇照提供／金馬影展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