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黃金時代的末日遺書】：前衛搖滾啟示錄 — Aphrodite’s Child / 《666》

前方的開闊道路像是一條動脈無盡延展，星空如吊燈般閃爍在頭頂，心臟開始以低沉的節奏跳動，像是血液變得濃稠，充滿腎上腺素的刺激，隨著旋律讓震動穿透全身，你的雙眼牢牢盯著前方，凝視著那嶄新的地平線，此時音樂即將結束，喇叭發出如釋重負的嘆息聲，睜開眼睛，發現自己坐在房間裡，啜飲著廉價啤酒，回味方才經歷的前衛搖滾極致饗宴。

Aphrodite’s Child 的《666》絕對是一場難以想像的奇幻之旅。這張專輯誕生於1969 年，當時這支希臘樂團正試圖以聖經為靈感拓展他們的音樂視野。雖然前衛搖滾經常為了追求宏大的目標而顯得臃腫，但《666》卻達到了巔峰，一張充滿神奇力量的專輯，由搖滾音浪掀起的旋風令人難以在聆聽時保持冷靜。

1969年底，導演 Costas Ferris 剛完成了一部名為《 Aquarius 》的電影劇本，並希望由 Pink Floyd 創作配樂，但由於他們當時相當忙碌，無法全心投入這部冷門但極具野心的作品而婉拒了邀請。於是，Ferris 找上了他的朋友，當時尚未大放異彩的 Vangelis，同時也是樂團Aphrodite’s Child 的成員，然而，Vangelis 也拒絕了邀約。

儘管如此，差不多同一時間，Vangelis 與 Ferris 合作，準備為 Aphrodite’s Child 的下一張專輯打造一個大氣磅礴的音樂巨作，Ferris 花了一些時間深思熟慮後，提出兩個以聖經故事為主題的概念，其中的黑暗基調如同60 年代的輓歌。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正逐漸被摧毀，例如曼森家族的謀殺案、越戰的升溫，以及 Woodstock 未能改變世界的相對失望。

Ferris 的第一個構想是以流行文化的視角，重新審視耶穌基督受難的故事，用大眾文化的十字架來詮釋聖經的概念，這個點子對於 Aphrodite’s Child 來說並不奏效，因為這些故事的色彩過於「美式」，與他們的風格不太契合。取而代之的是，Vangelis 接受了另外一個構想：以《啟示錄》的視角，詮釋 60 年代狂風暴雨般文化的落幕，正如聖經新約中的最終章。

在聖經《啟示錄》中，描述了敵基督者（Antichrist）的崛起，並以神聖的審判送別舊世界，善最終戰勝惡，創造出一個充滿神性救贖的新天堂，儘管 Vangelis 堅稱自己並不是信仰者，但不難看出 Aphrodite’s Child 為何會被這樣的敘事所吸引。畢竟，他們最近才因為希臘極右翼政權的崛起而不得不逃離國家，搬遷到巴黎。在那裡，他們躲進 Europa Sonor 錄音室，開始著手製作這張令人驚嘆的專輯。

他們不僅看到了各種世界事件如何將理想主義擊潰，也隱約意識到樂團的日子正在走向盡頭。Vangelis 在創作過程中感到壓抑。他渴望讓樂團轉型為更像披頭四的「錄音室樂團」。然而，真正支撐他們財務狀況的卻是巡演，因此，在這張專輯的旋律之間，無疑帶著一種告別的氛圍。

這樣的困境，以及許多希臘人當時在世界各地所面臨的處境，共同催生出一種「每一個音符都至關重要」的感覺。例如，團員 Koulouris 曾在 1968 年被強迫服兵役，直到一年後才得以在巴黎與樂團會合。他將自己滿懷怨懟的靈魂傾注於演奏之中。曾經柔和且迎合商業市場的抒情風格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遭受不公之人的憤恨氣勢。

這種表現本身也證明，Aphrodite’s Child 似乎在潛意識裡察覺到，他們正為自己寫下一首「遺書」，同時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基督二次降臨」，這一切最終導致唱片公司拒絕發售，並將其嘲笑為「浮誇的色情作品」，認為它不會賣座，要求對專輯進行審查和修改，但 Vangelis 堅持不讓步，《 666 》一定得保持它原來的模樣。

或許是為了爭取唱片公司支持，Vangelis 在巴黎的一場閣樓派對上，將母帶播放給達利聆聽，期待著這位藝術大師的腦海中或許會浮現出一場超現實的逃亡場景，最終達利將其比作建築師 Antoni Gaudí 的聖家堂：「這是一件交付於上帝之手和人民意志的作品。」

這些壓力迫使 Mercury Records 妥協，或者他們只是單純意識到 Vangelis 的個性絕不會讓步，無論如何，到了 1972 年，專輯終於不再被擱置，正式發行。可惜的是，一切都已太遲，1960 年代早已成為歷史，這場精心策劃的「佈道大會」的時機也不再如原本那樣適合。

當時前衛搖滾也已經駛離初衷，轉而陷入過於放縱炫技的聲音表現中，於是《666》的內斂穩重使它未獲本應擁有的影響力，但值得慶幸的是，這張專輯的輝煌仍然流傳了下來，隨著 Vertigo 發行了全新的 50 週年紀念版套裝，也或許將迎來它的「二次降臨」，在這個文化迷失的時代中，再次為我們講述一個富有啟示性的時代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