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的年紀回視，慎重地再次梳理記憶的紋理，以悼念這個沉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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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是廈門移民第三代、台灣出生的第一代(本貫泉州惠安)，太祖父約莫在1910年代前後拿著清帝國護照，寄留在日本帝國轄下的台灣台南入船町營生，爾後遷徙至嘉義西門外。想必當初來到台灣，只為營生、餬口，並沒有落地生根的念想。從調閱出土的戶籍謄本上，「寄留人」與種族欄「支」的明確記載，揭示了祖父家族的中國人(外國人)身分。
1947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兩年後，住在蘭井街附近年約12歲的祖父，以懵懂少年的雙眼目睹嘉義車站前的血腥憾事。多年後，祖父成為國民學校的教員，與陳澄波先生的兒子同僚。於是，年幼時我們便曾聽祖父提過陳先生的往事。
當然，祖父口中的故事不是什麼省籍矛盾的累積、國共內戰資源調度等大的歷史框架，甚至沒有擔任處理委員的談判過程。祖父的故事，是以一個家人的視角，記憶著這個死難藝術家的臨終片段。
「在嘉義車頭銃殺了後，家屬基本上不敢出門收屍。陳太太忍著傷痛，要兩個孩子把厝內門板拆下，到車頭前面把陳先生的遺體扛回蘭井街，再請獵影師拍下陳先生遺影。」，這是我年幼時初聞的死亡。
許多年以後，大學的我在臺北二二八紀念館看到陳先生(1895.2.2-1947.3.25)未闔眼的遺照，記得那個當下，我的內心震盪不已。祖父在世時的清淡描寫，映照出了距今七十八年前嘉義那場血雨腥風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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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理未彰顯的暗夜 今已光明，
致無辜死難的先人們 永遠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