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經文記載，有一位被邪靈附身的女奴，她能替人占卜，為主人賺取大量金錢。在當時的希臘社會，用女奴占卜、討生活其實相當常見。然而，被邪靈附身的女奴，卻偏偏去招惹保羅。她一路跟著保羅大聲喊叫：「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僕人，要對你們宣布那得救的道路！」（徒16:17）
保羅感到十分困擾，於是奉耶穌基督的名，將邪靈從她身上趕出去。保羅這麼做，除了邪靈的行為本身令人煩擾，更關鍵的是，邪靈所喊出的這句話，帶著高度的混淆性。表面上看，這句話好像是在肯定保羅是上帝的僕人；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至高上帝」這個詞，在希臘文化中，通常是指「最高的神明」，卻不一定是指基督信仰所宣告、那位獨一的上帝。它也可能指向希臘宗教體系中的最高神祇。因此，保羅奉「耶穌基督的名」趕出邪靈，不只是驅逐邪惡權勢，更是清楚地表明：我所宣告的上帝，並不是你口中模糊不清的「至高神」，而是那位藉著耶穌基督啟示自己的真神。
然而，趕出邪靈，也等於斷了女奴主人賺錢的財路。於是，女奴的主人一狀告上官府，控告保羅說：「他們提倡違法的規矩，是我們羅馬人所不能接受、不能實行的！」（徒16:21）在羅馬統治下，確實有規定：猶太人不可隨意向羅馬公民傳教，避免羅馬人違背原有的信仰。因此，羅馬公民的身分在當時極其尊貴，也享有特殊的法律保障。
後來，在37–39節中，保羅表明自己是羅馬公民，指出官長在未定罪的情況下就鞭打、監禁他，這本身就是違法的行為。官長一聽，大為震驚，立刻害怕起來，親自到監獄向保羅道歉，並領他們出來。為什麼保羅在被鞭打時，沒有立刻表明自己的羅馬公民身分？經文沒有交代原因。或許是根本沒有機會說明，就已經被鞭打、關進監獄。
被囚之後，保羅與西拉在監獄裡禱告、唱詩頌讚上帝。忽然，大地震發生，監獄的門全開了，囚犯的鎖鏈也都鬆落。看守監獄的人從睡夢中驚醒，看見監門大開，以為囚犯全都逃走，便拔刀準備自殺。是因為責任感過重、引咎自責？還是因為害怕羅馬政府的懲罰，認為自己無論如何都活不下去？
經文沒有說明理由。但無論是來自內在的壓力，或外在的恐懼，都改變不了一件事：他已經被絕望吞噬，失去了活下去的盼望。就在此時，保羅大聲阻止他，告訴他所有囚犯都還在。接下來，看守者的反應非常耐人尋味。他戰戰兢兢地俯伏在保羅和西拉面前，問他們說：「兩位先生，我該做什麼才能得救呢？」（徒16:30）
這個問題其實很不尋常。照理說，他最該做的，不是趕快關門、鎖好牢房、確保囚犯沒有逃跑，才不會被處死嗎？或許，這場地震讓他心生敬畏；而保羅與西拉在自由的機會面前選擇留下，更讓他深受震撼與感動。在敬畏與感激交織之中，他可能終於明白：真正的得救，不是倚靠羅馬政府或權力體系，而是來自保羅所傳的那位上帝。
於是，保羅回答他：「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人就會得救。」（徒16:31）隨後，保羅向他全家講解主的道。當晚，他們全家受洗，經文說：「他和全家滿有喜樂，因為他們都信了上帝。」（徒16:34）隔天，保羅表明自己的羅馬公民身分，拒絕被悄悄送走，反而要求官長親自前來道歉，並正式帶他們出獄。
若從整體脈絡來看：保羅趕出女奴身上的邪靈；被關進監獄後，反而見證神蹟，使看守者全家信主；最後，甚至讓羅馬官長低頭道歉。這一切，彷彿都在宣告：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主，勝過一切宗教權勢、經濟體系與政治政權。
然而，若我們更貼近經文中的人物，會看見另一層更深的現實。那位女奴，本身就是被壓迫的女性，又被邪靈附身、被當成賺錢的工具，是一種雙重的捆綁。女奴的主人，因失去賺錢管道而暴怒，顯示他其實被金錢所控制。看守監獄的人，在恐懼與自責中選擇自殺，活在戰兢不安裡。羅馬官長未審先判、踐踏人權，反映出國家體制本身的不公與不信任。
其實，我們的時代也充滿這樣被捆綁的人。許多人為了工作、家庭、經濟現實，無法活出真正的自己；也有許多人被外在壓力與內在焦慮壓垮，活在恐懼、無力感，甚至自殺念頭之中，毫無喜樂與盼望。在極端的社會與政治氛圍下，加上網路世界快速而碎裂的資訊，我們越來越難分辨真與假，社會中充滿不信任。
神學家詹姆斯．孔恩（James Hal Cone）說：「人生下來是為了生存，不是為了死亡，是為了自由，不是為了奴役，我們被造，是為了彼此互補，不是為了互相攻訐。所以，我們必須拆毀所有使人隔離的圍籬。」[1]因此，基督信仰應該扮演的角色，是帶給人自由、喜樂與信任。女奴得釋放，象徵自由；看守者從絕望走向喜樂；羅馬官長向保羅道歉，象徵關係與信任的修復。
於是，我們也必須捫心自問：在教會與信仰中，我們是否經驗到自由、喜樂與彼此信任？還是感受到更多責任、壓力、焦慮與害怕？也許我們都聽過這樣的話語：「你若真的愛主，就應該……」、「這是為了更大的上帝國。」、「真正愛教會的人會承擔」、「你是不是還沒有完全交給神？」當信仰變成情緒勒索、道德綁架，甚至製造罪惡感時，服事就會從喜樂變成義務。
西班牙牧師荷西（José Luis Navajo）說：「當愛已經不再，事奉的喜樂會轉為義務，希望會轉為失望。」[2]德國神學家杜勒蒂．左勒（Dorothee Sölle）也提醒我們：「只有在人找到自己，並抵達自由的立足點，才會產生無私和自願的犧牲。」[3]換句話說，沒有自由，就不會有真正的愛與奉獻。
如何在信仰中找到立足點？經文中的保羅，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榜樣。即使在受苦、被誤解、被囚禁的處境中，他仍然透過禱告與詩歌回到上帝面前。基督徒作家楊腓力說：「禱告讓我有時間把要做的事情放在一旁，或者說把它們交給神，然後放輕鬆，讓思想自由地奔馳、深深地吸收、學習在一天當中停頓下來、去信靠。」[4]
禱告不只是安撫情緒，更是塑造靈性生命，使我們重新得力。正如盧雲神父所說：「靈性的生命就是一個讓聖靈住在我們裡面的生命，這生命將釋放我們，使我們在軟弱時仍能剛強、被擄中仍能得自由、痛苦中有喜樂、貧困中有富足，在一切都要往上走的世界裡，走在那條向下的救恩之路上。」[5]
因此，若我們想脫離捆綁、恐懼與不信任，願我們都像那位看守者一樣，勇敢地尋找那條救恩之路。因為在那條路上，有自由、有喜樂，也有真正的信任與盼望。
[1] 《冒險的上帝：20世紀12位偉大神學家與宗教哲學家之巡禮》，亨利．莫杜（Henry Mottu），朱雅芬譯，台南：南神出版，2020，p116。
[2] 《月光下的十字架》，荷西．路易斯．那瓦荷（José Luis Navajo），梁麗燕譯，台北：啟示，2013，p254。
[3] 《想像與順服：新世紀基督教倫理的反思》，杜勒蒂．左勒（Dorothee Solle），林正昊譯，台北：游擊文化，2016，p148。
[4] 《禱告》，楊腓力（Philip Yancey），徐成德、黃梓恩、應仁祥譯，台北：校園，2008，p438。
[5] 《向下的移動：基督的捨己之路》，盧雲（Henri Nouwen），應仁祥譯，台北：校園，2013，p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