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網路上目前的評價是一面倒的慘不忍睹，但我認為這正好反映當下關注藝術電影的這批觀眾對於心中藝術電影的期待和理想。
其實在看完一部電影會想額外花時間為電影寫些文字，很多時候是我們需要藉由文字消化觀影經驗引起的諸多情緒，藉由文字梳理、宣洩，或是分享，告訴他人我覺得這部電影多好，我是如何被他感動的。但這個分享也會發生在極端的情況，當我們覺得一部電影超級難看的時候，也會有分享的慾望，是批評也是警告他人小心服用。網路上多數的言論皆是對畢贛的才華浪費而感到惋惜、失望，說畢贛被商業和藝術兩頭馬車拉扯著，才華施展不開，甚至擔心起就此消磨殆盡；或是說他扛不起如此預算規模的電影，運用大明星易烊千璽、舒淇顯得生硬，不比使用素人演員的《路邊野餐》那樣自然；再來就是眾影評人或是對於電影研究有些鑽研的觀眾批評片中使用西方哲學概念以及電影史的挪用缺乏能夠連接的「在地脈絡」而淪為空中樓閣。
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說，確實在好幾個鏡頭當中迷失，一度分不清這是誰的電影。我想這「看不見」畢贛的感受，對於大部分選擇買票進入戲院看《狂野時代》的觀眾來說，是很失望的，我們多少都是著迷於畢贛作為一位電影的「作者」，想看他如何在螢幕上揮灑筆墨，著迷他建立的有生活底氣卻又詩意浪漫的世界觀。這些影像質地和味道在上一部長篇劇情片《地球最後的夜晚》當中都還看得見，但在《狂野時代》當中卻幾度在螢幕上看不到了，尤其是火車站小偷那段特別有種大陸商業片的質地。尾巴的吸血鬼愛情那段也許是因明顯的有凱里的實景出現，才有點回魂，但導演也許不應該被場景所限制住，而是反過來駕馭場景，也許畢贛應該參考一下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或是阿比查邦（Aphichatphong Wirasetthakun），如何從熟悉的場景、場域千變萬化的說故事。
而大明星演員這點，我認為不論在《地球最後的夜晚》或是《狂野時代》都沒問題，湯唯和易烊千璽都各自展現了角色的魅力和自身作為演員的演技。而素人演員導演畢贛的姑丈陳永忠這三部電影的演出更是沒話說，就像是角色本身，沒有任何演員可能會有的表演痕跡。
至於西方哲學概念應該是指舒淇的角色吧，「大她者」英文字幕翻 The Big Other ，讓人聯想到「他者 the Other」一詞，頻繁使用在西方的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中。其實大家可以去查，「他者」一詞算是外來語，不是中文本來就有的字詞，只是如今在早已出圈於學術領域，進入了廣泛的藝術文化語境或是大眾心理學當中。我們回來電影當中，也許大家是對這個名詞的背後含義而對角色進行諸多意義的聯想吧，然後卻又再度失望於畢贛沒能對舒淇的角色著墨更多，出場的戲份少，仿佛充滿寓意的角色，意義卻不太明確，生硬的像是一個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具現化人物。
再來是電影史的挪用（Appropriation）、致敬等等的問題，挪用（Appropriation）一詞其實本是指Andy Warhol等紐約藝術圈在1950年代左右於藝術上諷刺廣告圖像的消費文化的藝術手法，著名的例子就是瑪麗蓮夢露的頭像。而致敬一詞，來源就不甚明瞭，英文的翻譯至今仍莫衷一是。總之總之，就是指畢贛在本片中用了許多相似於電影史上著名的電影畫面、場景、人物。像是1920年代德國表現主義的《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常錯認爲世界上第一部電影的《火車進站》、F·W·穆瑙的吸血鬼和船。
我想上述只要是對電影史有些研究或是熱衷電影的影迷都不難看出吧，這也許也是國外對於《狂野時代》的評價普遍比華文世界還要好的原因，畢竟這些都是歐洲電影觀眾非常熟悉的經典，而諷刺的是批評畢贛的群體恰好是華語圈那些嫻熟於電影史的影評和觀眾。一位來自中國鄉下貴州凱里市的青年，也沒念北京電影學院也沒出國留學，唸的只是離貴州稍微遠一點的山西傳媒學院，念的還是電視編導。卻能拍出一部讓電影發明之地歐洲或是繁盛之地美國等影迷引起共鳴的電影，對於畢贛來說挪用西方哲學需銜接的在地脈絡到底是什麼？也許電影和藝術是一種個人藉以超越生長環境和文化，跨越語言邊界的渴望。
也許我們對畢贛太過苛刻了，電影於他來說更接近一種表達，有名沒名，有錢沒錢對他來說或許不重要，而生活已經夠嚴苛了，我們對藝術甚或電影就不能浪漫一點？就如畢贛自己說：「我的電影就像一場大雨，但你們不要帶傘。」，也許《狂野時代》是希望觀眾回到誤解照相術的年代，各自做夢。
沒有了音樂就退化耳朵 沒有了戒律就滅掉燭火 像回到誤解照相術的年代 你攝取我的靈魂 沒有了剃刀就封鎖語言 沒有了心臟卻活了九年 —《路邊野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