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只是開會中的、寫著計劃書的、和同事溝通或和朋友聚餐中的我。有另一些我，也和那個我一起經歷著時間，卻未必在那樣的場合中說話。但它們也是有記憶的，記得一些雨的味道，走過巷弄時的忽然的憂傷，抬頭時看見的淺白色的清晨月亮。
上一次讀張惠菁是《步行書》，當時就對她極為擅長捕捉生活且化為精準字眼的敘述感到印象深刻，這次在圖書館恰好遇上這位作者的另一本作品，當下便決定借閱。
做為一個歷史學碩士，作者的寫作總有讓人感到奇妙的時空跨度，彷彿一件一件事情之間毫無關係，又彷彿同時進行的它們之間彼此牽連，那些所謂平行的時間，被大環境的造就、個人意志的鋪陳所影響，而我常感受到她不是簡單的就接受、紀錄、敘述，而是常常跳脫當下，往後退開三公尺來看待各種事情，彷彿這就是她與時間的相處方式。
如果說描述本就是個人主觀意志的顯現，無關是非對錯，那世界上也許大多數人並沒有強烈的敘事的意志，在看到作者寫下「即使黑暗四合，也要能清楚思想，寫作的人一定要在這上面鍛鍊自己」時，我開始回想自己是否曾有過那樣模糊使用語言的時刻，不管是在日記、對談或是在寫各種心得時，我確實渴望可以用更深入、更完整、更貼切的敘述去描寫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在那樣斟酌字句時，發現自己無法用語言對其進行描述時，總會對世界有多一層的思考，而我的世界觀也在這樣反覆在我的字庫中的挑揀中打磨形成。
那年太空中一塊巨大的黑色石板，偵測到奇異的、人耳不可聞的聲波，叫做兩個帝國的語言歪斜地碰撞在一起。
人其實是半自願地被綁縛，綁縛在名字，關係，居所之中。因為社會性的存在需要這些，需要角色，責任，義務，需要被需要，誰可以掙脫這些？即使很短的時間也好。像打坐的人掙脫連續的思想。從以為不可變、不可放的事物掙脫。今天就是這樣的日子，現在就是這樣的時間。
讀奧斯汀小說，喜歡看她怎樣慢慢地把「幕」放下來。這個名為社會的幕，在風光明媚的場景中慢慢地降下來了。這個壟罩在角色頭上，無形的價值穹頂，裡面有著權力的較勁，人與人之間比競著位階的高低，存在著鄙視鍊。
時間的意義是什麼？那些被賦予了標記的時刻，節日，慶典，火車發車時間，新書出版日。在間中的空隙，有時人會悲傷。是因為看著，完整連綿的無意義，被人為的意義切割了；還是因為那些標記，瞬乎而逝，像高鐵車窗外的電線杆，不斷往身後而去，時間裡沒有不動的地平線。所以，不能每時每刻問意義，不要奢求額外的信號，來告訴你正走在對或錯的方向。而要像一個球體，純粹以內部張力支撐。像在起頭之後，無論中途生出何種懷疑，也要就連續動作一鼓作氣把整篇稿子讀完的演講人。
我們的父母親是各種各樣的「移民」第一代，從鄉到城，從中國到台灣，母語到國語的移民。有可能是家裡第一位上班的女性，或是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板塊劇烈移動，外在環境有一個主述的集體故事（如戒嚴、經濟起飛）；每個個人的經驗雖非常不同，卻未必有語言可以對應那不同。話語經常還是從大環境借用的，類型化高過個體感。
作品的主體意識、和寫作者的主體意識不清楚，所經常產生的現象之一，就是沒有節制的瑣碎和蔓生。寫了無盡的他對我說、我對你說，未必就是真實反映世界。不要被你想寫的文字帶走。是你寫它不是它寫你。如何能做到掌控文字的韁繩，但又不會只在大路上徘徊，人云亦云，能深入非一般論述所能及之地，背後往往是有一個世界觀、有對人世的觀點在支撐。如此說來，寫作這件事，最重要的恐怕不只是文字，是世界觀的鍛鍊。
我希望我有清楚傳達了「敘事的意志」的重要性。因為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有清楚的思想、面對這個世界有所意志，是非常重要的事。尤其在這樣的時代。用簡潔，節制，有高度，有洞察力的語言，去瞭解和描寫我們所在的世界。誠實地面對自己，而不只是模模糊糊語焉不詳。世界是我們的世界，不是別人的世界。除非你棄守理解它、描述它、創造它的意志。
波娃在二十歲時的日記中寫著：「別做『波娃小姐』，做我自己。別把外界加諸於我之上的事物當成目標，別服膺於社會框架。對我來說可以的就沒問題，就是這樣。」這段話看來勇氣十足，其實是一位年輕女子在對自己精神喊話，因為周遭有太多噪音要她活成另一種樣子。當我們閱讀西蒙波娃、桑塔格的生命路徑，最終映照的終究是自己：這一刻一刻，為了自己正在「成為」的那個人，我正在做出怎樣的選擇？因為，西蒙波娃跟桑塔格，都做出了她們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