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只是一種模式,現在它可能已經沒落了,但是它的內涵、智慧、精神才是永存的,不論是那一種方式傳遞出來,其中只有一個目標,我們要用音樂傳達:情感、回憶、愛和快樂,讓人跟人之間的距離,因為音樂會越來越接近」
[1] —引用自第27屆金曲獎特別貢獻獎得獎人黃鶯鶯女士得獎感言。
現今唱片產業雖已沒落,但它是台灣音樂史上極其重要的一環,且現代人似乎對台灣的1980年代有著很深的眷戀,這篇文章就要以滾石唱片出版的歌曲來探討1980年代前後台灣社會的變化,進而找到這些歌曲成為懷舊金曲的原因。
民歌時期
1970初期,台灣社會上大多數年輕人間流行聽西洋歌、唱西洋歌,但受到「
中華民國 退出
聯合國 」、「和
日本 斷交」的影響,卻讓台灣人開始關心起本土事物
[2] 。1975年在
楊弦 、
陶曉清 等人的推動下,於台北中山堂舉辦第一場「中國現代民歌演唱會」,在這場演唱會裡,
楊弦 用詩人
余光中 的〈鄉愁四韻〉做歌詞,譜出自己的第一首民歌,象徵民歌運動的開始。
[3]
當時仍處於戒嚴中,歌曲發行都須經過審查,第一代的民歌仍帶有不少承襲自美國60年代民謠歌曲的社會批判精神,以致於多首歌曲被新聞局查禁,不准在電台、電視演唱,只能在校園內傳唱,所以後來才發展成為「校園民歌」。
[4] 校園民歌在這時期的主要伴奏樂器為吉他,我們小時候對大學生的印象「抱著吉他坐在校園草地上唱歌」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1976年由李雙澤 在淡江大學舉辦的「西洋民謠演唱會」上對台下觀眾提出「唱自己的歌」,使得校園民歌透過媒體的傳播,漸漸進入大眾的視野,也讓許多青年學子紛紛投入這波浪潮,創造屬於自己的歌,而這些大學生正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批出生,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可能就是對台灣這片土地多了一份情感,才會有這麼多人前仆後繼的投入進去。但特別的是,可能有很多人會有疑問,竟然是唱自己的歌,那為什麼民歌的歌詞幾乎為中文創作,而非閩南語呢?這就跟國民黨在台推行講國語政策有關,為了鞏固在台灣的統治,政府強制人民說中文,不說方言,不斷的打壓台語文化,更在1976年底公布的《廣播電視法》第二十條裡明定:
「電臺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其所應占比率,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定之。」[5]
這才導致了台語歌較無市場。
唱片公司的競爭
1977年
新格唱片 打造的《金韻獎青年歌謠演唱大賽》的出現,與
海山唱片 跟進推出的同類型比賽,賽後會為勝出歌手與歌曲出版唱片,孕育出許多優秀的民歌手和經典歌曲
[6] ,其中的代表人物有:
齊豫 、
李建復 、
蔡琴 、
潘安邦 ;歌曲則有《外婆的澎湖灣》、《恰似你的溫柔》、《捉泥鰍》。這顯現了校園民歌進入商業化時期。
同時台灣也進入了唱片的工業化時期,唱片公司一家接著一家的開,在這段時期成立的唱片公司數量大約有40幾上下。
[7] 80年代有兩大公司佔據了唱片產業的半壁江山,分別為1981、1982成立的滾石、飛碟唱片。早期的滾石為音樂雜誌,後與他人合資變成了唱片公司,飛碟唱片的創立則是滾石唱片的其中兩位元老股東—
吳楚楚 與
彭國華 ,因理念不和所以自立門戶
[8] ,所以與
陳大力 共同成立了飛碟唱片,這兩位也是民歌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前者為民歌手,後者為音樂製作人。當時這兩家唱片公司在音樂界的影響力可謂是不分上下的。
滾石這時先是由
潘越雲 的《天天天藍》讓大眾認識到滾石的特色,接下來
羅大佑 的《之乎者也》奠定了滾石唱片在唱片產業中的地位,也被媒體比喻為在「台灣流行樂壇投下一顆改變流行音樂史原子彈」。
[9] 這張專輯裡包含了我們所熟知的歌曲—〈鹿港小鎮〉、〈童年〉,〈鹿港小鎮〉的歌詞反應出當代的台北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快速變化,其中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用1960~1980盛行的霓虹燈,描繪出台北街頭的繁華和北漂青年對它的陌生。
不管是
張艾嘉 還是
羅大佑 的〈童年〉,都唱出了我們曾經擁有的簡單又令人懷念的童年。此外筆者認為這句:「總是要等到睡覺前/才知道功課只作了一點點」
[10] 寫得非常貼切本人的童年,聽到歌詞總會想起在陰暗的房間角落、亮著燈的書桌前,默默流著淚、趕著功課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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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末滾石旗下已眾星雲集,擁有
李宗盛 、
張艾嘉 、
潘越雲 、
齊豫 、
齊秦 、
張信哲 、
陳淑樺 、
辛曉琪 、
周華健 、
黃品源 、
娃娃(金智娟 )等著名歌手。在1986年年底,滾石唱片公司集結旗下歌手在中華體育館舉行「快樂天堂演唱會」,從晚上8點開始到午夜,這被普遍認為是台灣第一場跨年演唱會。
[11]
飛碟唱片從旗下歌手
蘇芮 為電影《搭錯車》獻唱歌曲〈酒干倘賣無〉、〈一樣的月光〉後一炮而紅,且網羅了
蔡琴 、
黃鶯鶯 、
王傑 等一眾暢銷歌手。〈一樣的月光〉作詞者為
吳念真 與
羅大佑 ,歌詞裡:「什麼時候家鄉變得如此的擁擠/高樓大廈/到處聳立/七彩霓虹把夜空染得如此的俗氣」
[12] 同樣的帶著對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審視與批判,與〈鹿港小鎮〉裡唱到:「聽說他們挖走了家鄉的紅磚砌上了水泥牆/家鄉的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卻又失去他們擁有的」
[13] 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且都是搖滾風歌曲,為華語歌曲增添了不一樣的選擇。
解嚴後
1987年,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 先生於7/15宣佈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令,一併放鬆了許多禁制。1988年滾石推出的潘越雲 -《情字這條路》,這是滾石首次推出的台語情歌專輯,邁出了改變的一大步。
1989由滾石的
黑名單工作室 —《抓狂歌》、1990
林強 《向前行》這兩張專輯領頭開啟了華語音樂的新台語運動,
黑名單工作室 的〈抓狂〉與
草蜢的 〈寶貝對不起〉的曲都是翻自同一首泰文歌曲
Asanee-Wasan 樂團的〈ยินดีไม่มีปัญหา〉(開心沒問題)
[14] ,個人之前沒聽過〈抓狂〉,第一次聽到突然眼前為之一亮,這種曲風在當是算是非常前衛的,歌詞主要訴說著底層人物的牢騷,非常魔性又洗腦,聽完一遍就可以跟著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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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強 的〈向前走〉歌詞字裡行間充滿了對台北這個城市的好奇與期待,歌詞裡還有一句「卡早聽人唱台北不是我的家/但是我一點攏無感覺」
[15] ,恰逢台北新車站啟用,正好巧妙的呼應〈鹿港小鎮〉的歌詞
[16] ,也反映出了台灣經濟起飛,再度產業轉型、青年北漂。更有趣的是,有人說仔細地聽過一次會發現這首歌其實大部分的歌詞是跟著節奏唸成的
[17] ,這也是一種嶄新的將台語加入搖滾的演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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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裡可看出新台語運動與民歌運動雖然大致上都是提倡唱自己的歌,但新台語歌運動的重心卻轉移到台灣的本土意識上了,之所以用「新台語」是為了區隔在這之前承襲自日本演歌的風格的台語歌曲,新台語歌融入了現代社會的多元文化,就如〈向前走〉歌曲本身的介紹上寫著:
結論
音樂喚起的記憶一般出自於我們人生的特定時期。曾轟動一時的經典之作比往後年月中的歌曲更能讓我們重返十幾歲、二十幾歲的光陰。心理學家稱這種記憶為「記憶隆起」(reminiscence bump)。」[18]
除了上面BBC的報導〈Why does music evoke memories?〉提出的記憶隆起,加上從1990年第一屆金曲獎就設立了年度歌曲的獎項足以證明,歌曲是可以用來代表某項事情的發生,我們也能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來,歌曲的內容會反應出當下的社會、人文風貌,不同族群、不同時代都有不一樣的音樂類型,我們懷念這些80年代經典歌曲的同時,也懷念了這首歌在80年代中代表的某件對我們來說意義非凡的事情,也許是爸媽們回不去的童年,也有可能是那個台灣既繁榮又純樸的歲月。
參考資料
[1] DANIEL KU(2016)。《金曲語錄》音樂人的真心話,「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堅持夢想」。VOGUE.TW
[2] 倪重華、故事 Story Studio(2021)。《捌零·潮台北》。台北:大塊文化。頁184
[3] 陶曉清(2015)。〈我的民歌40年〉演講。國立台灣文學館
[4] 放言編輯部(2020)。「唱自己的歌」成為台灣音樂人的重要中心思想!回顧校園民歌短暫盛行卻影響深遠的故事。放·文創
[5]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21)。 廣播電視法第20條 (民國65年,非現行法規)
[6] 鄭淳予(2015)。五個關鍵字 串起民歌40歲月。今周刊,954期。
[7] 台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多媒體應用組(2009) 。台灣唱片發展。聲音紀錄史課程網站
[8] 講座筆記(2015)。滾石唱片與飛碟唱片—80年代重量級歌手的搖籃。欣傳媒
[9] 張夢瑞(2011)。時代的音符,滾石30年,《光華雜誌》
[10] 羅大佑(作詞曲)(1982)。《童年》[羅大佑主唱]。收錄於《之乎者也》[唱片]。台灣:滾石唱片。
[11] 陳思瑀(2020)。 台灣瘋跨年演唱會怎麼開始的?竟跟1986年「動物大搬家」有關。民視新聞網
[12] 李壽全(作曲)、羅大佑、吳念真(作詞)(1983)。《一樣的月光》[蘇芮主唱]。收錄於 《搭錯車電影原聲大碟》[唱片]。台灣:飛碟唱片。
[13] 羅大佑(作詞曲)(1982)。《鹿港小鎮》[羅大佑主唱]。收錄於《之乎者也》[唱片]。台灣:滾石唱片。
[14] 黎時潮(2019)。〈抓狂三十年,抓住了台灣!〉。思想坦克
[15] 林強(作詞曲)(1990)。《向前走》[林強主唱]。收錄於《向前走》[唱片]。台灣:滾石唱片。
[16] 張哲修(2009)。《新台語歌運動的政治想像》(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台北市
[17] 社群觀點(2019)。林強的「向前走」當年有多紅?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開創「新台語歌運動」。芋傳媒
[18] Tiffany Jenkins(2014)。〈Why does music evoke memories?〉。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