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到1970年代,1970年代是戰後台灣文學研究重要的階段,但在戒嚴、白色恐怖時期,「台灣文學」──就算當時不是所謂「台獨」,仍舊具備主體意識、台灣意識,如何才能夠被當局允許?
或許問另一個問題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談台灣文學研究會自楊逵和鍾理和,以及日治時期開始?」
回顧1970年代的詮釋,可以輕易看見台灣文學都得是抗日、民族,比如楊逵,就算楊逵曾經因為〈和平宣言〉被關押綠島,但靠著〈春光關不住〉/〈壓不扁的玫瑰〉中的「反日」意識,楊逵甚至成為連橫之外,首批進入國文課本的台灣作家。
鍾理和亦是如此──儘管鍾理和曾在滿州國任職,儘管整個台灣都曾在日本統治之下。
1970年代「台灣文學研究史觀」建構了台灣自日治以來的寫實傳統,而這寫實傳統的背後其實是受到國家時局影響的民族和抗日產物,這樣的史觀甚至影響到現在,寫了〈一桿秤仔〉的賴和仍然是抗日的代表。
但仔細回頭閱讀這些作品和作家時,會發現他們的左翼反抗精神,格局其實更大,他們關注被壓迫的農人、被欺壓的階級,他們的視野超越民族,就像賴和在〈補大人〉中描寫,欺壓台灣人的常常是台灣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