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到1970年代，1970年代是戰後台灣文學研究重要的階段，但在戒嚴、白色恐怖時期，「台灣文學」──就算當時不是所謂「台獨」，仍舊具備主體意識、台灣意識，如何才能夠被當局允許？
回顧1970年代的詮釋，可以輕易看見台灣文學都得是抗日、民族，比如楊逵，就算楊逵曾經因為〈和平宣言〉被關押綠島，但靠著〈春光關不住〉／〈壓不扁的玫瑰〉中的「反日」意識，楊逵甚至成為連橫之外，首批進入國文課本的台灣作家。
鍾理和亦是如此──儘管鍾理和曾在滿州國任職，儘管整個台灣都曾在日本統治之下。
1970年代「台灣文學研究史觀」建構了台灣自日治以來的寫實傳統，而這寫實傳統的背後其實是受到國家時局影響的民族和抗日產物，這樣的史觀甚至影響到現在，寫了〈一桿秤仔〉的賴和仍然是抗日的代表。
但仔細回頭閱讀這些作品和作家時，會發現他們的左翼反抗精神，格局其實更大，他們關注被壓迫的農人、被欺壓的階級，他們的視野超越民族，就像賴和在〈補大人〉中描寫，欺壓台灣人的常常是台灣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