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思樂：極權與男權，中國女性抗爭者面臨的雙重壓迫

民間反抗極權統治的運動，經常被描繪為白與黑的對決。

抗爭陣營中錯綜的關系，以及抗爭者覆雜的處境，常常被包裹進聖潔的光環中，耀眼得讓人看不清也談不了。

這或許是因為，絕對的正義更有利於吸引最多的支持者，也或許是因為，抗爭者們承受的犧牲和痛苦已經太多，使得他們自己和外界都不忍心再對抗爭的細節進行深究和批評。

然而，這不見得是好事。抗爭運動的細節被隱藏於光芒之中，經常使得成功不知所起，失敗不得其因，經驗無法傳承，悲劇卻一再重覆。

我書寫女性抗爭者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希望從性別這一角度，為抗爭運動的細節和內部關系呈現一些可供討論和借鑒的文本。中國性別不平等的文化和現實深遠且廣泛，中國女性抗爭者，無論哪一類型，都承受著極權和男權的雙重壓迫。

政治犯妻子「被綁架」

對於政治犯妻子們，雙重壓迫的問題或最為顯著。

中國帶有父權色彩的極權模式，使得極權在打壓抗爭者過程中常采用「連坐制」，這使得政治犯妻子們不僅要承受丈夫坐牢帶來的家庭不完整，還面臨警察監控騷擾、逼遷、孩子失學、自由受限等等傷害。

盡管許多政治犯妻子由此認清了極權政府的本質，勇敢地走向抗爭，成長為獨立的人權捍衛者，但這無法改變此過程中她們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往往受到極權和男權雙重剝奪的現實。

（709家屬在公務機關門外抗議）

中國抗爭陣營內部的性別觀念總體而言是十分保守的，絕大多數男性抗爭者在家庭中都遵循「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模式，因此男性抗爭者們不僅不希望自己的伴侶參與公共領域的抗爭，而且往往以「保護」的名義不告知妻子他們自身和家庭所面臨的風險。妻子們如果感受到風險而對丈夫行為提出異議，則不僅難以被丈夫接納，還會遭到抗爭群體的惡評，再加上性別文化的壓力讓妻子們難以選擇離婚，她們幾乎是被「綁架」著遭受極權的壓迫。

盡管可以說，在極權下生活的每個人，都難免被各種介質「綁架」著遭受壓迫，但無可否認，不平等的性別文化至少是「綁架」這些妻子們的主要介質之一。

另一方面，許多男性抗爭者會把自己入獄後對妻子的「安排」設定為：專心帶好孩子或者另嫁他人。許多政治犯妻子坦言，這是對她們的進一步傷害，甚至侮辱，仿佛她們是沒有感情、沒有過去的物品，僅僅是成就丈夫悲壯事業所需的一件珍貴裝飾，她們飄零的命運可以被「安排」在他的英雄皇冠之上。但現實中，這些妻子們終將根據自己的個性和價值觀，決定在婚姻關系中的去留，而無需這種看似「高尚」的「安排」。

抗爭群體的性別落後

除了政治犯妻子這一明顯受到男權文化和極權壓迫夾擊的群體，主動參與到抗爭運動中的女性行動者和女性知識份子們，同樣會遭遇到極權和男權的雙重壓迫。

與其他領域的職業女性類似，女性抗爭者們面臨玻璃天花板、被性化和雙重負擔等等問題。

一方面，她們在參與抗爭的同時，還得承擔起傳統的女性家庭角色帶來的責任和辛勞，比如照顧家中老人就占用了女知識分子艾曉明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另一方面，即便在抗爭群體內部，女性也會被認為不適合談論政治、不適合參與到對抗激烈的抗爭運動中，然而，許多女性抗爭者在運動中展現出的勇氣和智謀毫不遜色於男性。但即便如此，她們能獲得的知名度、資源，以及在抗爭陣營內部的地位，都遠不如男性抗爭者。而且，年輕的女性抗爭者在抗爭陣營內部經常被作為品評、調戲的對象，人們喜歡談論和猜測她們的私生活。

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許多女性抗爭者本身也不見得有更高的性別平等的意識，而會把得體、漂亮、貞潔作為評價其他女性抗爭者的標準。

在理應更信仰民主和平等的抗爭群體中，女性卻遭遇了「人人平等，但男人更平等」的窘境。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可悲的現象，讓人對未來中國產生一種隱憂。

抗爭女性沒有模板

女性抗爭者除了會在抗爭陣營內部感受到性別壓迫，以男性為主的警察們也會動用男性權威對她們進行性別化的打壓，比如在青年NGO工作者的案例中，警察在審訊過程中威脅把她們「扔到男監裏強奸」，而在政治犯妻子的故事中，警察對抗爭妻子說她們丟了丈夫的臉、不守婦德，「如果我是你老公，我就抽你一大嘴巴。」

但女性的身份在抗爭中也不能說全無好處，極權體制內部嚴重的父權文化，讓它將女性定義為「弱者」，從而對女性抗爭者重視程度連帶打壓程度相對男性抗爭者而言要低，資深維權者野靖環就直言，警方較少直接對女性實施嚴重的肢體暴力。

中國的女性抗爭者在極權和男權的雙重壓制下，面對著許多共同的困境，但如果想僅從女性的身份出發，為她們總結出共同的行事和思想特質，則難免是自作多情。她們是各不相同的主體，性別帶來的本質化差異，即便能有的話，也遠不如個體特質造成的差異顯著。比如在《她們的征途》中，王荔蕻是嫉惡如仇、簡單正直的行動者，艾曉明是信仰正義、頭腦清晰的思想家，葉海燕則是圓滑但不順從命運的冒險家……

我雖然從性別角度觀察和記錄這些女性抗爭者的行動和思想，但並不願意為她們貼上本質化的性別標簽，而是希望一直以來不被重視的女性個體經驗被看見，希望女性抗爭者因性別身份面臨的雙重壓迫被反思。作為作者，我也希望讀者能帶著對極權與男權“雙重壓迫”的敏感來閱讀我作品。

近年，隨著中國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經濟地位的上升，性別問題越來越多地被討論，在女性抗爭者中也不例外，作為極權抗爭者的她們，也越來越地意識到男權對她們的壓迫同樣需要反抗。不少女性抗爭者、女權運動者開始提出，中國的抗爭群體應轉變內部的性別文化，反思內部的不平等問題，否則，即便抗爭群體將來有機會主導中國的政治改革進程，仍難免讓人擔憂民主、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需要「多次革命」才可能落實。

關於「思樂書」寫作計畫：

我是趙思樂，是出生在1989年之後的中國女生，是撰寫中國民間抗爭與政治打壓的深度報導記者、非虛構作家，曾獲五項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卓越新聞獎。

我希望通過SOSreader的平台，寫下一些不適合傳統媒體的文字，希望通過這些文字，讀者能看見一個迷茫的中國年輕人——關心社會、關心正義、關心人，但這種關心在中國不被體制允許，因此我時時碰壁，跟其他有「不受歡迎的關心」年輕人們一起徬徨著、疼痛著、苦中作樂著、抱團取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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