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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思想」：余英時教授對中國傳統政治的洞察，讓中國崛起論者坐立難安（中）

2021/09/18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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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崛起論者來說，因為把中國崛起視為「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所以常常把中國發展過程中，與西方價值觀背道而馳的部分稱為「中國特色」而視為理所當然，遇到有人以西方觀點來評論中國，就會用強烈的語氣來指責批評者不了解中國、把西方的價值觀硬套在中國，這次批評余英時教授火力最強大的台灣東華大學教授陳復，一邊肯定余教授的學術成就，一邊否定余教授的政治評論，認為他沒有正視中國近年來「回歸中華文化」的大幅調整，「對中共政權帶有偏見的厭惡」（參考資料1）。對於這個論點，我們再次引用余教授在本書「歷史與思想」自序裏開門見山的宣告：

這部文集基本上是從一個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立場上寫成的，所以它不能被看作一個專業史學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的專門著作，雖則我的專業訓練處處影響著我的知識分子的觀點。

就因為余英時教授是深研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而他的專業訓練深深影響他身為知識分子的觀點，所以他反共的立場自然會引起統派學者的戒心，想用「支持美國民主，並繼續支持全盤西化思潮」這樣的論點來抹黑余教授，因為他們知道余教授反共的立場，來自他一生研究中國思想史之後所得到的結論，這才是對中國崛起論者來說最害怕的暮鼓晨鐘。我們來看看余教授在本書中的第一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幾段重要論述：

反智論的定義，一是對於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懷疑，一是對代表「智性」的知識分子表現一種輕鄙以至敵視…中國的儒家基本上是尊重智性的，「禮樂」「教化」都是離不開知識的，並繼承古代士、庶人論政的傳統，提出人民可以批評政治…

黃老認為君臣關係是絕對的，永不能改變的…這是「天下無不是的君主」的觀念…這裏洩漏了黃老之所以得勢於漢初的一項絕大祕密。兩千年來許多學者都不免被黃老的「清靜無為」的表象所惑，沒有抓住它「得君行道」的關鍵所在。…

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反智論在法家的系統中獲得最充分的發展。無論就摧殘智性或壓制知識分子而言，法家的主張都是最徹底的。更重要的，從秦漢以後的歷史來看，法家的反智論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造成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絕不是空談「仁政」的儒家所能望其項背的…

朱詁引《管子》為旁證，使我們知道法家路線的貫徹必須以禁止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國外交通為其先決條件。理由很簡單，法家是政教合一的，國內祇有一種思想的標準，故能收「萬眾一心」之效。但國外的多重標準則無法加以控制。國內知識分子和國外的接觸一多，在思想上便有了其他的立足點，就不免要對法家的路線提出種種疑問以至批評了。…

「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這就是後世所謂「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尊卑之分還能過於此嗎？西方基督教徒說：「一切榮耀皆歸於上帝。」韓非的「明君」正是這樣的上帝…

儒家的法學化並不限於漢代，它幾乎貫穿了全部中國政治史。…漢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絕不是因為欣賞他的「貶天子」之說，而是他巧妙地用儒家的外衣包住了法家「尊君卑臣」的政治內核。…

有沒有覺得以上批評中國政治傳統的論點，拿來批評共產黨也非常貼切？這也是余教授當年發表此文的用意。目前中國的「回歸中華文化」，絕對不是我們心目中理想的堯舜之治，而是自秦、漢以來「尊君卑臣」的法家極權統治，對內要求思想嚴格控制的高壓統治，對外則鄙視一切外國思想文化並視為毒蛇猛獸、不讓人民用外國的觀點對國內的狀況「說三道四」（中國外交部最喜歡用的成語）。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建立一個思想水準相當於大明帝國、大清帝國的國家，怎麼看都是很不合理的發展，但是中國做到了：在網際網路四通八達的現代，用網路長城阻隔、審查中國人民對內、對外的資訊流通；用大量監視器建造全面監控人民的「天網」，把科技運用到如此違反道德的層次，真可說是前無古人！

中國政治傳統上「外儒內法」的統治方式，是過去中國落後的原因之一，為了「鞏固領導中心」而採取反智的統治，使得歷代知識份子只能成為服務帝王的僕人，和共產黨要人民「為黨服務」是一樣的反智統治。要余教授去支持這樣充滿古代中國陳腐味的政權，對於一個以儒者自許的學者來說，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在前幾年全球一面倒的中國熱中，余英時教授的反共立場顯得過時而頑固；但是在中國對全球漸漸關上大門之後，我們所看到的共產黨政權，就和余教授所批評的傳統中國政權一樣，只在乎領導者的政權是否穩固，對於人民所應擁有的人權與自由，隨時都可以用「國家安全」或是「維穩」來任意剝奪，這樣的極權國家會有穩定且長遠的未來嗎？

「歷史與思想」這本書涵蓋了很多重要的觀點，很難用三言兩語輕輕帶過，只好分成上中下三篇來介紹。余英時教授重視「思想」，認為人的思想以及主動的做為，都是歷史中很重要的部分，不能用「歷史的必然性」來迴避身而為人所必須負擔的責任。最後用余教授在香港《蘋果日報》被迫停刊後，寫給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周保松的回信（參考資料2）作為本篇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