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可以將他自己與其民族的歷史切割。一個人不該也不能讓歷史睡去,否則歷史會再次重演,並且成為現實的一部分。」
“ No one can divorce himself from the history of his people. One should not and must not let history rest because otherwise it can rise again and become part of the present. ”
奧斯維辛集中營裡惡名昭彰的約瑟夫.門格勒,曾經手染幾十萬猶太人的鮮血、做出許多慘絕人寰的惡行,這位人稱「死亡天使」的納粹軍醫於家鄉巴伐利亞 Günzburg 的紀念碑上,烙印著上述這段話,周遭許多隻飽受驚嚇滿是無助的眼睛圍繞著,彷彿在說:為何歷史需要被謹記、被尊重,而不只是「知道」歷史。雖然這是否代表德國人正視了民族傷痛,彌補了歷史共業?還無法妄下定論,但畢竟理出一個答案,並展現出更高的氣度。
在眾多關於大屠殺的文本裡,無論普利摩.李維、安妮.法蘭克、《索爾之子》、《美麗人生》、《辛德勒的名單》、《穿條紋衣的男孩》⋯⋯等,每個人的故事都只是一個小點,密密麻麻的點集結成線,成千上百條線交織成面,細看之下才會感受到曾經存在的溫度。那斑斑血跡都是暗紅色的生命灰燼,因為發生過的從來不會消失,如果任由時間洪流沖淡這一段沉痛的、永遠無法癒合的傷痕,則歷史只會以各種型態不斷輪迴循環。
幾乎所有以納粹與猶太人為主軸的作品,最後的矛頭都會指向人人聞之色變的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親眼見識過地獄煉火的人們,明白生與死之間背負多少沉重的意義,明白文明與生命價值只是癡人說夢;明白忠誠與正義之下的犧牲可以是上百萬人的哀嚎,明白不把人當人看的一張張面孔是何等冷酷扭曲。更明白匍匐於深淵之底時,尊嚴與人性還殘存多少。
BBC 在 2005 年所拍攝的記錄片影集《奧斯威辛:納粹的最後對策》完整詳述了奧斯維辛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物資短缺的波蘭政治犯監禁處,擴建成為擁有大型毒氣室與焚化爐的奧斯維辛、比克瑙、莫諾維茨三大營區,超過 110 萬的猶太人命喪於這座駭人聽聞的死亡工廠。納粹從歐洲四處強行關押猶太人,一批一批運進來後先實施篩選,老弱婦孺與無法從事生產者直接送去「洗澡」,身體強健可以提供勞力者,則是日以繼夜地不停工作。但無論如何,他們的命運終究會殊途同歸,也就是死亡。
比照所有德國集中營,奧斯維辛入口處高掛著「Arbeit Macht Frei(勞動帶來自由)」,原先的計畫是將波蘭變成納粹的奴隸國家,而奧斯維辛並非為了殺戮而建造,最初只設定為打造一個東歐的「德國城」範本,類似當今西方社會常出現的「中國城」概念。但希特勒的野心更大,意圖重建德國的國家版圖。所以德國城不再需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殺人工廠:納粹深信,猶太人是一次大戰德國之所以吞敗的主因,而且正在祕密籌畫一個駭人的陰謀,即使猶太孩子不會傷及他們一根毛髮,但流淌在這些身體裡的血統卻是以後的敵人,所以要儘早根除他們,杜絕後患。
單單是 1942 一年,就有 20 萬人從歐洲各地被送入奧斯維辛,包括法國、荷蘭、比利時、南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德國,七成的人抵達此處後直接被送入毒氣室,該年各地集中營加總起來所殺害的人口則高達 127 萬 4 千多人。
任何人都無從選擇成為歷史的哪一部分,在惡行發生當下,考驗的是人們的意志力,而發生過後,考驗的則是我們的道德觀。
《園長夫人:動物園的奇蹟》劇照/ifilm 傳影互動
在奧地利與斯洛伐克被併吞後,波蘭首當其衝,《園長夫人:動物園的奇蹟》正是如此背景之下發生於華沙的故事。管理華沙動物園的這對夫妻不只對動物抱著耐心、愛心和熱情,更在猶太人遭受德軍迫害時,不顧自身安危,利用動物園得天獨厚的空間和地理拯救數以百計的無辜生命。
單純無害的動物對比著殘忍無情的人類,透過園長夫人安東妮雅的眼神與言語,從一個堅毅又溫柔、勇敢又脆弱、悲憫又纖細的角度,訴說戰爭發生時女性所面對的悲哀和絕望。動物園成為國家的縮影,希特勒的種族淨化論調依然在此上演,似乎對待猶太人與動物的方式並無二異。然而土地可以承受轟炸,家園也能慢慢被重建,有人泯滅人性的同時,也有人不計代價伸出援手。三百位萍水相逢的過客在地下室裡留下滿滿牆壁的塗鴉,訴說著一幅又一幅殘忍與美麗交織成的生命畫像,在黑夜裡兀自綻放。
隨著波蘭淪陷,二次大戰也正式爆發,1940 年開始的兩年內,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與法國相繼投降,由於法國政府不願得罪當時的德軍,遂成為西歐第一個妥協與納粹合作的國家,由巴黎警方出面搜捕境內的猶太人,血淋淋地上演「巴黎冬賽館事件」。改編自《莎拉的鑰匙》原著小說的電影《心鎖》,虛實交織的故事即建構於此。
這些人眼睜睜聽到法國警方嘴裡吐出那句 Heil Hitler,彷彿宣判自己的死刑,只因他們生而為猶太人,眼裡盡是未知、驚恐、無助與絕望。小女孩無論是否及時拯救弟弟,都扭轉不了命運的無情,這一把鑰匙,狠狠鎖上莎拉的心,卻同時開啟國人不願觸碰、更難以遺忘的一頁血肉模糊的歷史。在緣分牽引之下,兩條故事線冥冥中緊緊糾纏,六十年的今昔交錯,六十年的江水滔滔,縱使只是納粹泯滅人性的罪行的一部分,卻是一個國家永遠無法真正縫合的撕裂傷。從上至下,由裡到外,觸及了世世代代的人民。
《心鎖》從小人物看大時代的背景,將歷史忽遠忽近的抽象之感牢牢捕捉,曾經發生過的從未逝去也並不遙遠,如何切記民族的傷痛,如何勿忘和平的代價,如何尊重歷史的血淚?這個悲傷的故事也於天空滿布的烏雲邊際隱隱傾瀉了銀色的光芒,畢竟理解往往就是和解的第一步。
為了保障德國人未來不受猶太人的蓄意迫害,1942 是希特勒的猶太人滅絕行動「最後對策(Final Solution)」正式啟動的那一年。13 歲的 Anne Frank 躲入了阿姆斯特丹運河旁的密室,兩年不見天日的時光成就了改變世界的偉大文學之一:《安妮日記》。
安妮.法蘭克的日記,1942 年 9 月 28 日
密室的生活何其封閉,危機四伏寢食難安,卻無法阻止陽光灑落臉頰,無法限制雙眸仰望藍天,更無法禁錮希望和夢想的落地生根。安妮超齡的筆觸紀錄著小小空間裡八個人種種緊密的互動和情感流竄,當然也有數不清的自私自利,口角摩擦。舉凡外面世界的政治變化、戰爭情況、戰機轟炸,亦未曾遺漏。遠比拋頭顱灑熱血更駭人的,莫屬日以繼夜的精神凌遲、意志消磨了,我們彷彿看見一個小女孩日夜盼望重見天日的那一刻,以為自由與和平已經近在咫尺,卻發現一步之遙的距離可以是生與死、人間與地獄、希望與絕望的千里之隔。
多年後再次細讀此書,從內心深處哽上喉嚨的酸楚,更讓人學會珍惜生命的美好。而今的我們隨時都能在藍天白雲的圍繞下悠然散步,那卻曾經是這位小女孩畢生最大的心願。1944 年 8 月 1 日星期二,日記戛然停止在這一天,一頁一頁樸實真摯的文字,乘載著生命與希望的重量、孤寂與折磨的啃食,更保留情緒與感受的真實。每觸碰一次字裡行間的溫度,就像再度體會安妮來不及長大的人生。
「在理性成熟到足以理解黑暗面之前,童年的感知來自純粹的聽覺、嗅覺及視覺。」
“ Childhood is measured out by sounds and smells and sights, before the dark hour of reason grows. ”
刻畫奧斯維辛的電影數不勝數,其中有許多選擇透過孩子們純淨的視角,呈現讓人痛徹心扉的過程。《穿條紋衣的男孩》片頭開門見山地點出故事的核心思想:孩子們猶如一張張白紙,沒有意識到黑暗險惡之存在,也不懂成見與歧視所謂何來。銀鈴般清脆的童言童語裡,盡是對世界的不甚理解,成人世界顯而易見的隔闔與選擇性忽視,倒扣在奧斯維辛的穹蒼之上,藩籬殘忍地將人與非人一分為二。
眼見天空瀰漫著黑煙,讓人難忍的臭味從煙囪陣陣冒出,只有納粹軍官還能笑著說猶太人燒了聞起來更臭,看著母親一臉驚駭,布魯諾滿腹疑問。每天見到「農場」裡每個人都骨瘦如柴,穿著骯髒的睡衣忙進忙出,連踢足球、下棋與填飽肚子的自由都沒有。好不容易穿過了鐵絲網,只為幫忙尋找新朋友薩穆爾的爸爸,跟隨一群人淋著雨被驅趕進去「洗澡」,天真地以為只是暫時棲身等待雨停,沒想到厚重的鐵門硬生生關上,從上方灑落的粉狀物就是齊克隆 B。在這之前,八歲的布魯諾對世界的背面都還一無所知,卻為了大人們的荒謬惡行,付出慘痛的代價。
除了《安妮日記》、《穿條紋衣的男孩》,同為孩子視角代表作之一的《美麗人生》,雖然沒有點明是哪個集中營,卻能確定並非奧斯維辛,因為最終解放該集中營的並非美軍而是蘇聯紅軍。
片中男主角不會講半句德語,竟冒著生命危險充當翻譯;每天累得筋疲力竭,依然持續為兒子編織美麗的謊言;即使分隔兩處,仍想盡辦法向妻子報平安以解相思之情;即使到了生命盡頭,在兒子天真無邪的雙眼注視之下,還是擠眉弄眼強顏歡笑。獨自一人往往走不長遠,然而能在水深火熱的黑暗時刻裡撐起一家人的希望,是愛的力量賦予他勇氣,展現如此崇高的智慧,以性命保護兒子的樂觀、笑容與一線生機吧?
集中營裡最缺乏的,就是人性與關愛,這齣讓人泣不成聲的人間悲喜劇著實偉大,作為一部歷史電影,將集中營的殘酷震撼而內斂地隔絕在孩子的世界之外;作為親情電影,則透過行動證明並非每一位超級英雄都穿著披風,孩子真正成為了讓人變得更好的動力。
如果這個世界有神或上帝,那集中營就是一個神與上帝都不願意靠近的地方。奧斯維辛是納粹親衛隊(SS)的天堂,充滿美酒佳餚、貴重財物,卻同時也是猶太人骯髒荒蕪、飢寒交迫的疾病溫床,更是文明的煉獄。想真正深入體會奧斯維辛裡是什麼樣貌,除了翻閱下面介紹的《如果這是一個人》,還可以觀賞 2016 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得主《索爾之子》。論所有以集中營為主題的電影,最寫實的非此片莫屬。
《索爾之子》的背景設定於 1944 年,這一年是奧斯維辛歷史最惡名昭彰的一頁。被加速殺害的猶太人大多來自同一個地方:匈牙利,雖然匈牙利早已和納粹於二戰中站在同一陣線,但希特勒始終不信賴匈牙利政府,因為當初他們拒絕交出境內的 76 萬名猶太人。於是 1944 年,納粹強硬展開匈牙利遣送行動,還特別建造鐵路,將大批猶太人直接送入奧斯維辛的滅絕中心比克瑙。四座連接著毒氣室的焚化爐日以繼夜不停運轉,主角所屬的特別支隊即因應加速的滅絕任務而組成,必須承受屠殺自己族人的身心折磨,負責收集並燒毀日以萬計的成堆屍體,稍有遲疑,就會立即遭到處決。他們說:毒氣室裡呼喚上帝的哀嚎,彷彿就是來自墳墓的聲音。
不塑造英雄,不刻意批判,《索爾之子》單單憑著景深之外的模糊與未知,搖晃跟拍的長鏡頭和主角麻木疲憊的面龐,便讓整部電影瀰漫被死亡氛圍籠罩的臨場感。在一個被上帝遺棄的地方,他機械式地隱藏起自己的良知,想盡辦法安葬一個不確定是不是親生骨肉的男孩,宛若自己生命的最後一絲救贖。因為無論成功逃離或苟且偷生,其實都不再重要了,在深淵之底匍匐太久,思考與回憶都成為折磨,善惡、公平皆毫無意義,連不快樂的感受都是奢侈。而靈魂,更早已被消磨殆盡,奄奄一息。
納粹黨是德國民主選舉出來的執政黨,因此讓希特勒有了崛起的機會,真相是人民選擇盲從而非反抗,加上對於一己私利的欲求不滿,才縱容這些少數人的種族優越與反猶意識,決定了整個國家的意識。集中營裡悲劇的發生,以及純粹的邪惡,已經超越黑格爾口中所謂「對與對的衝突」,是參與這段歷史的每一個人都需要承擔的責任。當時受到屠殺的猶太人中,德國籍不過僅佔 3%,希特勒所帶來的傷害遍及歐洲,如此視人命如敝屣、泯滅人性慘絕人寰的集體罪狀,經過了不到一代人的時間,竟然似乎被淡忘了。如今種族意識再度因為政治的分化而被激起,德國社會的猶太人歧視依然嚴重,轉型正義又真正落實於德國境內與境外了嗎?這是在看遍生命悲歌後,值得人人仔細深思的問題。
普利摩.李維的《如果這是一個人》與埃利.維瑟爾的《夜》、安妮.法蘭克的《安妮日記》並稱關於納粹猶太人議題的三大經典小說,其英文版本翻作《奧斯維辛生還錄(Survival in Auschwitz)》,冷靜寫實的文字讓人不自覺重疊著《索爾之子》的電影畫面,血跡斑斑地與讀者、與自己、與納粹、與世界對話。
卡爾維諾為他寫序,菲利普.羅斯特別訪談他,普利摩.李維身為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此本撼動世界的著作卻隔了七十年才在台灣出版繁體中文版。他帶著科學家沉著細微的觀察力洞悉人性的集體瘋狂,更以倖存者的角度紀錄被剝奪生命意義的悲痛,「哀悼情緒與無可慰藉的絕望氛圍」瀰漫在整本回憶錄裡,每個置身其中的悲慘生命不計一切代價、只為了「存活」。
「李維不止於讓事實說話,亦評論事實,但從未提高音調,也不曾刻意採取冷靜的語調。他只是精準而平靜地研究:一個泯滅人性的實驗裡,置身其中的人,究竟能保有幾分人性。」
第九章是《如果這是一個人》的分水嶺,不停提問之菜鳥與懂得門道之強者的分水嶺,但在集中營的世界裡,所謂的善與惡、生與死、勇敢與懦弱、幸福與苦難,都不再等同於我們當今在思考與行動皆自由的環境裡、所建構出的認知,泯滅人性與創造人性同等困難,極致的幸福與極致的苦難都很難達成,但德國人確實辦到了。在納粹的扭曲統治之下,能否成為少之又少的生還者之一,最重要的還是取決於適應能力。李維細膩描繪求生意志最脆弱與最堅強的時刻,人性本質最善良和最醜陋的一面,然而,當一個人的靈魂被凌虐折磨到徹底抽空,只剩一具行屍走肉的空殼時,已經感受不到活著的痛苦,也疲累得難以理解死亡。這是多數集中營裡猶太人的處境,那些血淋淋被地獄吞噬的滅頂者,活著與死亡其實沒有太大的區別。
但是活著揭露這個故事的人呢?發生於集中營的苦難極致深沉到無法抹滅,煎熬、悲痛與恐懼彷彿毒液一般就此流淌在去煉獄走了一遭的軀體裡,如影隨形。最後李維依然在 68 歲時結束了自己的性命,如同埃利.維瑟爾所言,他的靈魂早已凋零在那十個月奧斯維辛的漆黑之中。許多人去參觀奧斯維辛舊址時,是笑著踏進去,哭著走出來的,當你讀過《如果這是一個人》,更能深刻體會如此感受。這個充滿奴役與麻木、絕望與毀滅、死亡與垂死之人的煉獄是何等喪心病狂?普利摩.李維所刻劃的,是我們共同背負的歷史創傷,再如何難以直視,都得學習認識我們人類的陰暗深淵。無論如何請記得,《噩夢輓歌》的原作者休伯.塞爾比曾說過:凝視著人們內心最黑暗的部分,便能找到光明。
「正因為集中營是用來讓我們淪為野獸的機器,我們絕不應淪為野獸;即使在這樣的地方,人也能存活,因此,必須保有存活的意願,我們得活著出去,向世人訴說我們的遭遇,作為見證;而為了活下去,很重要的是,至少要保住這副軀殼,這身形骸,這個代表文明的形體。
我們是奴隸,被剝奪了所有的權利,暴露在各種凌辱下,幾乎可以說死路一條,但我們仍保有一份能力,而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地捍衛它,因為那是我們所剩的唯一一項能力:拒絕同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