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3日的清晨6點,陳文成被發現陳屍在台大校園草皮,官方的說法是「畏罪自殺」,死亡證明書寫的是「高處墜落,出血過多休克致死」。收到這份報告時,他的父親陳庭茂生氣的說:「哪有墜樓的人頭、 手、足都完好的道理?我兒子絕不是墜樓死亡,絕對不是,我不要那張死亡證明!」
我們先說說,誰是陳文成?
陳文成,1950年生,18歲參加聯考,以全國第二名成績考上台大數學系,退役後考上台大數學研究所,半年後拿到美國密西根大學數學所獎學金,赴美一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及精算師執照,僅僅兩年後就以第一名成績拿到博士學位,並留在美國大學任教。
在美期間,陳文成始終心繫台灣,當時任教的大學校長曾勸他歸化美籍,陳文成回答:「台灣是我的故鄉,台灣的山才是山,台灣的水才是水。」他積極參與同鄉會的各項人權遊行,曾當眾焚毀蔣經國照片,並在寄給美麗島雜誌的捐款支票上,光明正大寫了自己的姓名,也埋下了禍根。
1981年5月19日,闊別六年後,陳文成帶著妻子及未滿一歲的兒子從美國返台探親,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6月30日,陳文成遭警總約談,問了他兩個名字,陳文成當下沒想起來:好客的他,曾經人介紹,讓其中一人在他家中借宿一晚,那人當時正四處奔走找人翻譯《美麗島》雜誌。
7月1日,陳文成原本買好機票這天回美國,但警總不發出境證走不了,意外回不了美國的陳文成,晚上家人聚餐時刻意隱瞞了被約談的事,他的父親陳庭茂先生之後都一直記得,陳文成當天那一語成讖的謊:
爸,我想我這一去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所以想多待幾天,陪你。
7月2日,三個大漢闖進陳家門出示警總傳票,陳文成的太太表示要保留傳票,但對方不肯給,說是要拿回去交差,就這樣,未留下任何憑據,陳文成被三人帶走,時間是早上8點半。
隔天清晨,陳文成被發現陳屍在台大校園草皮,他為了心愛的故鄉和家人,千里歸來,但佔據故鄉的殖民政府卻將他從家裡帶走,一去不返。他的人生,永遠地停留在31歲。
警察不讓家屬到現場認屍,一直拖延到晚上7點半,家屬才在殯儀館見到他的屍體。父親陳庭茂先生在他所著的《我的轉捩點》一書中,是這樣描寫當時他見到的、他最心愛的兒子:
手肘、手指都是刺洞,大腿瘀黑,頭歪在一邊。眼睛睜得大大的,我幫他閤上眼,一碰他的頭,血就從嘴角流下來。媳婦說,阿爸,阿成這樣睡比較舒服,我們不要動他了好不好⋯
這絕不是自殺。抱著這樣的信念,從那天起,已高齡70歲的陳庭茂老先生,開始在戒嚴時期的台灣,親力親為地投入黨外運動,並在情治單位監視下召開記者會,親自提出七大疑點:
- 台大研究圖書館草地如果是第一現場,那麼一定留有大量血跡,可是現場並沒有,而且阿成伏臥之處有玻璃碎片,如果從高處落下,這些玻璃為何沒有造成新的傷痕?
- 阿成的皮帶為什麼會繫在胸口和腹部之間?為什麼沒有穿襪子?他生前並不是這種打扮?
- 阿成的恥骨破裂三公分,這種傷不是跳樓所可能造成的,顯然受到外力撞擊。
- 如果臀部先著地,那麼肋骨怎麼會斷十三根?
- 如果胸部先著地,那麼恥骨不可能破裂。
- 「證人」鄧維祥說阿成死前去他家吃芭樂汁、葡萄、煎蛋、洋火腿,但是解剖結果阿成胃內空無一物,阿成顯然在死亡前八小時內沒有吃過東西。
- 命案現場為什麼沒有保留,家屬尚未認屍就草率移屍?
代表陳文成任教的卡內基美隆大學前來台灣驗屍的法醫魏契(Cyril Wecht),則在他所著的《為民主而死》中,留下這樣的紀錄:
「我對陳文成的遺體做過解剖,也對他墜落的現場進行過檢視(inspection), 兩者都提供了使我認為與自殺不符的證據。」
「第一,他的遺體被發現時,是仰躺在溝子上的,背部朝下;第二,他的所有的傷只侷限在他的肋骨、胸骨和脊髓柱。以實際狀況而言,陳文成不可能爬上護欄跳落自殺而在離建築那麼近的地方以背部著地,並不是說跳樓的人會盡量跳得遠一些,而是他會要跳離建築物 (clear the building)。已有證據證明陳文成的身體曾撞到二樓的平台,一個人不可能跳高、跳出去(jump up and out),然後身體又回到靠近建築物的地方,這不合邏輯。」
「假使是自殺,我懷疑應該有其他頭部、頸部、臉部或手部傷。假使是自殺,我想陳文成的遺體會墜落在離建築物較遠的地方,不是在水泥地上,而是在草地上, 他會嚴重受傷,但不會是致命傷。陳文成身上的傷,比較像是他被某種方式導致無法自主(incapacitated in some fashion)後,再被抱起來越過護欄直直地丟下。」
2019年,國史館出版了《陳文成案史料彙編》,首度紀錄了當年警總對陳文成近200頁的談話錄音帶譯文,當年負責偵訊的上校鄒小韓,連陳文成與小學同學或美國室友私下吃飯聊天的對話都能詳細掌握,當時特務佈下的天羅地網可見一斑。但即使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恐怖監視之下、即使經過了12小時肉體及精神上的凌遲,陳文成依然堅持著自己的信念。
「你作為國民黨員,盡了什麼義務?」特務問。
「我支持民主。」
「姚嘉文寫的文章就是顛覆國家!」
「在我看來不是。」
「你在海外這幾年,為台灣做了什麼?」
「我一直希望台灣進步。」
這樣不亢不卑的字句,留在了戒嚴時期的檔案局,就像是大海上的微光、夜深中的螢火,時時刻刻提醒著我們,即使在台灣最黑暗的時刻,我們仍有著如此高貴的人格。
2020年,促轉會請台大法醫所教授李俊億再次鑑定,得出的結論是:陳屍處並非第一現場,他殺可能高。促轉會並在調查報告中,直指警總介入偵辦涉有重嫌,這是官方第一次承認政府在這起命案上的錯誤與責任,但至今,真相仍未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