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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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的政治哲學智慧是「為了止血而發明的止痛藥」。
它成功治癒了當時的宗教內戰，但今天，我們正面臨藥效退去後的副作用：一個精密運轉、安全、富裕，但精神空虛且無法凝聚共識的機械世界。
十七世紀的科學理性，本質上是一種「清潔運動」。
它為了獲得絕對的確定性（像幾何學一樣無可辯駁），清除了世界中所有模糊、曖昧、不可控的因素——也就是清除了情感、信仰、傳統和意義。
它給了十七世紀的人類一個強大的承諾：「只要你能算出公式，你就能掌控命運。」
這是近代自由主義的奠基期，也是科學理性與主權建構時期。
這個時期人類試圖模仿自然科學（幾何學、物理學），為國家建立一套理性的邏輯基礎。
但十六世紀的神權與王權的爭執仍然延續著，基於賦權起源的爭議，引發了數百萬人陪葬的殺戮，讓上帝的權威進一步被架空。
一般談到十七世紀科學革命，我們很快想到英國著名的思想家培根，並評價他為改變人類命運的關鍵角色，其提出的歸納法和觀察法影響後繼無數的科學家們在該基礎上精進與發展。然而，培根如何在重視醫學、神學和法學的社會背景和學術風氣下，吸引年輕學子進入尚不成熟的科學領域？這背後的故事如今卻鮮少被提及討論。
在藝術與科學尚未分家的時代－－尤其文藝復興時期，像達文西這樣的人並不是特例。它們是一些技藝的鑽研者、進步的追求者。他們的創作與對自然的探究相互纏繞，持續積累向前，直到藝術不再把「再現自然」當作理所當然的首要目標時，它才與我們現在說的科學分道揚鑣，展開其他方向的追求。
新理論必須從「科學外」的角度得到支持者，譬如克普勒的「太陽崇拜」使得他成為哥白尼理論的追隨者、科學家基於「數學上的美感」、提出理論者的人格魅力等理由支持新理論。新理論必須先吸引到一批人信仰，才有人會專門為它進行科學實驗、打造更多堅實的論證，才賦予了它在理性層面上有與當前理論抗衡的基礎。
那個所謂的「元素定義」只是對一種傳統化學觀念的轉述而已，那既不是波義耳獨創的，他也並非想要用這個定義創建自己的「元素說」。波義耳真正的貢獻在於，他把「如何考慮元素」的關鍵從「物質的特性」導回到了物質本身，挑戰了古代自然哲學與傳統煉金術的邏輯，並且將「化學」這門學問，從它服務的實踐領域中獨立出來。
經過了前面的鋪陳之後，孔恩從第九章開始正式進入關於「科學革命」的討論。為什麼這種典範的變遷要被稱為「革命」？孔恩從政治發展中的「革命」與科學革命的相似之處開始談起。
對孔恩來說，常態科學研究本身雖然保守、且並不希望典範被改變。但是常態科學的研究反而可以透過「讓科學家發現更重要的異常現象」促進典範改變。透過常態科學的持續研究，科學研究的目標變得更深、更廣、更精確，也有更好的儀器去把事情研究得更精細。這時科學家將有機會發現一些過去的人沒有機會發現到的異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