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曼的困惑與人文學的價值（一）：無用的學問
〈費曼的困惑與人文學的價值（一）：無用的學問〉2023-05-26
一場在美國長島舉行的跨領域研討會中，物理學家費曼注意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他發現主辦單位給的建議書單裡的書他一本都沒讀過，而那些與會的其他人員－－包括牧師、教士、法律專家與歷史學家－－討論的問題他一點都聽不懂。他不知道牧師口中「知識的支離破碎」（在牧師的說法中：這是因為關於一切事物的解釋不再全都來自於上帝）為什麼是一種道德問題，其他人並不擁有和他相似的疑問，卻又沒辦法清楚地解釋給他聽。他試著在研討會的第二天提出他的困惑以及釐清定義的需求，並得到了「費曼先生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觀點」以及「我們以後再討論」的禮貌性忽略。
根據費曼的自述，他曾經嘗試去反覆閱讀那些他看不懂的文句，譬如：「社會區域的個體份子常常透過形象化的、符號化的管道獲得資訊。」並最終恍然大悟地翻譯出「大家都閱讀」。他發現這些人和他們的文章什麼都沒說，並補充了一件趣事，速記員私下告訴他，所有人說的話裡面只有費曼講的話他聽得懂。費曼的結論是：「會議中有很多假裝成聰明人的笨蛋，他們不誠實且令人生氣。」
這段故事是具有啟發性的，同時也給了我們一個重大的警訊。一方面，費曼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有時人們沉浸於一種「看似深刻」的討論之中，但那裡其實沒有太多新的東西，人們只是以一些陌生化的詞彙重述世界裡再平凡不過的事情。
但在另一方面，雖然上述那段話不是原文，而是費曼憑印象重構的，但「社會區域中的個體」與「人們」真的是完全等價的嗎？當一位學者去指出這些獲取管道的資訊有「符號化」的主要特徵時，他真的什麼都沒說嗎？
孔恩的反省與「典範轉移」
同樣作為物理學家，孔恩在閱讀亞里斯多德《物理學》的第一時間也同樣覺得那裡頭錯誤百出，無法為現在的物理學提供幫助。但他並不是像費曼那樣快速地得出「對方是笨蛋」的結論，他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在物理學之外，亞里斯多德能夠那樣的清晰敏銳，但一碰到物理問題，他的才智就發揮不出來了呢？同時，他也思考著：為什麼這樣的觀點能在兩千年裡被人們廣泛接受？
孔恩並沒有快速地接受「因為迷信、因為崇尚威權」或「因為形上學和語意學的混亂、因為沒有好的檢證標準」等等的說法，而是發展出了一種思維模式，他發現那裡有某種與當前的科學截然不同的「典範」，當我們學著從亞里斯多德典範來看這些物體運動現象時，那些漏洞百出的語句一下子就都合理了起來。「尋出一個使這部原典像是出自一個理智清明的人的手筆的讀法」從此成了孔恩從物理學家轉向為一位科學史家時的核心思路。
我們曾經聽過一些初步接觸社會學但不怎麼感冒的人調侃那些「教授與學長姊掛在嘴邊的術語」：「文本」不就是書嗎？「脈絡」不就是上下文？「結構」、「階級」、「批判」，反正這群人就是些仇富又憤世嫉俗、偽裝成知識分子的暴民嘛。
在台灣，這樣的現象會直接被連結到「文組」與「理組」之間的對立。兩邊都隱約地知道對方懂一些自己不懂的東西，但在更大程度上，就像費曼一樣，人們大多時候相信對方是一定程度的笨蛋。我們會注意到當兩個人在一個議題上有著截然不同的想法時，他們往往不會只在那個別的一個議題有爭議，兩個人幾乎是用完全不同的「典範」或「概念／詞彙組」在看一件事情。
於是就像在物理學那裡發生過的：牛頓物理的「質量」跟愛因斯坦的「質量」之間的截然不同，以一種新的面貌在中國網友和台灣網友之間再次發生：「質量很好？你是說品質吧？還是你是說質跟量都很好？」說的人覺得自己講得很清楚，聽的人覺得有夠奇怪。但這是因為其中一個人「錯」了嗎？還是我們根本還沒找到路來展開溝通？
反身性與方法論問題
孔恩注意到，社會科學家對於何為「正當的科學」與科學方法論的問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彼此意見不同，並經常有公開的爭論。但自然科學家雖然並未擁有對這些問題更加經得起考驗的解答，卻鮮少有人對本科的基本論點進行爭論。
我們可以想像，許多出色的自然科學研究者並不關心那些「使科學得以為科學」的東西。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學者卻不停地向自身追問。韋伯一直想處理那些對他而言更重要的實踐世界中的問題，卻「不得不」把大量的時間花在那些逃避不了的方法論上。那不是因為他覺得有趣、甚至不是因為那些方法論更重要，而是如果沒有先處理這個，過去與未來的每個傑出學者都可能一直走在錯誤的道路上。
就像胡塞爾注意到的，自然科學的精神只注重它不斷累積的成果，沒有回頭去審視那些一般性問題。對這類精神而言，除了「可透過實驗檢證」的對象之外，其他東西都是空洞的填充詞。
速記員聽不懂那些話可能是因為他沒有機會受到相關的教育，但費曼不一樣，他對於自身知識系統的過份自信以至於他沒辦法像孔恩那樣注意到：原來可以有無數種互不相容卻各自富有解釋力的理解世界的概念系統。光是活在他自己的知識體系裡面他就能夠過得很好且持續地信賴自己足夠聰明。
費曼認為：「如果有件事你可以用數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描述，卻沒辦法讓人馬上知道你描述的是同一件事，那這件事可能就是簡單的。」但更有可能的事情是，多數的事情沒有辦法數學化地給出一個標準答案。它們複雜到有無數種截然不同的描述方式，其中的大部分是另一個人從未想過，且需要花心思去閱讀與理解才能逐漸明白。
當自然科學與人文學脫離斷裂
「知識的支離破碎」或許真的是一個道德問題。不見得要和上帝有關，而是現代人已經可以過於輕鬆地去拿著那些精細化的知識片段，便以為自己完全掌握到了世界。的確，沒有那些精細化的物理知識，人類無法發明出原子彈。但也正是因為那些脫離了人文主義關懷後的精細化物理知識被無機地控制在了擁有特定意識形態的軍事科技複合體之下，人類才發明並發射出了原子彈。
「我記得，當時唯一的反應－－也許我自己的反應已經讓我喪失了理智－－是十分得意和興奮。……而同時，廣島的人們正在死亡、掙扎。」；「有一天我和母親在紐約的一家餐館裡……我意識到，假如在紐約的 34 大街上扔一顆那樣的炸彈，巨大的爆炸會一路捲來，這些人都將死去，這裡的一切都會被殺死。而且不會是僅此一顆，繼續造原子彈是很容易的……我感到很不安……我真的陷入了一種壓抑的狀態。」
費曼和我們每一個人一樣，有情感、有反思與發現錯誤的能力。但即使發生在曼哈頓計畫之後的種種事情引發了他的反思與不安，他還是沒能意識到那些存在於他不了解的另一類知識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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