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 近代社會的轉捩點

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的大事，如果稱它為近代社會的轉捩點，相信也不會引起太大異議。五四運動，從狹義說，是巴黎和會所引發的一場社會運動，從1919年5月4日的學生示威開始，至同年6月28日中國代表拒簽和約結束。這場軍閥時期的「插曲」，帶來整個社會深遠的影響。

1919年5月4日，約三千名北京大學生在天安門集會，提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訴求，繼而遊行往使館區申訴。學生途經曹汝霖住宅時，部分激進分子在曹家縱火，並毆傷在宅內的章宗祥。軍警拘捕多名學生，北京政府擺出強硬立場。

學生被捕，引起各界的強烈回響，各地紛紛聲援，遊行示威，進行罷工、罷市、罷課，又推動罷買日貨。北京政府承受的壓力也不限於「百姓」，例如北京大學校方蔡元培辭職，多位大學校長聲援等。在社會壓力下，北京政府被迫讓步，其一，釋放被捕的學生，其二，罷免曹、章、陸的職務，其三，拒簽署巴黎和約。

五四運動，學生提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他們是否成功爭取訴求呢？

「外爭國權」。五四運動迫使北京政府示意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巴黎和會簽署和約，令山東問題成為懸案。雖然山東問題沒有得到即時解決，但表明了中國不再任由列強擺佈，步向外交自主，意義重大。從此，列強也開始調整對華的外交態度，美國其後召開華盛頓會議，順道介入山東問題，迫使日本撤軍及交還山東。雖然中國需要賠款及保障日本經濟利益，但算是一場難得的外交勝利。

「內除國賊」。五四運動期間，處理廿一條的外交官員曹汝霖和陸宗輿，及當時的駐日大使章宗祥三人成為民眾追撃的目標，最終被罷免以舒緩民憤。其實他們三人只是執行外交工作的官員，卻被冠以「親日」和「賣國賊」的罪名，這是否合理？袁世凱已故，或許無從追究，但段祺瑞仍然掌權，軍閥政治沒有受到動搖，曹汝霖等人是否只是執政者的代罪羔羊？這值得深思。當然，從另一角度，他們三位官員的下台，對當時百姓來說，的確有內除國賊的象徵意義。

五四運動是否採用了適切的手段來爭取訴求呢？

五四運動，由學生發起，擴展至各地和各階層，成為一股龐大的政治力量。當時年青人主要運用了示威的手段，並透過街頭演講，宣傳品、報刊漫畫等，喚起群眾的投入，示威者中流傳激昂的故事，例如寫血書等，有助把五四的訴求推廣，成功凝聚社會共識。

至於，學生在情緒高漲下，火燒曹汝霖住宅一事，是否合理，則有不同立場的討論。或說是正義凜然的愛國行為，或說是大時代下的無奈選擇，或許是偉大事件中的一點污點。但當時北大講師梁潄溟反對以暴力表達愛國，的確承受當時社會的批評。

五四運動是一宗維持了約兩個月的社會事件，它的影響絕不限於眼前的「外爭國權，內除國賊」，而是帶來整個社會的深遠改變。首先，社會各階層的投入，帶來日後此起彼伏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婦女運動等。此外，五四運動激發的愛國思潮，使民眾認識到必須抵禦列強侵略，反對軍閥政治。在此社會氣氛下，1919年，中國國民黨改組，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新文化運動的西方思潮有利於五四運動，而五四運動又成為新文化運動普及的激化劑。五四運動後，西方學說受到普遍歡迎，傳統禮教受到質疑，追求個性自由成為時尚，甚至主張全盤西化。新文化運動被視為廣義的五四運動，因此，討論五四運動時更要謹慎，不要把兩種「五四」混為一談，五四運動作為社會事件，啟發百姓對時局的反思，需要進行新文化來改變社會，繼而有新文化運動的普及，才有追求全盤西化的種種現象，我們的思考不宜「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