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爾勒與文生

2017/11/23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去普羅旺斯吧,那兒的陽光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暖和而清爽,你可以在那兒見到前所未有的光和鮮艷的色彩,我準備在那兒渡過餘生。」塞尚曾經這樣告訴梵谷。

 

1888年,梵谷搬到南法普羅旺斯的亞爾勒居住。

 

去年的四月二十三日,我來到這個受隆河庇護,被古羅馬城牆圍繞的古老城市亞爾勒(Arles)。在這,我似乎在街上遇見了他。

 

關於梵谷的故事,我們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那鮮豔色彩、充滿濃厚情緒的線條、以及他身上發生的所有悲痛……其短暫的一生早已是眾所皆知的傳奇。那次來到亞爾勒,這個梵谷待了兩年,創作出多件膾炙人口畫作的城市;這個使梵谷精神狀況惡化並走向終點的城市…它卻讓我第一次感覺自己離梵谷如此的近。

 

當時梵谷因畫家好友們的邀請,搬來普羅旺斯居住。「啊,陽光!」梵谷曾如此對亞爾勒的陽光感到讚嘆。這充滿無限生命力的小城市,賦予他旺盛的創造力,讓他拾起畫筆,描繪他在亞爾勒的日常生活與所見所聞。普羅旺斯的暖陽確實讓梵谷不一樣了。短短一年多的時間,梵谷總共畫了三百多幅的繪畫作品,這段時期的作品也被藝術史學家定為梵谷創作生涯的「巔峰期」。然而,靈感來自的是心中難解的苦痛。

 

我走在亞爾勒醫院Escape Van Gogh)的迴廊,納悶到底是什麼讓他陷入絕境,連普羅旺斯的暖陽都救不了他?這所醫院是梵谷割去耳朵後所居住療傷的醫院,雖然精神狀況不佳,他仍舊再度提起畫布,描繪醫院中庭花團錦簇的畫面,畫作看似溫暖,卻仍能嗅出一絲幽閉的氣息。現在的醫院為當地的文化中心,不時會有展覽活動與藝術家駐村。當時來自巴黎的藝術家是以工作坊的方式,邀請當地小朋友與他一同創作心中的「梵谷印象」。他說:「關於梵谷,我們好像知道太多,卻不曾真正認識過他。」

 

是的,我們似乎對於他的向日葵與星空過於熟悉;對於他的房間擺設寥若指掌,但我們卻從沒想過,自己對他是如此陌生。

 

那天傍晚,我走到一條小徑,映入眼簾的是那從小到大就深植心中的〈夜晚露天咖啡座〉。橘黃色的天棚在燈光照耀下閃閃發光,配上深藍色的天空,時間似乎倒轉至1888年。

 

梵谷曾在寫給弟弟西奧的信中提及自己對咖啡館的感受。他說:「這就是他們在這裡的所謂午夜咖啡館,夜遊者如果付不起住宿費,或爛醉如泥,到處被拒之於門外,都可以在這裡落腳;我想在這幅畫中,表現咖啡館是一個使人墮落,喪失理智或犯罪的地方;因此,我選用淡紅、血紅、酒糟色,與路易十五綠、石青、橄欖綠以及刺眼的青綠形成強烈對比,造成一種氣氛,好似魔鬼的硫磺火爐,以表現下等酒店裡暗黑的力量。」

 

他所描繪的所有物件都不再是它們原先的狀態,而是經他眼睛「撫摸」過的所見之物。他對一切事物的熱愛顯現在作品當中,看似瘋狂與憂鬱,卻是一個人對某事熱愛的最佳證據。或許,在短暫的人生中,他持續不斷地與內心的他交戰,但對於所見之物的熱愛,無法阻止他提起畫筆,描繪出不是向日葵的向日葵、不是咖啡館的咖啡館……當心的「感性」超越了腦的「理性」,迷失在橄欖樹與田野的梵谷,被世人認為天真與瘋狂。但對他而言,作畫只是單純想將自己當下的感受「記下」。畢竟,感受是可能比記憶還要快流逝的一樣東西。

 

「也許沒有誰能夠真的拯救的了誰,唯一的辦法只有自救。」

 

或許,梵谷對事物熱愛的無法自拔以及對人命苦痛的無法釋懷,讓他選擇用這種方式「拯救」自己。我們沒辦法真的懂他的感受,但至少我們能從他畫作中的色彩與筆觸,達到某種程度的感同身受。

 

「對你來說,梵谷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當時在醫院的法國藝術家問我。

 

「好熟悉又好陌生。但來到亞爾勒這座城市,似乎讓我更靠近他了一些。我指的是,文生。」

 

「對,是文生。」

 

戴映萱
戴映萱
自由文字工作者、藝術評論、獨立策展人。畢業於東海大學美術系理論組學士,並於2016年取得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策展學碩士。曾任英國人權組織「國際警戒」(International Alert)三十週年慶展覽《創造敘利亞》總策展人、藝術與人權組織「Between Borders」創意空間策展人,近期在倫敦Clerkenwell Gallery策劃展覽「The Xenephobia of Time?」以策展實踐關注時間、移民與國際移動議題。 藝評寫作方面,關注當代藝術與時間、政治的關係,為台灣《藝術家》雜誌倫敦特約作者,並經營個人部落格「The Shape of a Narrative」。 目前居住、工作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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