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專案除了談政治、談時事，偶爾也會談談歷史，在這裡談歷史還是跟公民政治發生連繫的。公民政治時常談公民與政治的關係，其實這個關係有長久的歷史脈絡，也就是說，公民政治也是有歷史意義的。在歷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中，公民這個角色主要由知識份子來扮演，並且有少數幾位傑出的近代知識份子演活了公民該有的角色，就是知識份子議政。
當前，知識份子議政等同於社會的某類公民議政，但已經不同於當代公民議政的意義，與當前相異的是，近代史有個特色是，知識份子幾乎涵括公民身分也是公民的代言人，在政治這個層次上替百姓批評政府而期待改變。胡適，聞名遐邇的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相信讀者在學生時期應有讀過他的文章。本文透過談他對當時的時局看法，試圖讓讀者了解歷史上的知識份子與政治有其緊密關係，進而提出看法與作者一起來思辯的方式看待當代知識份子的公民角色，在關心國家、關心社會其實有相同的出發點，就是認為理想的政治是可實現的。
1937年，中國對日宣戰，中日戰爭全面開展。胡適同時從北大學者身分轉換跑道擔任國民政府國防參政會參議員，他是一位在近代中國之中最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學人，1891年出生於上海。他被認為是第一個大力提倡白話文學的詩人。1904年在上海唸書，第一次接觸到西方學問，並受到嚴復的翻譯和梁啟超文章影響。1910年，他通過政府舉辦的庚子賠款甄別考試被派到美國留學，最初是學農科，後來轉哲學。
在留學美國的期間，胡適曾經寫了一封信投稿國內通訊社對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以及相關的日本對華政策曾有一段清楚的描述：「遠東問題最後解決的辦法，並不在於我們立刻和日本開戰…。我們必須冷靜客觀地去把它找回來…。」
這封「給全體中國同學的公開信」，指出當時留學的同學對於二十一條不應有情緒化的反應，而是應採取「清醒的愛國主義」（Patriotic sanity）。然而這封信在發表後不久卻引起了劇烈的辯論，胡適被他的同學指為「賣國賊」。後來胡適在他一篇英文自傳裡，回憶這件事情說：「我的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往往給我帶來很大的麻煩。」的確，在當時的時空下存在兩種力量，以胡適為主把注意力放在提出各種不同的改革計畫來促成中國現代化，但是這些人仍然屬於少數，更多人把焦點放在對帝國主義的對抗，更偏重於充滿強烈的愛國熱情。
胡適認為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法應該是比建軍更要根本深刻的措施，正如他在1915年2月21號的日記裏所說：「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館、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胡適認為教育才是建立新中國的基礎，他說：「這是由底層做起。」在近代中國的五四運動中，胡適等知識份子曾大力提倡教育的重要性。
從胡適的書信當中看出當時中國情勢的變化，也可說中國知識份子從西方帶來的新思想有別於傳統儒學，特別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政治的改革議論在五四運動之後更是百花齊放，特別是教育、政治思想，西方思想中的教育文化、權力制衡、三權分立、憲政主義等思想在後來影響胡適，胡適後來在他的《胡適日記全集》部份史料中，可以窺見他這類看法，他主要認為，戰爭中的流弊不是戰術有問題，而是軍人獨裁性格太重。
在《胡適日記全集》的第七冊裏，在1937年（民國26年）8月6日的胡適日記裏說到：主旨為大戰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這裡的前面提到胡適與蔣介石的談話，因為談話內容可能有所不足，因此胡適為此先作了一長涵，胡適認為：預備補充談話之不足。談話過程中，胡適認為雖然戰事不可免，但是可以朝向和平去做努力。
理由有三點：
一、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
二、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
三、國家今日之雛型，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胡適認為現在中日關係還算和平，也有機會與日本政府對話，也提到國家軍事的建設很重要，如果國家滅亡，就沒有和平的希望了。我們在他那天的日記中看出胡適對和平的渴望，他不希望戰事擴大，也希望蔣介石能夠了解這一點。這裡的史料價值指出胡適先生的和平主義觀念，與他對七七事變中國對日抗戰的一些看法，基本上胡適是知識份子，他對日本政治有著較為深入的看法，也看出中國與日本軍事之間實力的差距。
因此他又提出：
一、趁此實力可以一戰之時，用外交收復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二、徹底調整中日關係，謀五十年之和平。
胡適認為，除了要用外交手段收復失去的土地外，更要運用軍事保存未喪失的土地。更重要的是，要調整與對日關係，謀求永久的和平。這段史料告訴我們，中日關係在當時是惡劣的，也指出中國在戰事上也節節敗退，失去了許多土地，但是因為在戰事初期，胡適又認為中國的實力並不亞於日本，所以還可用實力展現軍力，或許在戰事初期，中國並未了解到日本的強大軍力，胡適的樂觀在後來隨著軍事實力差距越明顯後，態度即轉趨保留低調。
在民國26年的8月19日當天星期四，胡適日記寫到了下午他又與蔣介石的談話，只是談不出任何結果出來。
希聖來談。下午四點半我們去見蔣先生。談話不很有結果。我們太生疏，有許多話不便談。
我們看出，在戰事不斷擴大後，胡適的態度即轉趨低調，許多話都不能說了，可見戰事之慘烈，時機也已經急轉直下了。
胡適認為蔣介石應該要對日堅持抗戰，態度不應該曖昧。雖然胡適仍然對和平抱持著希望，不過胡適認為既然已經開戰，蔣介石的責任也應該責無旁貸，這段史料告訴我們，胡適認為中國戰事還是需要有位負責任的領導人，也間接提醒蔣介石不要只顧對共產黨的戰事，對日抗戰才是其職責所在。
因此胡適認為說：此是今日政制的流弊，他也不能不負其咎。（他不應兼任軍與政。）
胡適在此提到，中國的政制流弊就是軍人獨裁性格太重，蔣介石此時已經掌握政府軍政實權，個人權力大增，卻沒有任何機制可以抵制他，這點讓胡適很不是滋味，胡適認為，蔣的實力跟他的責任應該是要相同的，權位越大，責任就越大。胡適也說蔣不應該獨裁的，但是蔣介石卻沒有聽進去，卻讓胡適到美國。
他要我即日去美國。我能做什麼呢？
胡適透露出無奈與無力感，中國戰事頻仍，民不聊生，蔣不負起應有的責任，卻想打壓有心關懷中國現狀的知識份子。這段日記史料告訴我們，胡適的心境轉折非常大，顯示出處在當時的中國時空環境裏，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胡適此時也許體會到政治力量深深影響著學術圈子，既然環境不容他，胡適也只好乖乖照蔣介石的安排去了美國。
上述兩篇日記內容是民國26年，也就是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不久，胡適寫出他的一些看法文章。我們知道胡適是一位和平主義者，反對戰爭，但是和平也需要軍事力量為其基礎，胡適也認為中國需要新式的軍隊才能維護中國的和平。總之，在8月6號與19號的日記中，胡適還是寫到中國需要提升軍事實力才能與日本抗衡，但是隨著戰事擴大後，國軍也節節失利，胡適才體認到蔣介石的領導出了問題，於是他寫到他對蔣的失望，也認為蔣介石應該為戰事負起應有的責任，大致上，胡適文章語氣算是平和，文章也有條理，只是胡適應該對蔣的作風有了不同的認知，在某種程度上也有了更多的失望。
在戰時，胡適對蔣介石的領導作風轉趨失望，筆者從日記中推論，因為戰事轉變對中國逐漸不利而導致文人階層對政府不滿的氛圍可能是當時知識份子普遍的心態。另外，筆者認為，從胡適的學生時代到壯年參政的日記中可常看到他熱議時政，胡適身為中國近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知識份子，他秉持著批評政治的態度冀望中國從舊時代蛻變，如果比較中國傳統文人總喜愛為文抒發己志的特徵來說，從傳統文人到近代知識份子在理念上其實是一脈傳承下來的，沒有改變的。
封面照片：1922年的胡適，攝於北京。
出自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三卷）。維基共享，公有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