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華夫
中國於1966年─1976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已近60年了，但中外的文革研究浩瀚如煙，但非專家的知識分子恐仍難窺其真相。本文將梳理文革史實及分析、反省。
本文的寫作體例是使用「超連結文體」─即普遍提供術語的超連結之網上查詢、論證邏輯力求容易理解、及翔實的註腳（參考文獻）─來增加文章的可讀性，幫助知識分子追求知識。（見拙文提高文章「可讀性」及「點閱率」之秘訣─文學與藝術（22））落實美國知名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所說的：「說真話和揭露謊言是知識分子的責任。」(見〈知識分子的責任〉諾姆·喬姆斯基，1967)（1）麥克法夸爾教授的文革歷史：
中西文革研究的權威是哈佛大學麥克法夸爾教授（1930─2019年），他的代表作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3卷本）、《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14、15卷（1949-1982年）》（與費正清合編）、及《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與沈邁克合著）。他花了40年鑽研文革：「我一直堅持我25年前確定的原意:即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的重大事件對中國領導人的思想、行動與相互關係，以瞭解毛澤東為什麼決心將他努力創造的政權摧毀並重建一個政權」（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03. 浩劫的來臨1961-1966 》，第20頁）
並且，在他與費正清合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2年）第14卷》的序言中說：「當然，毛澤東、他的同事和他的繼任者的思想、目標、策略、方針和活動並不等於中國歷史，這兩卷的大部分注意的是評價它們對中國的影響。」換句話說，麥克法夸爾教授認為文革即是毛主席發起的的權力鬥爭。
麥克法夸爾教授說他文革的歷史是以毛主席的思想、動機、及行為來寫的，則他的歷史敘述屬於英雄史觀（或偉人理論），如托馬斯·卡萊爾所說的：「我們所見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來到世上的偉人的內在思想轉化為外部物質的結果，也是他們思想的實際體現和具體化。可以恰當地認為，整個世界歷史的精華，就是偉人的歷史。」（見《論英雄、英雄崇拜和王史上的英雄業績》，（2007），第1頁）也可說麥克法夸爾教授的歷史哲學是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即理念或英雄創造歷史。
當麥克法夸爾教授定性文革為毛主席的政治鬥爭，則文革裡的反右、反修、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批林批孔等看似主義（思想）、意識形態鬥爭的口號，只不過是毛主席的政治鬥爭工具箱裡的工具。
（2）文革的陰謀論：
當麥克法夸爾教授解釋文革為：毛主席「決心將他努力創造的政權摧毀並重建一個政權」，就等於把文革的起源訴諸毛主席的動機，這是典型之文革的陰謀論。
怎麼說呢？
文革的歷史事實正如麥克法夸爾教授花了40年功力所刻畫的政治鬥爭，不僅是赤裸裸的暴力，而且是令人髮指的群眾運動，十足凸顯了人性中非理性之醜惡面貌。但當麥克法夸爾教授認為文革源自於毛主席摧毀現存政權的動機，他就把文革政治事件轉化成陰謀論了。
並且麥克法夸爾教授一生都以陰謀論觀察中國政治。例如，他去世前4年（2016）的83歲時，在紐約時報中文網專訪說：「習近平深知他如果試圖掀起一場如文革一般的社會動亂，他大概會很快下台。全國上下從領導人到絕大部分群眾，沒人想看到文革重演。習近平的控制欲也極強。他希望事件能夠依照他的意願演變發展。毛澤東則不同。他相信如果他發動群眾，群眾會以他的思想為指導做出正確的判斷，然後便會萬事大吉。不過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和文革確實有相似之處。毛澤東發動紅衛兵是為了讓群眾變得具有革命性；習近平發動反腐運動是為了改善群眾，凈化群眾。我認為後者比前者更艱巨。不過歸根結底毛澤東與習近平都希望改變中國人民：毛希望讓他們革命，習希望讓他們聽話。」（見哈佛文革專家馬若德談毛時代與習時代（上））
德國作家魯道夫・洛克說：「因為動機無法適當的推導出最終目的。人類無法推導或預測部落、種族、國家或其他社會群體的命運。甚至命運根本沒有完整的解釋。因為歷史畢竟是眾人目的和目的交互作用的大舞台，因此，每一種歷史理論充其量只是一種可能性;它永遠不能宣稱為不可動搖的鐵律。（見《民族主義與文化》（1933）第6─7頁）
關鍵是，文革歷史事件的陰謀論化遭到丹尼爾·C·海靈格教授的譴責：「當人們用陰謀論去解釋歷史上重大事件和政治革命，最大害處是忽視了重大歷史事件背後複雜的經濟政治之推手力量，而正是這些推手力量滋生了陰謀論。」(見《特朗普時代的陰謀與陰謀論》（2019）第3頁）
那麼，文革背後的經濟政治之推手力量為何？
周其仁教授寫道：「毛主席對集體土地承包給農戶經營的辦法抱有很深的成見。有記錄說，雖然嚴重的飢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許包產到戶，但只要「權宜之計」產生了效果，經濟情況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舉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大旗予以無情打擊。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包產到戶屢起屢背。」（見鄧小平做對了什麼？）
對文革的毀滅性的災難，鄧小平沈痛的說：「不改革不行，不開放不行。過去二十多年的封閉狀況必須改變。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家意見都是一致的，這一點要歸‘功’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了。」（見《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吳敬璉（2010），第75頁）
相對毛主席對集體土地之「很深的成見」，同情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的反對派大有所在，一如1980年代的蘇聯，大衛·科茨教授如此寫到：「但自斯大林時代以來，蘇聯領導層在關鍵政策問題上頻繁發生急劇逆轉。到1980年代，意識形態對大多數蘇聯精英早已不再具有任何實際意義。他們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來倡導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並不困難。」（見《自上而下的革命_蘇維埃制度的終結》大衛·科茨和弗雷德·威爾 (1997)，第6頁）
克里斯托弗·亞瑟教授認為，在馬克思的異化論中，共產主義運動被描述為私有財產的“否定的否定”，因為私有財產的勞動將私有財產設定為其異化的自我，然後否定這種否定。顯然，如果我們預設資本已經存在，那麼我們就將其歷史起源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擱置一旁。我們所做的是指出它處於一種與其自身邏輯前提倒置的邏輯關係中。作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它在邏輯上以簡單的商品流通為前提，但“顛倒”了從中推導出來的“財產法則”，即商品必須由其所有者自己的勞動生產。 因此，它代表著對直接生產者與勞動對象的統一的否定。因此從邏輯上講，這個“否定的否定”是隱含的。在這個程度上，將共產主義運動描述為“否定的否定”有助於我們概念化結構及其轉變。但馬克思這種推翻資本主義的方式是大有問題的。（詳細，請看拙文理性的狡猾、黑格爾、辯證法、「看不見的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真相─深度政經分析（20））
換句話說，不論毛主席的動機為何？他的目的（陽謀）是要建立集體土地的新中國，而以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打擊或消滅所有反對派。如此之文革的陽謀論比陰謀論更貼近歷史事實，也在某程度回答了上述麥克法夸爾教授所想瞭解的：「毛澤東為什麼決心將他努力創造的政權摧毀並重建一個政權。」
李澤厚教授解釋到：「鬥爭哲學（”以階級鬥爭為綱”）、道德主義（”鬥私批修”）、民粹主義（”向貧下中農學習”）成為思想特徵，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高峰。廣大幹部和知識份子在道德主義下屈從。」《中國思想史論，上、中；下》李澤厚（1999），第826頁）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要從計劃經濟轉軌市場經濟時，並沒有採取休克療法─即快速放鬆價格與貨幣管制，及大規模公有資產的私有化。而土地的產權是私有或公有，牽涉到民主、專制、文化、價值觀、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改革開放，債務陷阱，因此造就了中國八縱八橫的高鐵網絡與美國至今無法成功土地徵收建立一條高鐵。請看拙文中國真的陷入債務陷阱的金融危機？中國造成斯里蘭卡的一帶一路債務陷阱？─深度政經分析（8）有詳盡的分析。
（3）文革讓西方理解圍棋的戰略博奕技高一籌：
現代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任何組織的形成、管理、或支配均建構於某種特定的權威（或權力）之上，能夠消除混亂、帶來秩序、及實現組織的目標。權力（power）是影響及控制別人行為的能力，也是政治鬥爭的結果─即政治不是職業摔角，也不是賽馬。而是決定如何使用權力的過程。（見喬姆斯基的教訓）
德國哲學家尼采的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可以區分「家庭之愛」與民族主義，如魯道夫・洛克所說：「『家庭之愛』與”權力意志”毫無瓜葛，更無關空洞和危險的民族優越感，因為民族主義最強烈的特徵之一就是“權力意志”，而『家庭之愛』卻是自然流露的情感。」（見《民族主義與文化》（1933）第168頁）
西方權力鬥爭的原型是國際象棋博奕，國際象棋類似中國象棋有國王（帥、將）、皇后（車）、兵卒等棋子，也有相同的最高戰略─即「吃掉」（消滅）對方棋子，以擒賊擒王（帥、將）。但圍棋最高戰略卻並非「吃掉」對手，而是圍點打援的困住對手。例如，毛主席與三上三下鄧小平驚心動魄的文革交鋒，若是毛主席當初一口氣「吃掉」（消滅）鄧小平，還會有日後舉世無雙的改革開放嗎？
美國因文革研究才驚覺圍棋的戰略博奕技高一籌，於是大力以人工智慧（AI）研究圍棋。例如，美國哈佛大學的約翰·F·甘迺迪政府學院的艾利森教授的〈偉大的科技競爭：21世紀的中國與美國〉中說：「在2017 年谷歌的DeepMind的 AlphaGo Master擊敗圍棋世界冠軍柯潔。8個月後，騰訊的絕藝讓兩子擊敗了柯潔。」（詳細，請看拙文中美博奕大戰略之中美尖端高科技爭霸的真相─科技與智慧（36））
（4）文革與中國的犬儒主義（Cynicism）：
英國《金融時報》的愛德華•盧斯2020/12/10日報導：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霍夫施塔特寫道：「偏執（筆者按：把別人任何舉動都視為陰謀）的頭腦把這個世界看作是一場善與惡的鬥爭。任何不徹底的勝利都只會加深這種偏執，即使是部分的成功，也會讓他產生與最初時同樣的無力感。這反過來只會強化他對敵人巨大和可怕性的認知。」（見（美國政治中的偏執）（霍夫夫施塔特 ）(1964)）
愛德華•盧斯並寫道：「以如今的美國為例，這個敵人就是與全球主義勢力結盟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陰謀論者（毫無根據地）認為，「深層政府」為喬•拜登(Joe Biden)操縱了總統選舉。問題是，這種偏執是會逐漸變成極為分散的怨氣，還是會形成一股有破壞力的政治力量。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共和黨選民都是偏執狂。」（見要治癒美國的偏執風格並非易事）
民主美國底下令知識分子憂心的是偏執狂，而是中國威權主義底下令知識分子憂心的是犬儒主義者。犬儒主義者根本上不信任別人的動機，排斥任何有野心、欲望、貪婪、經濟物質主義、及有目標導向的人，並拒絕財富、權力和榮譽勳章。他們是古時的竹林七賢，現在的是躺平族。
犬儒主義者的大行其道，是文革的遺產（legacy）；文革極端反智的仇視知識分子，將其貶為黑九類（地、富、反、壞、右、叛、特、走、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末的臭老九。若非將其「吃掉」（消滅），就是將其扣帽子的鬥倒鬥臭，這種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即指當下對言論自由的阻嚇作用─嚴重的影響有中國情懷的諾獎得主科斯之思想市場在中國發酵。（張維迎：沒有思想市場，世界會怎麼樣？）
科斯在其1974的論文〈商品市場和思想市場〉中，學術上第一次定義思想市場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活動（行為）所規定的：「言論、新聞、宗教和集會自由是憲法權利。然而，法院已經認識到，與行使這些權利相關的活動可能會受到合理監管，以保護公園資源。進行第一修正案活動（行為）的特殊使用許可證的必要性取決於團體規模。」換句話說，科斯的思想市場的原始定義就是「言論、新聞、宗教和集會自由是憲法權利」還沒有新制度經濟學的市場、企業邊界、交易成本、組織成本之成分，勉強有些許「合理監管」影子。
對於民主體制， 科斯就寫道：「民主化（抑或非民主化）吸引了當今政治辯論的大部分注意力，但開放的思想市場才是政治體制運行的關鍵所在，無論該體制是否民主的。當今世界有著眾多的民主國家，不是每一個民主社會都有真正理性的思想交鋒，與此同時，歷史上也有數個成為新思想大熔爐的非民主社會。」（《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 》（英）科斯，王寧著（2013）第259─260頁）
新政治經濟學即研究現實社會中，政治─如威權主義或民主體制─與經濟的交互影響，於是，思想市場、美國民主，中國威權主義、官僚理論、尋租理論（腐敗）、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中國崛起、美國霸權等課題，在新政經濟學的視野下都必須重新評估其正確與否。（見張維迎與林毅夫：中國語境下的是非曲直）
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政界、學界、企業界有識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國家這一基本共識的基礎之上，開始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國經濟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國際上，中國已經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於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於社會背景和價值觀上的差異，往往對於這些矛盾的由來作出了不同的解讀，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突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於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係民族命運的大問題。防止這種悲劇的關鍵，在於具有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們採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討論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見吳敬璉：“左”“右”極端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
美國知名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所說的：「說真話和揭露謊言是知識分子的責任。」換句話說，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擺脫文革的寒蟬效應，揭露中西方學術理論的缺失與謊言，讓非專業的知識分子提升知識，可以獨立思考判斷。希望拙文中國威權主義優於美國民主，見證了中國崛起往上升美國霸權走下坡─深度政經分析（6）能讓知識分子邁出克盡責任的一步。
結論：
文革的真相不應僅限於麥克法夸爾教授之陰謀論。中國應改善文革遺產的犬儒主義。中國知識分子應揭露中西方學術理論的缺失與謊言，提升知識分子的知識水平，以利獨立思考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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