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禮拜我一歲半的兒子正在進行幼兒園的「緩衝入學」程序。第一天，孩子先和一位家長到幼兒園參觀，和老師、小朋友玩15分鐘。第二天，老師來家裡和孩子一起玩一個小時，並留下幾張教職員的護貝照片，讓孩子在家可以翻看，熟悉幼稚園裡的工作人員。第三天，孩子和一位家長去幼兒園玩一個小時，但是家長只能坐在特定的角落，盡量不和自己的小孩互動，讓小孩按自己的步調孰悉環境，這樣的模式每天視情況拉長時間，直到孩子能安心融入學校生活。
瑞典的育兒假一共是18個月。因為產後休養和哺乳等實際考量，大部分的媽媽會在孩子出生後先請9∼15個月的育兒假，然後輪到爸爸請假在家帶3~9個月的小孩，等爸爸也要開始工作，小孩就必須上幼兒園了。所以這個入學程序常常是由剛放完育兒假的爸爸們負責。
在幼兒園的前兩天，孩子多是巴著爸爸，只想和爸爸坐在一起玩，但是隨著時間拉長，孩子以爸爸為圓心，離開爸爸的距離越來越遠，開始探索其他的房間，加入其他的小孩，最後爸爸可能幾乎見不到孩子的影子。
當時機成熟，老師會讓爸爸和小孩做「揮手演練」，爸爸在校門假裝和小孩揮手說掰掰，然後站在門外等候，只要老師一通電話，就立刻回到小孩身邊。過了幾天以後，「揮手演練」的時間越來越長，爸爸可以到附近坐下來喝杯咖啡，甚至回家待機。
最後，來到孩子正式入學那天，瑞典爸爸們雖然經過多次演練，但第一次真的和孩子揮手道別時，往往還是忍不住紅了眼眶，想打電話給老婆尋求一些慰藉。原來這個入學程序不只是對孩子，對父母也是一種溫柔的緩衝。
孩子們一路成長， 對父母來說就是一連串放手的演練。初來瑞典時，看到瑞典父母在小孩一兩歲時就送他們上幼稚園，我想，瑞典的家長真是捨得啊！那時又怎麼想得到，瑞典爸媽和孩子們第一次分離的過程，是如此「拖泥帶水」、離情依依。孩子們在幼教機構精心營造的環境下，一點一滴適應爸媽以外的世界；另一方面，爸媽能以「緩衝入學」為理由，理直氣壯地和公司請假。這個不疾不徐的步調，可以說是來自整個社會的溫柔。
有天早上我的工作有點空閒，就代替先生去體驗了一下緩衝入學。而我從在幼兒園坐下的那一刻開始，就沒再看到兒子的影子。枯坐半天，我站起來去偷看兒子在幹嘛，只見他和一群孩子在水槽邊玩水。又過了一陣子，老師帶著濕透的兒子過來，說緩衝入學前幾天，更換衣服這類日常親密互動還是由父母來做，會讓孩子更有安全感。我幫兒子換上衣服，剛換好他就一溜煙地跑走了。
我一個人百般聊賴地坐在角落，觀察著孩子和老師的互動。瑞典的幼稚園裡通常是三位老師帶八個孩子。幼小的孩子們不太會表達，也不知道怎麼跟其他孩子一起玩，所以在自由時間馬上就會衝突不斷。我看著老師們一次又一次地調解衝突，在一貫的溫和耐心當中，也帶著一種源於專業的冷靜淡然，和父母親的教養又別具一格。
以前瑞典的幼保老師被叫做「小姐」（fröken），是一個低門檻低薪資的工作，但是現在他們被叫做「學前教育老師」（pedagog），必須接受五年高等教育，收入也屬中產階層。他們比所有父母都熟知學齡前幼童的心智發展，不同幼兒園也有各自遵循的教育理念，供家長選擇。
我環視周遭，想到瑞典提供了這一切硬體設施和軟體資源，就是為了讓我和所有媽媽們都能好好回去工作，仍然有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性別平權的實踐派
托育服務的存在，讓父母能在有小孩的情況下持續工作，而其中最主要的目的，更是為了讓傳統上負責生養的母親們能儘快回到職場，這個政策意圖顛覆的性別傳統根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時代。
男女之間因為生理機能區別而造成的傳統分工模式，早於任何歷史紀錄。在沒有避孕知識的漫長歲月，女性隨時都要面對孕育功能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並承擔所有後果，這讓她們往往必須依賴他人才能維生。在這個脈絡下，女性也「順便」接手了所有其他的居家照顧職責，構成男女一外一內、一強一弱、一陽一陰的二元體系。
近代避孕技術的發展，在女性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是萬年來第一次女性能夠稍微掌握自己的身體。直到現代醫學的進步，再加上工業革命帶來勞動模式的轉變，史上第一波女性運動的時機才終於成熟。
西方第一波女性運動的最大訴求，在於提倡女性公民權和經濟權，推動女性全面參與投票以及有薪勞動。因為醫學和科技的發展，那時的女性主義者對未來信心滿滿，認為性別之間的所有的生理差異都應該被忽視抹滅，不管男性女性，所有人都應該被視為中性、一樣的人。
1970年代，第二波女性解放運動以西蒙波娃為始，開始了一連串更深刻的性別理論辯證，自此也越來越多學者承認「男女有別」這項事實，然而男女的先天差異和後天區別應該怎樣被看待和處理才能達到平等，又有各種不同的精彩詮釋。
我在瑞典大學上女性主義課程的時候，發現在課程上讀的，幾乎都是法語系和美國學者的學說，北歐女性主義學者在學術思想上並沒有留下特殊成就。不過，北歐國家可以說是最積極把各種女性主義付諸於實行的「實踐派」。在學術的殿堂上，深奧的女性研究學說包羅萬象，各種學說出發點都不同，甚至互相針鋒相對。而不管是哪一種論述，我在北歐的日常生活和公共政策中，都能找到某種實行的形式。
每生一個孩子，女性的有薪勞動就會面臨多年的停滯或干擾，對家庭的經濟依賴就也會越深。瑞典致力推行的育兒假以及托育服務，可以把這個影響降到最低。當女性不再被生育功能長期束縛在家中，突然間，似乎也沒有讓女性包下所有其他居家職務的理由了。
然而讓女性全面參與勞動市場，就是性別平權的終極目的嗎？
除了勞參率，女性的經濟參與還面臨著許多挑戰。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看到男女在職種分佈上很不平均，從居家照顧延伸出來的低薪服務業，仍然以女性佔絕大多數，另外科技業等高端產業則以男性為主。對於這一點，瑞典一邊提升幼保和護理等職種的技術質量、專業形象和收入，一方面也從教育面去思考。比方說，「女生數學不好」這種普遍想法的根源，是因為男女腦部構造和潛力真的不同，還是因為近代的玩具、童書無論在設計和市場銷售上，都男孩女孩涇渭分明呢？男生從小更容易接觸邏輯、科學性質的玩具和遊戲，女孩則往往得到玩偶和娃娃屋。到底是男女孩興趣不同導致極端化的銷售手法？亦或是極端化的銷售手法強化了男女孩興趣的不同？性別的社會化，往往是雞生蛋蛋生雞的難解謎題。
瑞典從八零年代開始禁止以孩童為對象的廣告，其中避免性別導向的銷售手法就是一個很大的考量。另外許多玩具公司如樂高，也盡力平衡男女市場。我先生有個教數學的女同事，她在瑞典教育部贊助下，致力於設計更能吸引女孩們的數學遊戲和教具，並經營一個以女孩為對象的數學俱樂部。看到她把教具漆成粉紅色，教室裡擺滿娃娃，很多人批評她套用、鞏固了性別偏見，但她只是默默實踐她信念，也確實吸引了許多有數學潛力的女孩。
自然定律只發生在完美狀態中，現實中的演算，往往要加入各種複雜的變項。在社會中，推動平權價值也存在著許多錯綜的變項和催化劑，雖然目標是一致的，但總有數不清的路徑。北歐政府喜歡問：「好，那我們現在該做什麼？」嘴上互相辯證批評的同時，雙手也從來沒停過，在持續的試行錯誤中，摸索出當下最佳的模式。
台灣的社會資源也許沒有瑞典那麼雄厚，但千里之行始於腳下一步。在一片性別議題的爭論之中，也別忘了隨時彎下身，細細丈量和檢視在公私領域中，我們確實前進的步伐。
封面圖片來源：sweden
